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充满了作为臣子的谦卑和忠诚，这当然是封建礼法的要求。但透过那种谦卑，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谏臣强烈的责任心。他对拾遗“选重”和“秩卑”这一不对等特性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住了拾遗官的职责和风险，把“不爱身”、“不惜位”作为任拾遗的基本原则，这其实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敢于直谏、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白居易深得儒家美刺之术，在强调自己一定尽谏臣之职时，对宪宗皇帝的政治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说自己只会在皇帝有“万一”之差误时，才会“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以申感恩报德之意。这虽然只是谦卑之说，但他不放过皇帝“万一”这差误，充分说明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是非感，表明自己将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谏臣。拾遗这一官职给白居易带来的是荣耀，是自信，是激进。
除了直接向皇帝陈谢或者道贺之外，受拾遗之后，朋友之间也有道贺的，在这些道贺的文字里，我们也能看到时人对拾遗这一微职的敬重态度。晚唐刘蜕的友人自外府协律郎召拜为右拾遗，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贺友人拜右拾遗》文，文中充满激情地展望了友人远大的前程：
今日街东见诏书，以执事拜右拾遗，朝廷之意将有在择能言者而使之言哉！虽执事材气壮健，它日无不乘之，若骤以地迁耶，未尝有也。故蜕谓朝廷之意将有在也。鲁欲用乐正子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仆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自此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蜕幸未老一二年，得见朝廷治平，著歌谣为训诂也。然人世几何，时不可遭，伏惟执事饮食起居，无忘丞相意。［3］卷789
刘蜕是宣宗大中年间进士。宣宗是晚唐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史称“小太宗”。史载：“上（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令狐），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7］卷248刘蜕文中所说的“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所言即此。又，晚唐牛李党争激烈。唐武宗时期李党李德裕执政，大贬牛党；宣宗时，牛党白敏中执政，“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7］卷248刘蜕文所说的“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正指此事。如此看来，刘蜕此文是有所指的，正像他在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因为他觉得，朋友自协律郎拜为右拾遗，正好赶上了一个“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的时代，他认为朋友任拾遗，是朝廷将要重用他的开始，所以他希望友人“无忘丞相意”，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饮食起居方面，都要以谏臣自勉，直言敢谏，以实现“朝廷治平”。在这篇贺文里，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寻常的朋友之情，而是一种关乎国家前途的思索。他从朋友任拾遗中所看到是一种重谏重贤的政治风气，因而，他对朋友的期许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升迁，而是朝政的清明与否。
三
在唐人受拾遗的心态中，除了感激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功名欲的满足之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那便是辞谢。虽然他们没有受官，但朝廷出自政治利益，下召征拜，因而他们的不受，也便构成了唐人受拾遗心态的另一面。从历史上来看，唐代君王作为奖励，多以谏议大夫这一官衔赐给隐居的有道之士，拾遗一职给得不多，因为拾遗是一个低品级的官，作为荣誉尚有些不够体面，所以拾遗一职常用作实职来鼓励那些隐居者，而大多数隐者也都能接受此职而踏入仕途。不受拾遗的隐者较少，这里我们仅以费冠卿为代表来探讨这种现象。
费冠卿，字军青。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进士。母丧庐墓，隐居九华山少微峰。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刺史李仁修举孝节，召拜右拾遗，辞不受。今存有《九华山化成寺记》［3］卷694。费冠卿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以费冠卿为及门。[注: 《全唐文》卷817《诗人主客图序》：“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杨乘……入门费冠卿、皇甫松。”]这是一位以孝节著称的隐士诗人，朝廷正以此下诏召征之：
