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文士的积极参与及“文采”的讲求，使得本期小说与诗歌的关系尤为密切。其主要表现：一是运用诗歌的小说增多。单篇小说如李朝威《洞庭灵姻传》、许尧佐《柳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元稹《莺莺传》，小说集如戴孚《广异记》、张荐《灵怪集》、陆长源《辨疑志》等，均录有数量不等的诗歌。二是诗情抒发与诗境构筑。“中唐传奇绮丽幽艳的诗情，常常令人感受到《九歌》的余韵，尤其是《湘君》、《湘夫人》那种借神之交往写深长恋情的华美而缥缈、清新而悲恻的情调。其中颇有几篇爱情传奇就发生在湘水和洞庭诸地，从而加深了这种诗情的因缘。……唐人传奇的一些篇什，正是从这里获得诗的灵感的。”［12］其中，以沈亚之的小说最为典型，《湘中怨解》、《感梦记》等，直可称为“诗化小说”。三是诗歌与小说的相互配合。即以同一内容为题材，用传奇小说和诗歌两种体式加以描写，二者相辅相成。如陈鸿《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莺莺传》与李绅《莺莺诗》。四是记录诗人诗事。此类记录，传奇小说中是有的（如白行简《三梦记》，记述白居易与元稹相互赋诗以寄思情之事），但更多的则载于杂事小说。刘饣束《隋唐嘉话》录入“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卷上）等十余则。李肇《国史补》不但记录了李白、王维、韦应物等诗人之事，而且对唐世诗文大况有所概括描述，将盛、中唐时期的著名诗文家列入多半(卷下《叙著名诸公》条)。刘肃《大唐新语》模仿《世说新语》体例，共分三十门，其中“文章第十八”所录皆为诗事、“谐谑第二十八”亦多为诗事。
上述所列本期小说与诗歌关系密切的四种表现，都与当时的唐诗大势紧密相关。诗歌进入小说的比例增加，是诗人关注小说、创作小说的直接结果；小说中“诗境”的构筑，可视为以诗“化”小说的有益尝试；诗与小说的相配，从某种意义上讲，表明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诗坛之诗的合一。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是作者感伤诗的代表作又是唐诗之名作，又曾被附于陈鸿《长恨歌传》之后，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小说对诗人诗事的记录，可视为人们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意在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借鉴。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本期的小说之诗与诗坛的关系都是密切的，双方的体制、风格也是接近的。
四、 晚唐：诗运的逐步衰退
与小说用诗的繁富
对于晚唐诗歌，前人论及者不少。如“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司空图辈，伤时思古，退己避祸，清音泠然，如世外人，所谓变而不失正者也。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13］卷66《赵牧》。要而言之，晚唐诗的情感主调哀怨伤感，基本风格华艳纤巧，境界格局较为狭小，诗歌体式以律诗为主，成就较大者是咏史、爱情诗，代表诗人前有杜牧、李商隐，后有皮日休、杜荀鹤等。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而论，本期属于唐诗的衰落期。唐亡后，诗坛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五代十国诗家最著者，多有唐遗士。韦正己（庄）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杜彦之（荀鹤）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黄文江（滔）力孱韵清，娓娓如与人对语。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14］“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师子跳掷’、‘毒龙顾尾’等，览之每使人拊掌不已”。［15］五代数十年间，成就最高者不过韦庄、罗隐等人，可见此时的“山中”确实已“无老虎”。至于“妄立格法”、“取人诗句”、空发“议论”之类作为，更是表明诗歌创作已入歧途或说到了尽头。
唐代诗歌在晚唐之初就已显衰败之像，此后直至五代末的百余年间几无起色。而同时期的唐代小说则表现出与之不同的景象。本期大体包括唐代小说创作的中期（828—879）和晚期（880—965）。中期是传奇、志怪集兴盛期，从牛僧孺《玄怪录》、张读《宣室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到裴钅刑《传奇》，唐世著名的志怪、传奇集多产生于此时。晚期的情况与唐诗晚期情形相近，属于小说创作的低落期。其间作品少且水平大幅度下降（五代之时更甚），优秀传奇小说难以寻觅，大量充斥着神仙道教、报应命定之类内容，稍可提及者是多录文人之事的杂事小说以及讲说佛经和民间故事的通俗小说。
就小说用诗情况而言，本期取得的成就最大。志怪传奇小说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段成式《酉阳杂俎》、裴钅刑《传奇》；杂事小说集如：高彦休《唐阙史》、孟《本事诗》、王仁裕《玉堂闲话》；单篇传奇如：南卓《烟中怨解》、王洙《东阳夜怪录》；通俗小说如：佚名《伍子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都录有数首乃至数十首诗歌。
