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置后律》还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死，其寡有遗腹、须遗腹产，乃以律为置爵、户后。(376)”令人吃惊的是，在《罗马十二表法》中竞有完全相似的条文：“十二铜表法第四表第四条：尚在娘胎的小孩可享有合法继承权，小孩如在父亲逝世以后十个月出世，不得享有合法继承权。”这显然是来自古老的习惯。此外，张家山汉简《置后律》：“死毋后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人律□之□主田宅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一人，先用劳久、有(382)□子若主所言吏者。(383)”死毋后以奴婢为继承人。这一法条也有着古老的渊源。原来，在许多国家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影响，奴隶制一般都不会超出家长制奴隶制这一类型。家长制奴隶制与发达奴隶制有明显的不同之点，这因为前身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氏族制的残余。他最初是由养子制度演化而来，故奴主常把奴隶当作家庭成员看待，从奴隶对奴主的称谓上就能看出，如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古真腊的情况是：“人家奴婢，皆买野人以充其役，呼主人为巴驼，呼主母为米：巴驼者，父也，米者，母也。”……奴隶在衣着、饮食方面与主人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后汉书·李善传》：“李善字次孙，南阳洧阳人也，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传文表明如果李元家惟一的继承人惨遭杀害，则符合户绝可由奴婢继承家产的法律规定，也反映出古老的习惯行用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
《二年律令·置后律》的公布，还有助于解决秦汉三国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有学者认为：按照《三国志·吴志》的记载，三国时孙吴豪门地主的劳动队伍还有兵，兵是官兵，私家却可以加以役使。《三国志·吴志》卷6《宗室传》：孙贲死，“子邻嗣。邻年九岁，代领豫章，进封都乡侯”；卷9《吕蒙传》：“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有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卷10《凌统传》：“父操中流矢死。统年十五。左右多称述者。权亦以操死国事，拜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使摄父兵。(统卒)二子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及八九岁，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并”。孙吴诸将领死后其所领的兵，除有罪或无子以外，通常由他的子弟继承率领，甚至“子弟虽小，不可废也”，八九岁的孩子都获得继领父兵的权利。此前最合理的解释是孙吴政权既然建立在江南大族联盟的基础上，便不能不承认世袭领兵制。我们知道东汉末年江南早有家兵，从外方来的将领也带着他们的部曲。孙吴政权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诸将领所统的兵是复客一类的私属，所以国家还有权收还或另行调配。但既然‘家兵’、‘部曲’先于孙吴政权而存在，便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事实，而且把官兵变成私兵的现象，也还要继承下去。但现在根据《二年律令·置后律》，可以用身份继承、概括继承的法理加以解释。八九岁的孩子获得继领父兵的权利，其实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继承，并非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所致，其有着古老的法律渊源，是一种常例，是汉制的自然延续，汉初列侯即领有相当数量的私兵。居延所出西汉施行诏书目录(6)，“郡国调列侯兵，四十二”，有学者指出：“此在吕后元年诏以后，景帝后三年诏之前，当属文帝之世。此诏当述郡国调迁列侯兵，史失载。”据此，汉初列侯有可能掌有相当强的兵力。
三、以析产分家为核心的财产继承制度
我们在张家山汉律中不仅窥见了古老的身份继承制；中国古代多子继承制下的财产析细的办法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结的财产继承制度中，子大析产，兄弟均业。如“父母在兄弟异居”、“兄弟各别资财，同居异炊”的办法在张家山汉简《置后律》及《户律》中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张家山汉简《户律》：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334)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335)罚金一两。(336)
整理小组指出：“先令，遗嘱。《汉书·景十三王传》：‘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注‘先令，预为遗令也’。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有《先令券书》。”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有必要引用原文加以辨析。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序号为M101·87的“先令券书”竹简简文如下：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亥]，高都里朱凌(墓主)[庐]居新安里。甚接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有秩、左、里肺(师)、田谭等为先令券书。
凌自言：有三父，于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君、子真(即朱凌本人)、子方、仙君，父为朱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阿病长宾。
