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南唐统治区内共计有20个产茶州府，其中5个为唐代所无。
吴越：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之州有：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共8个州，关于其在吴越的情况，现分别考述如下：
湖州，这里在唐代是著名的茶乡，顾渚之紫笋在当时名扬全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这里仍然是 重要的茶产区，乐史记载说湖州土产：紫笋茶。可见直到宋初，顾渚之紫笋茶仍然被列入全 国名茶之列。所谓顾渚，山墟名，位于长兴县城西北30里。［10］卷94《江南东道六• 湖州》直到两宋时期，这里仍然是重要的茶叶产区。
杭州，关于杭州的产茶情况，《茶谱》曰：茶生“杭州临安、于潜二县，生天目山者，与舒 州同。”天目山在于潜县境内，“上有两池，若左右目，名天目也”。［10］卷93《江 南东道五•杭州》是浙西重要茶产区。此外，杭州境内的余杭、钱塘二县，也是重要的茶 产区，其 中钱塘茶主要产在天竺、灵隐二寺周围。
睦州，在唐代睦州之茶主要产在桐庐县山谷之中。《太平寰宇记》卷95《江南东道七•睦州 》说：睦州土产有鸠坑团茶。这种茶叶早在唐代时就已是名扬全国的名品，说明直到宋初依 然如此，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茶产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苏州，在唐代这里的茶叶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不上湖州与常州，在吴越统治时期，苏州 茶的品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太平寰宇记》卷91《江南东道三•苏州》记载说：“山出 美茶，岁为入贡”。这里所说的“山”，指洞庭山。在唐代苏州之茶也主要产于这里，但是 陆羽却把其列为浙西诸州所产茶中的最下等，乐史说洞庭茶是贡品，只能说明这里的茶叶质 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越州，在唐代越州余姚县瀑布岭出产的仙茗茶非常有名，从《太平寰宇记》卷96《江南东道 八•越州》条的记载来看，直到宋初，越州并没有开发出新的茶叶品种。至北宋中期，越州 才出现新品——日铸茶，被誉为草茶第一。［24］卷1日铸茶指产于今绍兴日铸山中 的茶叶。明州，这里出产的茶叶被陆羽列在了越州之后，吴越统治时期未见新品出现，至北宋时明州 产片茶、散茶，是当时浙东重要的茶产区之一。
婺州，在唐代婺州的名品是东白茶，吴越统治时期的情况不详，至北宋时这里与越州一样 均产片茶、散茶，并成为实行榷茶的地区之一。
台州，在唐代这里就无名品出现，经五代至北宋时期，情况没有大的变化，所产者均为常 品。
南平：南平为十国中疆土最小的政权，仅辖江陵府、归州、峡州等3个州府，这3个州府在唐 代均产茶叶，在五代十国时期依然如故，没有大的变化。
江陵府，宋朝改为荆州，在唐代其茶叶主要出产于江陵县的山谷之中，其名茶号南木。 ［17］卷下五代十国时期，除了江陵县外，松滋县出产茶叶，有茶饼、茶芽之别。［ 10］卷146《山南东道五•荆州》其统治者多次向中原王朝贡茶，所贡茶叶多取自这里， 直到北宋时期，这里的茶叶仍是贡品。
归州，在唐代这里的茶叶也是贡品，五代及北宋初年，这里盛产白茶。［10］卷148 《山南东道七•归州》
峡州，在唐代峡州所辖的5个县中，有3个都产茶叶，即远安、夷陵、宜都3县，而且品质颇 佳，陆羽列其为山南诸州中的最上品，名茶有碧涧、明月、芳涩、茱萸等。［25］卷 下《八之出》至五代、北宋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太平寰宇记》卷147《山南东道六 •峡州》 记其土产为茶。
楚国：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州府是：衡州、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溪州、岳州、象州 等8个州府，现分别介绍如下：
衡州，这里是著名的产茶区，所辖茶陵县以盛产茶叶而得名[注：见《太平御览》卷171 载 ：“《图经》曰：茶陵县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在唐代这里所造之茶品名曰 衡山［17］卷下，《茶谱》曰：“衡州之衡山，封州之西乡茶，研膏为之，皆片团如 月。”［26］卷上之1引陆羽《茶经》卷下将衡州列为下品，当是这里研膏茶尚未问 世前的状况，自从唐后期出现的衡山研膏茶后，直到五代、北宋时期一直相沿未变。
思州，在唐代见于陆羽《茶经》之记载，这一地区五代时隶属于楚国，乐史之书记载说其土 产为茶［10］卷122《江南西道二十•思州》，说明其茶叶生产在五代时期仍在继续 。
播州，五代时称大播州，关于其产茶情况，乐史说其出产生黄茶。［10］卷121《江南 西道十九•播州》这是五代及北宋初年其茶叶生产情况的反映。有一点需要指出，即播州 即使在茶叶生产比较繁荣的宋代，它的茶产量也是极为有限的，不是重要的茶产区。
费州，其在唐代产茶情况见于《茶经》一书，五代十国时期的生产情况不详，很可能与其 产量低下且无名品出现有关，不为人们所重视，故未加以记载。
夷州，关于其在唐代的产茶情况仅见于《茶经》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21《江南西道 十九•夷州》记其土产为茶，说明其在五代时仍然继续产茶。
溪州，《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记其土贡为：丹沙、犀角、茶芽。《太平寰宇记》未记 溪州的产茶情况，宋代文献也极少记载，当是其茶产不丰的缘故，故不为世人所重视。
