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除了芮水、宜禄川水和黑河等名称或别名外，应该还有“沱”这一称呼。虽然史料中鲜少记载，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其一，《穆天子传》中留下关于“沱”河的珍贵史料：“天子猎于钅开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钅开山之队，北循沱之阳。”［13］卷1《穆天子传》钅开山即氵开山，为氵开水与芮水之发源地和分水岭。《汉书·地理志》“氵开水出（氵开山）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鞠，雍州川也”的记载，正点明了氵开水与水共同发源于氵开山而分流的关系。岑仲勉先生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认为，钅开山即笄头山或鸡头山，亦作氵开头山，在今平凉西40里，即崆峒山的西部；“沱”河则指泾水上游。崆峒山虽非钅开山，但两山都是陇山的支脉，且相距不远。岑氏认为“沱”河即为泾水上游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钅开山在西汉时的氵开县北部，即今华亭县的南部，钅开山之北为“沱之阳”，其方位正在今华亭县南部。故所谓“沱之阳”也就是位于钅开山之北的水源头所在。
其二，唐代在道教圣地崆峒山兴建有“滹沱寺”。道教圣地崆峒山相传自秦汉时已有宗教建筑，而据《崆峒山志》载：唐代明慧禅院开山祖师仁智在崆峒山创建丛林，修建有问道宫、轩辕宫、上天梯和滹沱寺等4处宗教建筑。“滹沱寺”明清时称真乘寺，寺“内有金大安中铜钟一，铭曰：‘崆峒明慧禅院，开山祖师讳仁智，于大唐创建丛林，历代六朝云。’”［14］卷1《古迹》“滹沱寺”一名所据何来虽已不可确知，但崆峒山与氵开山相距不远，又都在泾水上游一带，故“沱”河与“滹沱寺”具有一定渊源关系，或与当地历史人文背景及水系地名互有关联，当可肯定。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沱河作为自上古以来水的别称，虽较少被人提及和使用，却直至唐代时仍然为人鲜知，因此才有 “滹沱寺”一名的复现。由此也可证实，西汉六牧师苑之一的“呼池苑”之名，来源于西汉时流经安定郡安定县的别称为“沱”的水一名。
三、 “亚驼”神乃水之神，其告神之地在要册湫
裘锡圭先生曾说：“要册湫或与之有关的河流，在古代曾有过‘亚驼’，亦即‘呼池’之名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事实的确验证了裘先生的推断，上文已经证实在泾水上游确有一条名为“沱”的河流，它就是泾水上游西岸古称水今称黑河的支流。那么，要册湫又地在何处，它与古水即今黑河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正是确定“亚驼”神所告之水和告神之地的关键所在。
《诅楚文》刻石三块发现于宋代，分别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和“告亚驼文”。这一稀有刻石因其具有史料、文字、艺术、宗教等多方面价值而备受学界关注。据载三石分别出土于陕西凤翔开元寺地下、朝那湫水旁和真宁县（今甘肃正宁县）要册湫。关于三石所告之神有不同观点，主要皆为水神［15］《金石志》，分别是楚、齐、三晋之地方神［16］和分别代表天神、水神、地神等观点。［17］裘锡圭先生考定“亚驼”神为水神。吕静则认为《诅楚文》所告之神应是秦领地内的地方神，其中，“巫咸文”所告之神巫咸，是由商代贤臣巫咸与巫师合体的人神，“大沈厥湫文”和“亚驼文”所告之神分别为湫渊与亚驼水神。［18］对于所告三神之地望，由于“巫咸文”发现于秦故都雍城所在地凤翔，这里是秦之宗教中心，“大沈厥湫文”刻石出土于朝那湫附近，故其地望比较清楚。惟“亚驼文”一石因其所告之神难以落实而争论颇大，甚至有人因此而定其为伪刻。我们揭示了呼池苑之名来源于沱河，而沱河就是古称水今名黑河的泾水支流，这不仅使“亚驼”神为水神的结论有了坚实的根据，而且也使“亚驼”水神地望的落实成为可能。
据南宋姚宽《西溪丛语》记载：“秦誓文有三本传于世，岐阳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亚驼。”朝那和要册应是泾水流域具有神异功能的湫池，《史记·封禅书》“集解”引苏林语：“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灭，不生草木”。“索隐”说：湫渊“即龙之所处也”。因此，“湫渊朝那”秦汉时即位列“名山之祀”。要册湫不见于秦汉间文献，而唐宋以来其相关记载则多见于史乘。《新唐书·地理志》： 宁州彭原郡真宁县“本罗川。有要册湫。天宝元年获玉真人像二十七，因更名。”