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妪予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女仙君、弱君等贫毋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于至十二月。公文伤人为徒(完城旦)，贫无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让予公文。妪即受田，以田分子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予他人。时任知者：里、伍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
有学者认为：“胥浦《先令券书》的出土，表明到我国西汉时期，我国已初步具备了一套习惯性法定继承与遗嘱执行相结合的遗产继承法规。”还有学者认为：“它(胥浦《先令券书》)是中国已知的时代最早的遗嘱实物。”但也有学者指出：“很多论著都将此看做是形式完备的遗嘱文件，而且有官方代表作证人，说明遗嘱处分财产是合乎当时的法律原则的。其实不然。细读原文，可知以君、真、方、仙君、公文、弱君六人为同母异父之兄妹，父皆已过世，其母(老妪)尚在世。业已形成‘同居异财’关系。在当初分割家产时，按家产只能由子辈分析的原则，应由真、方、公文三兄弟平均分析。但公文自少外出，其母便将原本属于公文的产业暂给了贫无产业的女儿仙君与弱君。身为长兄的真(朱凌)在临终前觉得有必要收回仙君和弱君的田产，交付给原所有人公文，故由母亲主待，请县、乡三老和亲属作证，并立券书为据。既然券书中处置的田产并非朱凌本人之财产，这份文书自然也非朱凌处分己身财产的遗嘱，只是归还公文产业的见证书。若以此例认定汉代有遗嘱继承制度，无疑是指鹿为马。”我们在此完全同意后者的分析。此外，有学者拿来与胥浦《先令券书》互证的是立于东汉光和五年的四川云阳《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南宋洪适将其编人《隶释》时，碑文已严重残损。洪适为此加了案语：“徐氏归于季本，有男日恭，字子肃，早终。故立从孙广延为后。广延弱冠而仕，又复不禄。……徐氏自言少入金氏门，夫妻勤苦，积人成家。又云季本平生以奴婢、田地，分与季子雍直，各有丘域。继云，蓄积消灭，债负奔亡，依附宗家得以苏，则雍直似是季本庶孽，不肖子，分与赀产，居之于外者。徐氏老而广延死，故又析其财产……虑雍直为嫂侄之害也，故刊刻此石。”由此可见《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也只是一块家产析细见证碑，根本不是什么遗嘱。新近出土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有一件光和六年(183)“监临湘李用、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是一件争田产的民事纷争，原告李建诉称，其外祖父精宗无子，为其女精姃招赘婿李升，生长女替、长子建(即原告)、次子颜、次女条。其后外祖父精宗、母精妊相继亡故，有余产及田十三石，丧事处理完毕后，赘婿李升返回本乡，因替、建皆幼小，外祖父精宗之弟精张、精昔自作主张，耕种外祖父精宗及母精姃所遗留的田地八石。李建成人后向官府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被强占的田地。最后以当事人和解，精张、精昔返还田地六石给李建结案。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遗产继承的一些原则，独女可继承家产，嫡子可继承家产，赘婿无权继承家产，兄弟可适当分给遗产；但是尚未见到遗嘱继承，也未见到严格的法定继承办法，沿袭的仍然是分家析产的一套办法。故两造可以按民事纷争自行和解。而且按照计算，田一石相当于旧制六亩三分，田十三石也是一块不小的田产。
现在张家山汉简户律中的条文更为我们提供了胥浦《先令券书》非遗嘱的有力论据。先令一词固然有“遗令”之意。《汉书·扬王孙传》：“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赢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颜师古注“先令为遗令”这显然是根据上下文意做出的解释。其实何尝不可解释为“预先”、“事先”的意思。家长为防止子弟争执产业，在生前便将家产析细分家。张家山汉律有关先令券书的规定在《户律》、《居延汉简甲乙编》有“□知之，以父先令，户律从□(202.10)”，可知先令与户籍有关，进一步可推知：由于分家一定要变更户籍，因此张家山汉律有关先令券书的规定在《户律》而非《置后律》的缘故就很明显了。因此，在张家山汉简《户律》中关于“先令券书”的规定应是关于家产析细、分家文书的制定程序及其效力原则的规定。张家山汉简《户律》中与之并行的其他条文也可成为证据。“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337)”；“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段(假)母，及主母、叚(假)母欲分孽子、叚(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340)”。可见分家析产遵循自愿原则，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志。此外，张家山汉简《置后律》：：“□□□□长(?)次子，□之其财，为中分(385)。”整理小组指出：“中分，平分”。可见子大析产，兄弟均业的原则业已确立，并被后来的唐律所继承。我们注意到《后汉书》卷39范晔总述论及薛包的事迹：安帝时，汝南薛包孟尝，好学笃行，既而弟子求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薛包在分家时，一味谦让。许武则不然。《后汉书·许武传》：“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许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日：‘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可见当时分家时，大家都要争肥田和强壮奴婢。
总体说来，从张家山汉律中我们可以窥见秦汉时期法定身份继承以及以析产均业为办法的财产继承制度，但是未见到遗嘱继承制度。有学者指出：“探讨中国古代的遗嘱继承问题，首先应将其视为一项法律制度，必须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实例只能作为旁证材料。而不能本末倒置，以个例推测制度”。有学者还指出：“古代中国没有民法，止有刑法和行政法。民法是保障人民的民事权益的法，首重人权与物权。刑法是一个政权维持其统治秩序和行政规范的法。说者谓古律有户婚之篇，有婚姻、田土、斗殴、赌盗之条，是亦保护私人所有权者也。从表面上看，这话似乎有理，实乃对律条未究本根之误会。它保护的是藉以产生赋役的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而不是对它的所有权。对中国古代刑律的超越乎此的解释，都不符合刑律的原义。那是受了近代民法概念影响，歪曲了对古刑法的理解，把‘一家之法’人民化了，把古代中国近代化了。”我比较同意这一见解。至于古代中国为什么不存在遗嘱继承制度，其范围已超出本文的论述范围，就不予论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