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诗与唐人小说的发展并不同步，但唐人小说中拥有大量的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进入小说的机率越来越高，小说中诗歌与唐诗发展的风貌愈益相合。唐代诗歌与小说用诗的流程嬗变有着明显的可比性。从“四期说”的角度比对唐诗与小说的用诗，初唐诗坛因中有革，小说用诗低迷。盛唐诗坛呈现鼎盛之态，小说用诗出现俗诗短章。中唐诗人探索求新，小说用诗与唐诗和谐融通；晚唐诗坛出现衰退之象，小说用诗逐渐繁富。
关键词： 唐诗； 唐人小说； 文学体式
Abstract: Tang poetry didn't grow synchronically with Tang novels but the latter contained large quantities of Tang poems. As time went by, more and more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which tended to coincide daily with the status quo of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As a result, Tang poems were well comparable with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of novel poems in the da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taking shape, so few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flourishing in full wing, so varied forms of poetry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s were seeking innovative forms of poetry, so poems in novels were in harmony with the Tang poetry; an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declining, but poems occurred affluently in novels.
Key Words: the Tang poetry; the Tang novels; form of literature
文学的发展，包括某种文学体式，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现象，而是与外界时常发生关系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文学本体历时性的丰富充实，也体现在共时性的异体借鉴与吸收在。唐代文学的标志是诗歌，研究唐人小说发展不能不参照唐诗，研究唐人小说之用诗现象，就更是如此。唐诗发展的运行轨迹、阶段划分问题，历来为治唐诗者所关注，其中影响最大、迄今仍为多数学人认同的是明代高木秉所倡之初、盛、中、晚唐“四期说”。与自宋以降众人注目的唐诗分期大不相同，学界对唐代小说分期的关注，则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主要有“三期”、“四期”、“五期”等说法。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参照了唐诗的分期，特别是“四唐说”而成的。
唐人小说的分期，受到了唐诗分期的影响。唐人小说中的诗歌，是否受到唐诗创作大气候的影响？不同时期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唐诗的总体风貌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探讨索解之必要。尽管有人将唐人小说中的诗歌与一般意义上的唐诗同视，如《全唐诗》卷862、卷867所录神仙鬼怪之诗，但唐代诗人之诗与小说之诗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诗人之诗是独立自足的文学体式，小说之诗则属于小说文本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文本组构的作用(虽然也可单独成立)。诗人之诗的作者当是于史有征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而小说之诗从根本上讲，虽出自小说作者之手，但名篇的作者，其身份多非诗人。因此，我们拟以唐诗发展线索为基本参照、以高木秉“四期说”的分期为坐标，分析唐诗与唐人小说之诗的相互关系。
一、 初唐：诗坛的因中有革与
低迷状态的小说用诗
初唐诗歌大致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由十八学士、上官仪——文章四友——沈、宋这一占据文坛盟主地位的诗人连接而成。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对南朝多所承继，于声律、辞章等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另一条线索由王绩——四杰——陈子昂构成。他们虽然未能居于文坛首领地位，但却能够以创作的别开生面或理论的别具一格，成为当时文风改革的生力军。［1］如以诗歌创作特征而论，上官仪与沈、宋注重外在形式的华美合度，题材内容较狭窄贫弱；四杰与陈子昂将诗歌由宫廷引到了边塞、山川、社会生活，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追求刚健有力的诗风。此外还有王绩、王梵志等人，则是以质朴之语抒情表意，以大量的通俗诗在初唐独树一帜。