本期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晚唐和五代）诗歌亦多有相合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题材内容以记叙修仙悟道、妖鬼怪异者为多，直接反映现实者少。修仙者如郑还古《博异志》之《白幽求》中四位真君等仙人之诗；悟道者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杨敬真》中信真、湛真、修真、守真、敬真之诗；怪异者如王洙《东阳夜怪录》中驴、狗、鸡、牛、骆驼之诗；至于鬼、神所作之诗，在上引志怪、传奇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小说中记录鬼怪特别是表达仙道思想诗歌的大量出现，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是小说作者“戏谑”创作观的展示，更多的当是人们对现实社会失望之后的意向转移、心理释负以及重新安顿自己的尝试。
其次，抒发情感，以哀伤悲苦者多，志意高扬者少。有的写家国盛衰之感，如韦《周秦行纪》中薄太后、太真、潘妃之诗；有的抒遭受遗弃后的痛苦，如曹邺《梅妃传》中梅妃之诗；有的表忠而受戮的悲愤，如李玫《纂异记》之《许生》中白衣叟、少年神貌扬扬者、短小器宇落落者等人之诗，等等。我们不是说其他时期的小说中没有此类诗作，而是说本期此类诗作较多，而时代又处于衰败没落之时，易于将双方加以联系，而这种联系不能说毫无道理。
第三，运用诗体，以近体短章（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为多，古体与长篇为少。唐代诗坛对诗歌体式的运用，大致可做这样的划分：初盛唐多用古体，中晚唐多用近体。其中，初唐流行五言，盛唐重视七言，中唐律多古少，晚唐尤重五、七律。这一判断既考虑到各种诗歌体式的数量，同时也顾及每时期诗歌的“名作”，因为数量并不能说明一切。晚唐流行律诗的风习，在本期小说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我们还是举引一些实例：王洙《东阳夜怪录》有诗14首，皆为律绝，其中七绝9首、五绝5首、五律1首。韦《周秦行纪》有诗7首，皆为七绝。牛僧孺《玄怪录》之《元无有》、《柳归舜》等9篇中有诗23首，其中五、七言律、绝12首，其余为三言、杂言或长篇。裴钅刑《传奇》之《元柳二公》、《崔炜》、《裴航》等21篇中有诗47首，其中五言绝句五首、七言绝句40首、七律1首、引古诗1首（断句）。沈汾《续仙传》之《玄真子》、《蓝采和》等9篇中有诗12首，其中五、七言律、绝共9首。通过这种虽不完全但具有代表性的统计，不难看出晚唐五代时期小说中诗歌体式的大概状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晚唐时期小说中的诗歌，无论是外在体制，还是内在意蕴格调，与同期的诗坛情状是基本一致的。
回顾整个唐五代时期，诗歌与小说的发展存在不同步的差异。当诗歌经过初唐近百年的承继扬弃、融合创新，到开元、天宝迎来盛期之时，唐人小说还大体停留在与六朝区别无多的以志怪、轶事小说为主的阶段。张族鸟的《游仙窟》作为初唐时期的传奇小说，无论对于小说还是诗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作品。但它在“创新”方面走得太远（用诗过多、有涉色情），反而导致了千年的湮没无闻①，在当时可能也没有形成太大影响。中唐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终于激活了小说创作（当然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原因），唐人小说保持了百年的繁荣（780—879），实现了单篇传奇、小说结集两度的兴盛期。此后直到五代之末，虽无新的建树，但唐人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然确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唐人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有诗歌的进入。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诗歌进入小说的几率越来越高、小说中诗歌与唐诗发展的风貌愈益相合。因此，唐代诗歌与小说用诗的流程嬗变有着明显的可比性、“四唐诗”与小说中之诗具有密切关系的结论，当是合乎实际的。
［ 参 考 文 献 ］
［1］ 蒋长栋.唐诗新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2］ 李昉. 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20.［4］ 殷.《河岳英灵集》叙论［M］∥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5］ 李沂.唐诗援［M］.明崇祯五年刻本.
［6］ 杭世骏.道古堂全集［M］.光绪十四年振绮堂刊本.
［7］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8］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导论［M］∥大历诗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1.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12］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55-156.
［13］ 计有功.唐诗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1965：998.
［14］ 胡震亨.唐音癸签［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68.
［15］ 蔡居厚.蔡居厚（宽夫）诗话［M］∥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29.
① 《游仙窟》国内早已绝迹，上世纪初方从日本抄回。即使在日本，对其中的诗歌也多有微词，日本人河世宁氏所编《全唐诗逸》仅选19首录入，其因在于诗中关涉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