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泛俗化。当代偶像的另外一个特点可以用泛俗化来概括。在后现代社会，一切均 处于解构之中。在各种高科技手段与商业模式下制作和包装出来的视觉上完美无缺的偶像们 ，逐渐让人产生反感；而以相反的形式出现的人物或现象，迅速赢得一些人的青 睐。不管是“芙蓉姐姐”还是“菊花姐姐”，无不是商业化包装的产物。在市场化成熟到连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精心策划的今天，这些没有包装而又略显另类的人物能在一夜之间 俘虏一些人的心，这正预示着一些人已经出现了反偶像、反名人的情结。况且，在审美日常 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形势下，一切均在向凡朴甚至庸常中进行。还有，如果说前现代 社会依靠“神”示在指导社会生活，现代社会依靠智者来指导社会生活，那么在后现代社会 则是自己在指导社会生活。也因此，体现在偶像问题上就是泛俗化。它既可以体现为平凡普 通的百姓在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而成为偶像，亦可以是超凡脱俗的神圣之 物因其所具有的“神”性而成为偶像，但此二者均需在朴凡大众中找到情感或价值的对应点 ，将其“特质”或“神”性播撒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成为偶像。所以，偶像所具有 的“神圣”性或“神圣”化，依然具有某些泛俗的性质。
第三，媒介化。当代偶像很难与大众传媒脱离关系，无论何种偶像均与大众传媒的推波 助澜、鼎力推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生产性偶像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 观的载体，大众传媒对其的推荐不遗余力，那么消费性偶像的产生更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 ，即便是传统的传播媒介在推荐过程中有些懈怠，网络媒体也会因其所具有的开放与交互性 在偶像的自我制造中勇拔头筹。如2004年底到2005年初，“芙蓉姐姐”在北京大学的BBS上 将自己炮制为众多人士的超级偶像。 一时间，“芙蓉哥哥”、“芙蓉妹妹”甚至“芙蓉阿姨”成捆扎堆地出现在网络媒体上。与 其他偶像生成不同，“芙蓉们”利用网络媒体自成偶像，真可谓是民间偶像制造的完美的经 典案例。可见，当代偶像的制造与消费均与媒介关系密切，没有媒介的鼎力推举，没有主动 靠近媒体的勇气，没有利用媒体的成熟手段，偶像的产生虽有可能，但必然会倒退为极为原 始的阶段。当代偶像制造与消费的这三大特点并非彼此剥离，相互间毫无干系，而是彼此粘连与融合为 一体的。
三、 偶像消费的特点及其社会意义
偶像制造的目标与指向就是偶像的消费，即将制成的偶像投放于偶像消费者之中供其“ 享用”。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偶像的消费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偶像的一般性消费，即人们 通 过偶像人物所创造的精神或物质产品，及其所蕴涵的精神特质或人格魅力，对偶像人物 产生的高度认同；其二是偶像的特殊性消费，即在一般性偶像消费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偶像人 物的社会学习与依恋，亦可称之为偶像崇拜。二者的区别既有认同程度上的不同，也有性质 上的不一，但总的可视为偶像消费。在偶像消费中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1. 偶像消费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偶像一词，本身就说明了一种关系性存在，即人或 物经一定程度的人为的“神化”才能成为偶像，在其中“神化”者和被“神化”者高度统一 ，失去彼此，整体也就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依赖、互为 推 动的。但是，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实际距离似乎非常遥远。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和偶像之 间的桥梁与纽带往往是有关偶像的各类商品：唱片、影集、CD、VCD、书籍、挂像、服装等 ，如要与偶像有亲密的接触，就需参加诸如歌友会、歌迷会、签名售书等类似的有意识安排 的集会，否则，要一睹“天颜”就得在偶像经常出没的一定的场所进行围追堵截。当然，在 偶像与消费者之间，更为看重的是其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依赖。消费者对于与偶像有关的物品 的珍视，实际上是将物品视为已沾偶像“神性”或经“神性”点化的非同寻常的物品，通过 对这些物品欣赏、把玩、收藏、消费以表达对偶像复杂的感情。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看 似亲近实则遥远的距离，正是双方都需要的恰当的审美距离。在适当的距离之中，偶像消费 者消费着依照一定的“程序”所制造的可供消费的偶像因子及其载体。
2. 偶像的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浪漫性。对偶像消费者来说，对偶像的消费是一种以人物 为核心或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与依恋。这种社会学习与依恋极具浪漫色彩。虽然，对 生产性偶像的学习与认同往往建立在相对理性化和现实化的基础上，但就特点上来说仍属“ 认同式依恋”。［4］对于消费性偶像的消费，崇拜者往往看重的是偶像的流行性、 情感性等，将 偶像理想 化、绝对化、浪漫化，采取直觉的与情绪化的认知与认同。这种浪漫化的偶像消费，不仅使 偶像本身具有极强的光环效应，也使偶像消费者极易步入自我的迷茫之境。
3. 偶像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痴迷性。偶像消费的亲密性与浪漫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 偶像消费的痴迷性，即在以偶像为价值标杆的社会学习与依恋中，偶像消费者由于低自我信 息，其主体性消失于对偶像的沉迷之中。“一个偶像人物一旦变成了神, 则很容易导致其崇 拜者的盲目和狂热的追逐。其结果,人不但会情迷于偶像人物的外部形象而不得自拔,也很容 易自感渺小无比。”［5］