初唐大体属于唐人小说发展初期（618-779）前段。这一阶段现存小说很少，只有王度《古镜记》、佚名《补江总白猿传》、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胡慧超《十二真君传》等作。在这些作品中，用诗者仅有二则。一为王度《古镜记》中被宝镜照出真形为老狸的婢女鹦鹉临死前醉舞所歌：“宝镜宝镜，哀哉吾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2］卷230一为释道宣《唐京师普光寺释明解传》中明解和尚所作二首诗。第一首是明解由僧还俗应制科得第后所作的述志诗，抒发“幸得金门诏，行背玉毫晖”的喜悦之情。第二首是明解因背弃佛法，“不遵内教”而被拘阴府受苦，托梦生前相知表达的悔过、劝人、言别之辞：“握手不能别，抚膺还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松林惊野吹，荒隧落寒霜。离言何以赠，留心内典章。”［3］
本期是传奇小说形成的时期，上述存诗的两篇小说属于传奇体小说。篇中诗歌所发挥的作用均为抒情表意，诗与篇内相关内容的联结自然和谐，十分贴切。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诗作考察，《古镜记》中诗歌具有多种价值：一则可见《诗经》基本体式（四言）之遗型，可知唐世四言诗之状况。二则可见唐初对韵律的重视。诗的前四句，一、三、四句押韵；后四句中二、四句押韵。虽非通押，亦可感到作者对韵脚的关注。三则可见通俗诗风的影响。一般四言诗，用语多古奥，再加上音节方面的限制，易造成理解与诵读的困难。此诗用语浅白，流利上口，与唐初通俗诗的风行是有关系的。至于《明解传》中的两首诗，属于合乎规范的律体诗(尤其是上引第二首)。律诗的定型通常认为是在沈、宋之时，但五言律诗的定型早于七言律诗。这两首诗也可以作为律诗成于初唐的例证。此外，上引3首诗所表达的都是作者（老狸、明解）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视为对当时流行的辞华情少的宫廷御用应制唱和之作的突破。这与“四杰”所倡导的扩大诗歌题材内容的指向也是吻合的。
二、 盛唐：诗歌的黄金时代与
俗诗短章进入小说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4］。所作诗歌“无美不臻”——“雄浑沉郁，诗之力也；清新娟秀，诗之趣也；飞腾摇曳，诗之态也。上可以狎括曩贤，下可以仪型百代”［5］《唐诗援》序。盛唐诗歌的基本特征是：热烈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大胆深刻地批判现实，积极昂扬地开拓进取。诗歌中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的情调。盛唐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所体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特征，与李白的精神最为接近，他们共同代表了“盛唐气象”、“盛唐精神”的主导方面。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舒适丰足的产物，他们的诗歌从侧面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杜甫是社会责任感最强的诗人，他对“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深刻体会，是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他以盛唐人特有的眼光去观察和反映战乱前夕及以后的现实，既对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又对人民的痛苦作了真实的描述，还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其诗与李白等人形成同质互补，全方位展示了盛唐诗歌之风采。就诗歌体式而言，在盛唐诗坛发挥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古体乐府。有的人甚至认为，此期的近体诗也带有古诗的风味：“诗在初盛，不独古风为古，其近体浑灏流转，较之中晚皆可谓之古诗。何也？其风格古，其气息古。”［6］卷8《闻鹤轩唐诗选序》古体诗包括古风、乐府、歌行等在句型、篇章、格律、押韵、题材内容、情感抒发、声调节奏、表现手法等等方面，都相对宽松或是开放的，与格律诗相比，可视之为“自由体”诗。这种束缚少、表现力极强的诗歌体式，与盛唐的时代精神、与盛唐诗人的人生指向与追求是十分吻合的。李白诗绝少律体，高适、岑参多以古诗知名，杜甫多以乐府反映现实，其因皆源于此。
诗坛的盛唐，大致相当于唐人小说初期的后段（713-779）。此时传奇小说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明唐人自觉创作意识的产生；志怪小说正融和传记、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形式而发展为崭新的传奇小说。张族鸟《游仙窟》和《朝野佥载》，张说《梁四公记》、《镜龙记》、《绿衣使者传》、《传书燕》，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牛肃《纪闻》，郑氏《猿妇传》，何延之《兰亭记》，唐《唐手记》，赵自勤《定命录》等属于本期的小说。
本期小说中用诗者有：张族鸟《游仙窟》及《朝野佥载》、张说《镜龙记》及《传书燕》、牛肃《纪闻》、何延之《兰亭记》、唐《唐手记》、赵自勤《定命录》。这些诗歌多为五言短章的四句、八句，间有四言、七言诗。其中，《传书燕》所录郭绍兰“思妇诗”，《兰亭记》所录辩才和尚与萧翼的“分韵应答诗”，《唐手记》中的5首“悼亡”、“伤别”诗，《定命录》“袁天纲”条中李义府所作《咏鸟诗》，都是形质俱佳的诗作。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张族鸟《游仙窟》和《朝野佥载》。