岳州，这里早在唐代就已出产了名茶含膏，至北宋时这里出产片茶、散茶，而含膏茶不再见 于记载，很可能南唐统治时期就已不产了。
象州，地处岭南，隶属于楚国，楚国灭亡，为南汉所夺得。象州产茶见于陆羽《茶经》，五 代时期继续生产茶叶，但由于产量有限，所以直到北宋统治时期，象州之茶也不在政府的专 榷范围之内。
五代时期的楚国除了以上数州产茶外，还有3州也产茶叶，但却在唐代不见于记载，故应 视为后来新增的产茶区。
潭州，五代时称长沙府，是楚国的都城之所在。《宋大诏令集》卷183《赐潭州造茶人户敕 榜》曰：“敕：潭州管内造茶人等，逐年所行造纳官湖南独行号大方茶。近拟本州般到开宝 五年、六年独号茶斤稍重，与自前入纳木卷模轻重不同 ，……宜令本州自今并依旧木卷模制造茶货”云云。这 是宋太祖时有关潭州造茶情况的一道敕令，从其所述内容来看，潭州所造大方茶由来已久， 并非始于北宋，当是自五代时期以来这里就已经开始造茶了。
朗州，其产茶情况不见于唐代，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朗州献茶二万斤，宰臣、枢 密、宣徽内诸司使、禁军将校、诸藩镇皆进奉，贺皇子嘉礼”。［27］卷169《帝王部 •纳贡献》此时，楚国已经被南唐灭亡，朗州为马楚旧将刘言所据，与南唐对峙，故向中 原王朝进贡以求其庇护，其所贡茶叶当为本州所产。
桂州，据《太宗皇帝实录》卷26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诏：“桂州管内先配民岁市 沙糖及茶园久荒，吏岁征其课，……并除之。”［28］卷26桂州原属楚国，楚国亡后 ，隶属于 南汉。南汉灭亡于开宝四年（971），距太平兴国八年，仅12年时间，因此这里所说的茶园 久荒仍征其课，只能说明北宋继续了南汉统治时期的这一政策，直到此时才宣布废去。从 而也证明桂州境内是有茶园分布的，此次废去的只是向已经荒芜的茶园继续征收茶课的弊政 ，并不是说桂州的茶园全部荒芜了。桂州产茶当不自南汉统治时期始，应该早在楚国统治时 期就已经开始了。
综上所述，楚国产茶区原在8个州府，五代时新增3个，共计11个州府。
南汉：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的州府是：韶州、广州、循州、容州等，共4州之地。南汉时新 增邕州、封州，下面分别予以考述：
韶州，其在唐代产茶见于《茶经》，但是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五代、两宋时期其茶产量极 少，且无名品出现，关于其生产情况极少见于记载，也未在这里实行茶叶专榷政策。
广州，有关其在唐代的生产情况已见前述，五代时期南汉统治者曾向中原王朝贡献过茶叶， 史载：后梁乾化“二年四月，……是月，客省引进使韦坚使广州回，以银茶上献，其估凡五 百余万。”［27］卷197《闰位部•纳贡献》这是指后梁使者出使南汉返回后，南汉 政府通过 其向后梁朝廷进献银茶。不过广州产茶之地比较狭窄，产量有限，直到宋代也没有发展起来 。
循州，南汉统治时期改称为惠州，宋代又复称循州。其茶叶生产自从开始以来，至五代十国 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促进了茶文化的兴起。《广东通志》卷51《风俗志•惠州府》 摘引宋人苏轼的话说：“岭外惟惠俗喜斗茶”。可见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从而促使惠州兴 盛斗茶之风。不过惠州的茶产量极为有限，直到南宋绍兴末年，广东南雄、循州岁“产茶” 仅2 600余斤。［12］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这是指商人每年凭茶引所买茶的数 量，与其他地区动辄数十万斤的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容州，《太平寰宇记》卷167《岭南道十一•容州》载：“《茶经》云：容州黄家洞有竹茶 ，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今本《茶经》只字未记容州的产茶情况，颇疑上述《茶 经》之“经”字为“谱”字之误。宋代未在容州实行榷茶政策，这说明容州茶叶产量较少， 因此没有实行这一政策的必要。
邕州，乐史记载说：邕州上林县都茗山，“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 10］卷166《岭南道十•建武军》可见这里也是当时的茶产区之一。后世遂将都茗山改为 茶山，清代所修的《广西通志》卷17《山川志•思恩府上林县》载：“茶山在上林乡，产茶 味佳，《寰宇记》谓之都茗山。”
封州，这是南汉统治时期新增的产茶州区，《茶谱》记载说：“封州之西乡茶，研膏为之， 皆片团如月。”［26］卷上之1引上引乐史也记载其出产：“春紫笋茶、夏紫笋茶” 。［10］卷164《岭南道八•封州》说明五代及北宋初年这里已经开始生产茶叶了。
这样在南汉统治期间，其产茶之州计有6个，如果再把其后期占据的原楚国岭南之地象州、 桂州算上，则其产茶之州总计为8个。
闽国：在唐代这一地区的产茶之州只有福、建两州，五代十国时期，相继又增加了南剑州 、漳州、汀州、泉州等，遂使这里的产茶州达到了6个之多。