《元和郡县志》：真宁县有“子午山，一曰桥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处”［19］卷3《关内道三》。真宁县有“通圣观。唐玄宗梦群仙现于罗底，乃召访焉。于彭阳罗川寨东王堡村底家庄有一老人，引使者至洞口，见一白兔入洞口，遂掘得二十七仙，并玉石像，各题仙名，并老人亦一仙，以应二十八宿。乃建此观，县改真宁。”［20］卷上《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宁州》《大明一统志》：“要册湫，在真宁县东六十里。桥山之尾周围九亩，旁有龙祠，唐开元中建，历代皆加封号，碑刻甚多。”［21］卷36《庆阳府》《肇域志》：真宁县有“龙秋水，在县东六十里。……要册湫，在县东六十里。《方舆胜览》云：‘桥山之尾有水，曰龙湫。’此地是也。广九亩，深数丈，无禽鱼，萍草茂林，古树阴翳，虽值旱涝，不凋不溢。旁有龙祠，唐开元中建。”［22］《陕西·庆阳府》《太平寰宇记》：“太平兴国二年，封真宁县界要册湫普济王为显圣王。俗名圣水泉”。可见，真宁县东要册湫及周围一带，既邻近桥山和黄帝陵，又有龙湫水和龙湫，出土玉真人像，建有通圣观和龙祠，并碑刻甚多，确是一处与湫渊一样，同为“龙居之地”而充满神奇的灵异之地。董在《广川书跋》中曾说：“要册有灵应，而朝那无闻”。说明唐宋以来要册湫之灵验有名，反而超过了秦汉以来非常著名的朝那湫渊神。何英先生指出：真宁县桥山与湫头滩、东圣山合称湫头乡的三大景观。“湫头滩过去曾经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显神庙，以给陕、甘、川一带群众‘赐雨灵验’而闻名遐迩。自唐代以来为历代皇帝以及陕、甘、川群众‘取雨’的地方，每年农历四月八日有盛大庙会。唐僖宗乾符三年将该庙神封为‘应圣侯’，唐昭宗光化二年‘进封普济王’，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改封显圣王’，并重修庙宇，立玉石碑以纪念。”故明初都御史景清在《题正宁县境》诗中即有“桥山唯有灵湫在，万代穹碑焕典章”之句。［23］从唐代罗川县因境内要册湫发现玉真人像而更名真宁县，以及祠观的修建，到唐代陕、甘、川群众“取雨”灵验以及宋代董“要册有灵应”的评论，再联系到“告亚驼文”刻石出于要册湫，这可能昭示着要册湫同朝那湫一样，是先秦以来泾水流域又一处具有“灵应”功能的告神之地。只不过最初它没有朝那湫那样著名，故而失载于文献。可是到了唐宋，一系列“灵应”之事的出现，反而使它成为比朝那湫更加著名的“灵应”之地。
要册湫既以神奇灵异著称，它曾经是告神之地即可肯定。今正宁县罗川乡乃唐宋时真宁县故城所在，其东60里为该县湫头乡所在。“湫头”一名大有来历，当与“湫水”、“湫池”有关，其得名源自“要册湫”和“龙湫”无疑。《方舆胜览》：“桥山之尾有水，曰龙湫。”今湫头乡东北有支党河，湫头乡即在该河上游北岸。这就清楚表明今湫头乡一带就是古要册湫之所在。
支党河亦为泾水支流，该河发源于正宁县东缘，自东北向西南入陕西省后又称阎子川河。支党河即阎子川河经旬邑、彬县，在彬县水帘镇西自泾水东岸汇入泾水。与阎子川河遥相对应，黑河由西向东在长武县亭口镇东之泾水西岸汇入泾水。
据上可知，“亚驼文”所告之神“亚驼”乃是别称“沱”的水水神，其告神之地并不在水流域，而在同属泾水水系、又河口非常接近的另一条河流——支党河（阎子川河）上游的要册湫。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何会出现告神之水与告神之地并不一致而两相分离？这一问题可从两个方面解释。
其一，支党河与黑河最为接近。虽然支党河与黑河分别从泾水东西两面相向汇入干流，若从要册湫所在的支党河上游算起，就两条河流的源头或干流而言，其距离确实比较遥远。但是，如上所述，从泾水的整体水系而论，这两条河流不仅前后相继汇入泾水，而且两河河口非常接近，相距不足30里。因此，在泾水水系中，实际上它们是最为接近和彼此联系密切的河流。
其二，水神祭祀条件的限制与变通。我们知道，祭祀与军事在我国上古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在先秦时代，一旦 “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24］《大宗伯》举凡昊天上帝、日月星辰、社稷五岳、山林川泽等都是祭祀对象，并有一套完整的告祭之礼。在先秦诸国，秦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法意识相对淡薄，而对神秘灵应的信仰则非常浓厚，盛行多神崇拜。《诅楚文》即是秦人在山川崇拜和灵应信仰观念支配下，为了求诸神保佑以“克剂楚师”而告祭山川四望的产物。《管子·形势篇》：“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矣。”可知在先秦时代，人们告祭水神，必须要在“渊深而不涸”之地进行。故“告大沈厥湫文”和“告亚驼文”刻石，都是以“沈祭”之礼，在“渊深而不涸”之地告祭水神的遗物。