传奇小说《游仙窟》共用诗83首（包括引诗与断句），其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其体制有古体、近体、楚辞体，其来源有作诗、引《诗》，其作用有应答、抒情、咏物、嘲谑、离别等等。在唐人小说中，《游仙窟》所用诗歌最多，提供的参考也最为多样。有的诗歌合律押韵，纯为初唐格调。如五嫂咏花诗：“新华发两树，分香遍一林。迎风转细影，向日动轻阴。戏蜂时隐见，飞蝶远追寻。承闻欲采摘，若个动君心？”十娘所作别诗：“别时终是别，春心不值春。羞见孤鸾影，悲看一骑尘。翠柳开眉色，红桃乱脸新。此时君不在，娇莺弄杀人。”但是，篇中更多的则是词浅意露之作：“忽然心里爱，不觉眼中怜。未关双眼曲，直是寸心偏。”（下官）“眼心非一处，心眼旧分离。直令渠眼见，谁遣报心知。”（十娘）［7］142如此这般地相互应答，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其中不乏明目张胆的挑逗与带有色情意味的描写。可以这样讲，《游仙窟》中大量运用诗歌，显示了作者身为文士的放浪不羁之才情，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对通俗诗的好尚。
张族鸟的《朝野佥载》属于杂事小说，其中有不少与诗歌相关的内容。第一，记录了大量的歌谣。如卷1：“永淳（高宗年号）年，又驾幸嵩岳，谣曰：‘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8］11第二，记录嘲谑之作。如卷4：“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8］51第三，引用有关创作通俗白话诗之事。如卷4对“趁韵将军”权龙襄作诗情景的记录。第四，自作白话诗。如卷4：“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族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8］51。通过上述事例不难看出，张族鸟对通俗诗是有所偏爱的。《朝野佥载》也记录了一些严肃雅致的诗事诗作。如卷2的“周补阙乔知之”条，叙乔知之与其婢碧玉的悲剧故事，录有乔知之所作《绿珠怨》诗。卷3“杨盈川侄女”条，录杨之侄女容华所作《新妆诗》。但是，此类作品的数量，远远少于对通俗白话诗的记述。当然，《朝野佥载》因体式（杂事小说）所关，录入诗歌多为现实（当世）人士所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之诗。但是，我们借助其中的相关记述，可以证实张族鸟偏爱通俗诗歌的好尚，加深对《游仙窟》用诗的理解，更多地了解本期诗歌创作的情况。
从总体上说，本期的小说创作仍处于准备阶段，与盛唐诗坛蓬勃向上的繁荣景象相比，显得数量鲜少且缺乏生气。不过，从小说中用诗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近体诗，特别是七言律诗的运用还不是十分普遍，这与盛唐诗坛的情形，大体上是一致的。
三、 中唐：诗人的探索求新及小说与诗的和谐融通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大唐进入了中唐时期。国家形势的巨大变化，必然反映到诗坛上。如果说，盛唐时期是诗人们奋发向上的时代，那么，中唐便是一个思考探索的时代。诗人们一方面关心着唐王朝的前途命运，要求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减轻赋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他们的共同愿望，这也是本期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探索自己的艺术出路，因为盛唐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所反映的现实、所体现的精神，与此时大大不同了。盛唐诗人们所创制、所运用的诸多表现技巧、艺术手法，也难以一一照搬。而且，他们也不甘于一味模仿前人，于是便纷纷探索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这样，就使中唐诗坛涌现出众多的风格、众多的流派，使得唐诗创作“衰而复兴”。中唐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766—784）诗坛的主要代表是“大历十才子”，其诗歌创作的特征是：在体式上，较重视近体（特别是五言），最优者为五律；在审美趣味上，崇尚阴柔之美、悠远韵致、幽隽情调、清雅意趣；在创作方法上，信守现实主义，擅长白描、写情细腻深刻、摹景生动逼真，言情体物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在主题取向上，偏重表现感受，多着眼伦常情感、琐屑之事，酬赠别离之作增多，迷惘心态、衰老感受、渴望友情、向往隐逸，成为吟咏的主要指向；在作品构成上，多用移情手法表现主观感受，物我同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象多为具体、静态者，意象结构以平列式为主；在语言上炼饰雕琢而少用事典，具有清新流利之美。［9］后期（785—846）的创作尤为重要，涌现出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等一大批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这些诗人多为“元白”与“韩孟”两个派别的领袖或骨干。从创作渊源上讲，两大诗派都可视为杜甫的后继。“元白”着重继承了杜甫诗歌“感事”功能，诗歌创作的现实性进一步增强，并且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以白居易的诗论为代表）。而他们大量创作“新乐府”诗，一方面成为实践现实主义诗论的载体，同时也是叙事诗创作水平明显提高的标志。他们多站在国家公众的角度，体现了一种“群体意识”，诗歌内容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以浅显平易的语言和乐府形式为其艺术特征。“韩孟”则主要继承了杜甫的“写意”功能，诗作中既有对现实的感触，又有主观情志的抒写；大都站在主观自我的角度，更多体现为“个体意识”，通过个人的悲痛遭遇来反映现实的黑暗；艺术上追求奇特险怪。这两大诗派再加上卓而特立、自成一家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共同促成继盛唐之后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