4. 偶像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感性欲望的非理性特征。在偶像消费中，如果消费者对偶像 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依恋, 被过分地强化或理想化，就会导致追逐者对其偶像想入非非,非理性地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偶像对象的迷恋，甚至在迷恋中充 满了情爱甚至性爱的幻想。正因如此, 某个著名歌星或影星宣布自己结婚 时, 就会使某些歌迷或影迷痛不欲生, 甚至意欲自杀。还有，如果是偶像崇拜者亲眼见过其 崇拜的偶像，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类有关于偶像的档案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甚至是“另 类”的标志之一。他们会不惜代价地参加事关自己偶像的演唱会、新闻发布会、歌迷会等活 动以及购买自己偶像的影碟、CD 、卡带与剧照等物品。这些都是炫耀于“偶像一族”的资 本。可见，无论偶像崇拜是出于浪漫幻想还是满足虚荣心, 其共同点都是实现情感的虚拟性 满足。偶像作为一个幻觉符号、一个“镜像”，能使追逐者在想象中确证自己。偶像消费 者们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偶像的非理性的幻觉里完成着一次次情感虚拟的体验。
偶像消费的这些特点，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偶像本身及其崇拜的社会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偶像的生产、供奉与崇拜起源于人类产生思想意识之后，从远古时 期的图腾、神话人物到对祖先、圣人、英雄人物等的崇敬，以及对当下各类“明星”的追捧 ，偶像融进我们的生存状态与思维意识中，并且发生效应。这样说来，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就 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1. 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人类摆脱生存与发展盲目性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人们对偶像 的崇拜，往往是人类自身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盲目性所导致。一是人类对于不可抗拒的 某些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困惑；二是对于人类社会在发展变化中的一些规律认识的茫然与不知 所措；三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思考不成熟，往往将自我个体生存的当下 性与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理想性相比拟。在一般情况下，将另一维度理想性的人的存在形式 奉为典范、奉为摹本并将其置于“神坛”，然后在对照的过程中实践其理想。所以说，偶像 的制造与崇拜实际上是人类欲通往成熟之路的一种自然追求，是其摆脱生存与发展的盲目性 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人类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助性成长的手段。
2. 偶像制造及其崇拜是人类对于自身理想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情感投射。偶像制造以 及崇拜的实质，似乎是对自我的心理寄托和行为替代载体的迷信，是对崇拜着的象征物、对 象的极端的信仰表现，是一种为“我”所用的信仰与理想具体而微的终极，由“我”赋予这 些象征物或载体某些意义之后，以某种具有个性的、自我的方式相信、追捧并选择效仿。所 以说，偶像制造是人类对于自身理想存在状态追求过程中的一种想象性的假设，并将这种假 设嫁接在一定的“物”和“人”的载体之上；偶像崇拜则是对意义载体的迷信与膜拜。也就 是说，无论在偶像制造还是在偶像崇拜中，人类对自身理想存在状态的追求与向往既是执著 的，同时也是热诚的。
3. 偶像的生产与崇拜的虚拟性情感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神灵”缺席。从神秘的宗 教到变幻莫测的政治，从感人的英雄事迹到有所作为的明星人物……他们曾经出现及正在 活跃于我们的周围， 我们把这些事物或人物赋予“偶像”的地位。所以，偶像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用以填补 其精神领域中某一空白之地的想象性的制造物。人们对偶像的消费或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虚 拟性的情感享受，并以这种享受的满足补白于自我“神灵”的缺席。
4. 偶像的生产与崇拜是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前所述，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 人类摆脱盲目性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对自身理想存在状态的一种感情投射，一种对于自我 “神灵”缺席的补白。由此也可以说，它同时也是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论是人类整 体性的成长，还是每一个个体的成长，既是在物质与精神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自我，同时也 必须在自我认同中建立自我。而自我认同时时刻刻都在与“他者”的对比甚至是对立中完成 的。偶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所制造的“他者”。在对“他者”的崇拜中，人类感知 到自身的渺小与无能。与此同时，偶像，也是人类对自己的崇拜，借助于对偶像的崇拜从而 确立了另一个自己。在偶像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精神性存在。
5. 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作用。偶像本身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物质性是说它以物化的 、现象的或者形式的方式客观存在着，精神性是说在其存在状态以及广延之后被赋予了某种 神秘 的力量，以至令其他个体产生信仰和崇拜，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偶像的精神性具有极大 的社会粘合力，它不仅可以将偶像崇拜者集聚在偶像精神性的光环之下，同时也可以将非偶 像崇拜者吸引至它的麾下。更为难以抵挡的是，偶像的精神性还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自我阐 释能力，既可以将多样的价值观综合在一起，又可以在同一偶像身上找寻到不同的价值期许 。可以说，偶像的精神性是其社会整合作用的动力之源。
