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这些新变化、新趋势表明，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能否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其中深藏在科学教育繁荣背后的人文教育危机，是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所暴露出的最大弊端。它制约着创新性人才结构的形成，也限制着富有生命意识的个体潜能的发挥。对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而言，用新的理性人文教育重塑人才培养模式，是步入新世纪的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在建构新的理性人文教育模式中，作为人文学科主干之一的历史学担负着新的特殊使命。
三、历史学的新使命
历史学是总结和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同时也是具有强烈人文教育功能的人文学科。作为“知古鉴今”的学问，历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8]。由于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9]，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科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被纳入高等教育，对历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传承与传播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人们自觉地、有效地遵照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社会实践，批判性地吸收、改造历史文化遗产，科学地认识、预见人类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产生了显著的实践效果。
但是，与百余年来科学主义至上时代的其他学科一样，由于专业分工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被大大地“窄化”了。首先，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论断的曲解，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被按既定的理论切割、组装成教条式的僵化模式，限制了人们对历史规律性、真实性和人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的认识。其次，历史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泛政治化”倾向，窄化了历史本身的丰富内容，使之成为适应现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弱化了史学本身以丰富的文化积累和历史经验弥补人类对现实认识不足的重要“启智”功能。第三，历史学“惩恶扬善”的伦理功能，以及由特定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历史场景所展示的激发人们内在精神的美感，即“历史美”受到严重忽视，历史变成远离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的空洞说教，成为一连串模式的复演、重建，从而丧失最重要的人文底蕴和理解世界的功能。第四，专业内部过细的分工和条块分割，使历史研究的内容日益“碎化”。由于缺乏“通识”，缺乏对域外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认识，大大限制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视野，也使一般的历史教育因过分强调对民族特性的把握，丧失通览全球、融会贯通精神气质的培养。这些与全球整体联系不断加深的趋势和高科技发展对学科更新和人才培养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面对时代发展要求，历史学正处于学科重建的转折时期。当前如何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创造性地发挥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历史学的重要使命。
首先，应服从深化人文教育、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历史学要拓宽教学、研究的内容，把历史上反映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在精神世界对生命现象体验、感悟和超越的内容纳入历史范畴，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相互作用的角度，理解人类文化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发展的规律及其对人类历史演变的作用和影响。通过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和理想追求对历史规律形成的作用，恢复历史学长期被淡化的人文品格，并以此重塑“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突出文化素质在培养高素质一流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吸收年鉴学派整体史观的合理成份，运用“长时段”理论，大尺度地评介历史变迁，引导学生穿越时间隧道，在神游万里、驰骋古今的长周期内把握历史规律，培养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发展观念，在动态中把握和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理解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长时段”地看待历史，要求我们站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境界，从文明进步的角度把握历史。包括从公元前8000年农业的起源，公元前900年至前3世纪为标志的古典文化繁荣的“轴心时代”，都应和近代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视为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了解这些历史联系，可以培养一种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历史感”和历史思维，使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形成较为深邃的远见，并潜移默化为人的内在素质。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指出：“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而不是从人类全部时代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10]342这是对上述见解最具说服力的诠解。
第三，适应学科综合化以及对“通识”人才培养的需求，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中的中外关系史、世界史正在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从历史角度看，实际是历史上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性不断加深的趋势的新发展；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东亚的特定地位，同历史上中外关系的发展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历史联系。这些都需要突破传统的民族中心观的界限，用地区的、全球的观点加以解释。就世界史而论，新的研究已经表明：“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就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11]这种把全球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和撰写全球史的实践，是对传统的、以地域或国别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旧理念的挑战和重要突破，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观和整体思维的新发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中，曾以荷兰历史学家的名言“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10]1来突出全书所反映的这一时代主题，并强调指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10]242，全球历史观是当代历史学的主要特征。20世纪末，全球史(global history)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史学新潮流，跨越地理空间，观察相距万里的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今日的全球性交往日益频繁的经历，已成为最吸引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正是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2000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第19次大会上，已将“全球史”研究确定为大会主题之一。它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历史联系的密切关注，展示了这一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
这些最新的理论思维成果，必将对历史学人才培养新功能的发挥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并且首先使全球观念和全球意识，伴随着世界历史中人类相互依存性的揭示，获得深入理解，成为反映人类类本质、类意识觉醒的共同精神财富。21世纪的人才观是培养通时达变、具有创新精神、全球观念和合作意识的一代新人。人类能否应对诸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南北差距和地区性冲突升级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首先取决于上述综合性人才结构的形成，世界史研究中的新思维和时空观将为新的人才素质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其次，贯穿于全球史研究中的系统方法，将为培养新人才结构的系统思维能力提供新的认识和实践机会。系统方法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应用，“首先要求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进行认识和分析”[2]176，“强调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以及个别人物的活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认识世界历史；并强调对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12]181。这种密切关注历史发展诸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方法，沿用了当代系统科学的概念、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具体问题所阐发的系统思想，对探索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新的变革。成功地运用这一方法，必然会使研究主体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发生新的变化，从而最终达到强化思维能力的目的。第三，全球史所要建构的世界历史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承认不同文明及其载体的存在价值和平等地位，批判和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心论”、“中心观”，主张“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13]。这种旨在摆脱狭隘的“我族中心观”的平等观和开放理念，有助于新的人才结构形成开放的思维方式，能从整体、互动的多因素角度认识和理解事物发展变化深层动因，养成合作、共存、宽容、互利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成为21世纪所需要的具有世界视野、开放精神、能理解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的高素质新型人才。
总之，历史学的新使命，是由历史学本身兼具科学与人文的属性所决定的。恢复历史学的人文品位，开掘历史学新的认知功能，是历史学能否适应新世纪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的关键。历史学科将在何种程度上承担上述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其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的合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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