前进士费冠卿，常预计偕。以文中第实录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邱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亏，清飚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亻宁移忠之效。可右拾遗。［3］卷65
显然，这则诏书与我们所征引的诏书不一样，它没有强调被征召者的文才或吏能，而是仅突出费冠卿的孝行，在传统的道德原则中，孝行是最高的德行，朝廷以孝行高峻为条件征召费冠卿，以此为榜样，培养一种以忠孝为主的道德风尚，从而达到“厚风俗而敦名教”的社会效果。因此，征召费冠卿，本意不在于他的参政能力，而在于他任职拾遗所产生的道德感召力。
然而，费冠卿对这份诏书却有着另一篇感受。收到诏书之后，费冠卿写了《蒙召拜拾遗书怀二首》：
拾遗帝侧知难得，官紧才微恐不胜。好是中朝绝亲友，九华山下诏来征。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来任运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惭惊动国中人。
这两首诗表达了二层意思。其一，拾遗一职难得，而自己虽然朝中“绝亲友”，但却能得到征召，皇帝是因为用贤而下诏书的；其二，自己本已“任运”而隐，入朝为官之志已淡，所以接到诏书时，也不再有近侍帝侧的激动和惶恐。“自惭”在这里是一种托词，是他已无意为官的另一种表示法。
费冠卿有过艰苦求仕的经历，是失意使他选择了归隐。《全唐书》卷495有他一首《久居京师感怀诗》：
茕独不为苦，求名始辛酸。上国无交亲，请谒知多难。九月风到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与公道远。力尽得一名，他喜我且轻。家书十年绝，归去知谁荣。马嘶渭桥柳，特地起秋声。
诗中所描述的“久居京师”的“辛酸”，与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悲苦情形非常相似，从诗中所讲到的“力尽得一名”来看，此诗可能作于他中第之后，而且为求得此名，他已离家10年，诏书中称他“绝迹仕进，十有五年”，恐怕有些出入。“归去知谁荣”含有二层意思：一来已看淡了功名，失去了做官的兴趣；二来母亲去世，失去了为官的动力。《全唐诗》卷494“费冠卿”题解云：“母卒，叹曰：‘干禄养亲，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遂隐池州九华山。”所以，他隐居九华山并非寻求入仕的终南捷径，而是心灰意冷之后的决断。这种心思在他隐居之后与友的赠答诗中可以看出。与他同时的萧建有一首《代书问费征君九华山亭》：“见说九华峰上寺，日宫犹在下方开。其中幽境客难到，请为诗中图画来。”费冠卿作《答萧建》，诗前部分描绘了九华山的壮美风光以及自己幽静闲适的住所，结尾曰：“边鄙筹贤相，黔黎托圣躬。君能弃名利，岁晚一相从。”他不仅自己超出了政治功名，而且还劝友人弃名利，隐自然，足见他是一个真隐士。正是一种真隐的情趣，使他选择了拒受拾遗。他作了一首《不赴拾遗召》以明心志：
君亲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处老。也知臣子合佐时，自古荣华谁可保。
诗中关于“事君”与“事亲”、“佐时”求功与“荣华”难保的思量与取舍，其实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形象体现。从历史上来看，他的这种矛盾与选择并不是只发生在他身上，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会产生这样的人物。但是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每一个人却有其独特的故事和影响。费冠卿最后决定不赴召，就是他与政治的诀别，是他对现实政治及个人前途失望后的宣言。他不赴拾遗召，突出了一种自然而高傲的人格。
有意思的是，正是他不赴拾遗召，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拾遗”也成了作为征君的费冠卿的另一层光环、另一个标志。此后的诗人们在称呼他时总要加上“拾遗”一职。如顾熊非有《寄九华山费拾遗》、姚合有《哭费拾遗征君》、李群玉有《经费拾遗所》、罗邺有《费拾遗书堂》等。不受拾遗的费冠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拾遗，这看起来是唐人称谓上的习惯，其实也是中国人政治心态中重官意识的另一种表现，费冠卿不是政治上的成功者，却是人格上的成功者，他以不受拾遗的态度接受拾遗，也许正是他不受拾遗的真实动机和价值寄托吧!
［ 参 考 文 献 ］
［1］ 杜佑．通典［Ｍ］．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张．朝野佥载［Ｍ］．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 董诰．全唐文［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仇兆鳌．杜诗详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刘昀．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傅绍良．唐代诗人的拾遗补阙经历与诗歌创作［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56-61．
［7］ 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