四、 在偶像生产与消费中媒体应秉持的社会责任
当代社会的偶像，与其说是偶像自身与大众制造相结合，不如直接 说是媒体的制造。偶像一旦离开媒体，不仅偶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要大打折扣，而且还反映 出偶像生产方式的落后。媒体的深度介入使偶像的生产与消费具有媒介化的特点。与此同时 ，现代传媒创造了太多的偶像，这种偶像制造在某种程度上 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而且是动力强劲的机制。这就使得媒体制造偶像的 结果和影响会远远地涉及社会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的领域，甚至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未 来走向。因此，在偶像时代，甚至是“后偶像时代”，我们的媒体必须一如既往地承担起相 应的社会责任。
1. 对新的偶像生产与消费现象予以理性的引导，以体现现代媒体深切的人文关怀。 在信息时代，林立着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一些大众参 与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人们的“自我表现”欲望空 前膨胀，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故意扮丑或搞怪已成家常便饭。从早期的“木子美”、 “竹影青瞳”、“流氓燕”到现在已经淡出的“芙蓉姐姐”、“菊花姐姐”等，几乎每个人 都打着“表现自我”、“自信”、“平凡人的参与”等旗号，横空出世于大众传媒，特别 是在网络媒体上进行自我炒作。当看到人们为其起哄捧场的时，自以为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于是更拼命地表演，到后来甚至欲罢不能。对于这些偶像，应该说是反偶像，人们倾向于他 们的欢呼只是廉价的快乐与意外的结果，大众对这种偶像的追捧中更多地带有一种消遣的意 味，“偶像”其实只是众人取乐的对象而已。特别应引起重视的是，在狂欢之后，这些反 偶像，最终又走上了炮制偶像的路子，为商业运作所利用，从而成 为商业逻辑下的短命的牺牲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传媒必须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媒体不应只为了提高关注度和经济效益进行煽风点火，而应该对各种新的现象进行理性引 导，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挖掘一切偶像，特别是生产性偶像独特的价值要素，以更好地体现现 代媒体的人文关怀。
2. 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提纯偶像特质以树立时代榜样。 媒体应对当下一些新的偶像 生产与消费现象予以极大的关注，充分发挥其舆论引导功能，对社会大众的偶像崇拜行为进 行理性引导，培育其科学怀疑精神和求真探本精神。为此，媒体要有意识地树立 起时代的榜样，培育榜样精神和榜样崇拜。如中央 电视台从2002—2006年连续5年举办《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先后推出一系列体现 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在这些典型人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时代发展的印记，同时也体味 到这些典型人物所蕴含的既平凡而又高贵的精神品格，这就是偶像特质的提纯。在后偶像 时代，特别是偶像已经出现驳杂化、泛俗化特点的当代，媒体更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 ，让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认识偶像、鉴别偶像，不仅使更多的生产性偶像成为人们 崇拜的对象，还要注意强化人们的批判意识，避免盲目跟随和追捧偶像。
3. 传播具有先进文化价值内涵的偶像，以塑造现代人格。偶像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 说对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偶像，特别是生产性偶像所具有的精神内涵， 有时甚至成为人们“追求的不灭的灯塔”。媒体必须在传播先进文化、正确引导社会文化潮 流方面承担起自身神圣的责任，在偶像的制造与推动偶像消费的过程中，不能惟商业利益是 从，而应把偶像的文化价值 放在首位，以对偶像文化价值内涵的开掘来塑造现代人格。现代传媒中的一 些搞俗、搞怪、搞丑等另类现象或许能红极一时，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可能以俗文化、 怪文化和丑文化作为支撑。只有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先进文化，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 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持久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任何时候，大众传媒都应该承担起传播和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任，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考文献］
［1］ 李欣复．偶像崇拜的多维解读［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1(2)：8-12.
［2］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4］ 岳晓东．青少年明星崇拜与杰出人物崇拜：香港与内地2001年的研究与思考［EB/O L］．2006-24-04.http:∥www.xici.net/b354613/d36851755.htm.
［5］ 岳晓东．青春偶像崇拜透视［EB/OL］．2005-12-09.http:∥zgrdxw.peopledaily. com.cn / gb / paper18/ 5/ class001800006/hwz3026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