而在秦人的祭祀系统中，其宗教中心——故都雍城之北的湫渊则是与河、济、淮、江、汉并列的六大名川之一，而且还是惟一在秦国故地的名川之祀，其地位之尊不言而喻。可见，在先秦时代，人们告祭水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名川”；二是在“渊深而不涸”之地。以此衡量泾水支流水（沱河），它虽未列入“名川”，但却颇有来历和影响，备受关注。因此，秦人在山川四望祭祀中，将其列为湫渊之外的另一个“名川”之祀，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但由于水（沱河）流域尚无“渊深而不涸”之地，故循“就近”原则加以变通，以并非“名川”的支党河所属之“要册湫”为依托，借以奉祀“沱”（即“亚驼”）水神。于是，“要册湫”自然名正言顺地成为“沱”（即“亚驼”）水神的告神之地了。
由此可见，黑河与支党河虽然从两岸分别汇入泾水干流，似乎两不相干、距离遥远，但由于同在泾水上游水系，且两河汇入泾水干流处非常接近，故实则流域相连、休戚相关。因此，当黑河即古水仅具备“名川”之实而堪为“亚驼”水神后，由于其所在流域找不到适合告神的“灵应”之地，就只好退而舍此求彼。于是，与黑河关系最为密切、在其对岸而并非“名川”的支党河，因其上游有“灵应”之地要册湫，在周围泾水上游其他支流也不具备告神之地的条件下，支党河所在之要册湫，就成为水之神“亚驼”惟一的告神之地。
准上所考，“亚驼”即“池”水神所在之河流，就是古称水今称黑河的泾水支流，而其告神之地“要册湫”则在泾水另一条支流支党河上游的正宁县境内。这就证实，裘先生关于“亚驼文”所告之神“亚驼”为“池”，“亚驼”应读作“池”，“亚驼”为水神的结论和其所告水神“应有一条河流与呼池苑同名”，地望“在今甘肃东端泾水至正宁一带”的推论完全成立。
［ 参 考 文 献 ］
［1］ 雍际春，李伟．西汉“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属地新考［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8(4)：76-81．
［2］ 钱大昭.汉书辨疑［M］.上海：上海文澜书局石印，光绪壬寅.
［3］ 祝世林.平凉古代史考述［M］.平凉:内部印刷,1997：24-26.
［4］ 惠栋.后汉书补注［M］∥商务印书馆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史念海.河山集(第四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47.
［7］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M］.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9］ 谭其骧.新莽职方考［M］∥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23.
［11］ 董.广川书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 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54.
［13］ 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14］ 张春溪.崆峒山志［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影印.兰州:兰州古旧书店,1990.
［15］ 马非百.秦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 姜亮夫.秦诅楚文考释［J］.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54-71.
［17］ 吴郁芳.诅楚文三神考［J］.文博,1987(4)：43-44.
［18］ 吕静.关于《诅楚文》的再探讨［M］∥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25-137.
［19］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 刘应李,詹友谅.大元混一方舆胜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1］ 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22］ 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3］ 何英.黄帝生葬地考［J］.甘肃高师学报,2001(3)：95-98.
［24］ 周礼［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