福州，在唐代的产茶情况见于《茶经》一书，同时也是贡茶之州，《唐国史补》卷下说：“ 福州有方山之露牙”，亦当时之名茶也。宋人说：“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杨文公《 谈苑》云：‘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江左近日，方有腊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 过五六万斤。’”［29］卷9《地理•北苑茶》据此来看，似乎腊面茶自南唐夺取建 州后方才 创造的，此前并无此类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早在唐朝末年福建就开始生产腊面茶。唐 哀帝天二年（905）六月颁敕曰：“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 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腊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 30］卷20下《唐哀帝纪》便是明证。此后，在王氏统治福建时期，仍然继续生产这种茶叶 ，从其向 中原王朝的贡品即可证明这一点。如天福三年（938）十月，晋高祖派遣东上阁门副使张琼 祚押“福建进来牙一株、犀三株、玳瑁三十斤、银盆四口、腊面茶三十斤、香药二百斤，往 魏府赐杨光远”。［27］卷179《帝王部•姑息四》晋出帝天福七年(942)，王延羲进 贡了大批 财物，其中有腊面茶200斤、大茶5 000斤。［27］卷169《帝王部•纳贡献》这 一切都发生 在南唐夺取建州创造北苑茶前。不过以上这些福建腊面茶没有明确记载到底产于何州？《十 国春秋》卷91《闽嗣王王延翰世家》载：通文二年（937），“是时，国人贡建州茶膏，制 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似乎腊面茶仅见于建州。但是宋人熊蕃所撰的 《宣和北苑贡茶录》却说：“伪蜀词臣毛文锡作《茶谱》亦第言建有紫笋，而腊面乃产于福 。”这就说明不仅建州能制腊面茶，福州在五代时也开始焙制腊面茶了。另据《茶谱》载： “福州木百岩极佳。”［15］卷21《饮食类》引 可知木百岩茶亦为其所出佳品。乐史也记载说：福州土 产为茶。［10］卷100《江南东道十二•福州》这一切都说明福州的茶叶生产在五代 十国时期发展较快。
建州，建州早在唐代就已盛产茶叶，但是其大发展时期却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夺取建州 后，据沈括记载：“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 苑，置使领之。”［16］卷25《杂志二》然《补笔谈》卷1却说：“余因读《李后主 文集》有 《北苑诗》及《文苑纪》，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 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 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且不论哪种说法准确，南唐占据建州后，利用当地优质的 茶叶，创制名品，遂使建茶名扬天下，却是大多数人公认的事实。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 能改斋漫录》卷15《方物•茶品》载：“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 茶。其后始为饼样，贯其中，故谓之一串。……以此知建茶以腊面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 ”[注：按：常衮死于建中四年，并未活到贞元中，且其任过福建观察使，没有任过建 州刺史，故关于其造膏茶的记载极不可靠，但上引之书所说的唐末建州已有腊面茶，却是可信的。]《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十三•建州》载：“《茶经》云：‘建州方山之芽及 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极治头疾，江东人多味之’。”按今本《茶经》无此语 ，陆羽也没有到过福建，颇疑这段话来自毛文锡的《茶谱》。另据《太平寰宇记》卷100《 江南东道十二•南剑州》条记载：“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腊面、骨子、山梃、银子（字 ）”。按：南剑州即南唐所置建州的改名，乐史所记载的这6种名茶均为南唐时所创制，统 称为北苑茶。至宋代又创制了大小龙团茶，遂成为不可多得的名品，所谓“自建茶出，天下 所产皆不复可数”。［13］后集卷30《咏茶门》另有资料说明建州的武夷山在唐末五 代时也产 腊面茶，徐夤的《尚书惠腊面茶》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 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沈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 山泉。”［31］卷708徐夤，莆田人，唐末进士，授秘书省正字，长期在王审知手下 任职，后弃官归隐。从其诗句内容来看，至迟王闽统治时期，武夷山已开始出产腊面茶了。
漳州，这里在唐代是否产茶未见于记载，乐史记载说，当地土产为腊茶。［10］卷102 《江南东道十四•漳州》这就说明自五代至宋初漳州已经有了茶叶生产，但其规模却比较 有限，直到南宋时期仍远远落后于福、建二州。
汀州，这一地区在唐代也未见有茶叶生产，《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汀州》 条载：土产：茶。说明其茶叶生产始于五代时期，至宋代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在这 里实行榷茶法。
泉州，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先后占据了漳、泉二州，改漳州为南州。北宋相继统一 南方诸国后，“（陈）洪进大惧，遣牙将魏仁洛间道奉表纳款，贡白金千两、乳香、茶叶皆 万计”。［32］卷93《陈洪进传》前面已经论到漳州的茶叶产量极为有限，因此颇疑 泉州此时也开始产茶。
