[摘 要]《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