三、 小 结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的产茶之州共计56个，五代十国时期增加到77个州，净增了21个州，比 唐代增加了近38％。这是目前所能掌握的有关唐五代时期茶叶产区的最新数据。五代十国时 期虽然是分裂割据的所谓“乱世”，但由于各国为了能够生存，不得不重视发展生产，以增 加财政收入。茶叶生产作为一个新型产业，理所当然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重视，以征收茶税充 作军费。自唐代以来，饮茶之风在全国普遍盛行，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 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0］卷720李珏《 论王播增 榷茶疏》致使茶叶消费量大增，为了获得巨额茶利，也使得南方各产茶国更加重视扩大茶叶 生产。这一历史时期茶叶得以发展的另一原因是，随着人口的频繁迁徙，茶叶生产技术得以 传播和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如王潮、王审知兄弟自茶叶老产区光 州率当地吏民5 000余人，辗转迁徙到福建，带来了当地的茶叶生产技术，使得福建地 区的茶 叶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清人刘家谋说：“吾闻半岩茶，不让天池美。忠懿昔开闽，罪人 谪居此。取供香积厨，种植劳未已。”诗中所提到的“忠懿”，即指忠懿王王审知，说明福 建鼓山县半岩茶是在王审知统治时期才发展起来的，而这些谪居的罪人中，有不少就是种茶 能手。
五代十国时期茶叶生产及产区的扩大，为两宋时期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 该予以充分地肯定。但是也要指出，这些新扩大的茶叶产区中，某些地区生产规模还非常有 限，产量不高，入宋以后政府不在一些地区实行榷茶政策，除了政治因素外，茶叶产量低下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贾大泉. 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J］. 天府新论, 1987(4): 56-61.
［2］ 徐晓望. 唐末五代福建茶业考［J］. 福建茶叶, 1991(1): 38-42.
［3］ 方健. 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2) : 71-85.
［4］ 杜文玉. 五代茶叶生产与贸易［J］. 渭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1):75-82 .
［5］ 广东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上海：中华书局，1934.
［7］ 四川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苏辙. 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乐史.太平寰宇记［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7.
［11］ 彭大翼. 山堂肆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 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 阮阅. 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4］ 曹学佺. 蜀中广记［M］.四库全书文 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 陈元龙. 格致镜原［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 胡道静. 梦溪笔谈校证 ［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6.
［17］ 李肇. 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18］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9］ 湖广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1］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 江西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 欧阳修. 归田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25］ 张芳赐,等. 茶经浅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26］ 陆廷灿. 续茶经［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7］ 王钦若. 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8］ 钱若水. 太宗皇帝实录［M］.四部丛刊初编本.
［29］ 吴曾. 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0］ 刘,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1］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2］ 吴任臣. 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