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唐代诗人担任拾遗和补阙之职者甚多，他们接受这一官职时的心态通过诗歌或其他文章表现出来。拾遗、补阙是品级较低但又极有前途的清望之官职，所以，诗人受此官时基本表现为感激；但也有辞而不受的。无论是感激还是辞让，都生动地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政治心态。
关键词： 唐代诗人； 唐代谏官； 拾遗； 补阙； 诗人心态
Abstract: A good many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worked as consultants and assistants. And they expressed their minds as to accepting these appointments in their poems and articles. Since consultantship and assistant consultantship were two lowerrank but very promising governmental positions, most poets were basically moved to accept them but some declined. However, either attitude to these governmental positions shows vividly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consultant in the Tang Dynasty; consultantship; assistant consultantship; psychology of poets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由于品级较低，所以许多初入仕途者都曾担任此职。在重文尚谏的历史背景下，唐代有文学才华的诗人，亦多经此二职。初唐的陈子昂、张说、张九龄，盛唐的王维、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元稹，晚唐的郑谷、杜牧等人，都是担任过拾遗或补阙的杰出诗人。唐代诗人的情感和思想是很丰富的，而其初受拾遗和补阙之类谏官时的情感表现尤为特别，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唐代谏官的授受规则，而且更能感受到唐代诗人们的政治心态。
一
拾遗和补阙是武则天垂拱（685—688）年间设置的官职，拾遗为从八品，补阙为从七品，“左右补阙各二人，内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遗亦然。左属门下，右属中书”、“掌供奉讽谏”［1］卷21。拾遗、补阙官品虽然不高，但作为谏官，可以随朝官议政，直接参与朝政，因而很受重视，“开元以来，尤为清选”［1］卷21。武则天时期常以此职作为奖励士人的手段，一度造成了授官杂滥的现象，当时有人讽刺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2］卷4不过，这只是短时期的不正常现象。在正常情形下，授、受拾遗和补阙，都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事。
朝廷授拾遗补阙是有其标准的。在现存的授拾遗补阙的制诰和诏束力中，我们不难发现朝廷对授此类官职的具体要求。兹列举几个授拾遗和补阙的敕令：
《授韦启左拾遗制》：剑门县令韦启，雅有文词，仍兼政术。谏官近密，必择正人；忠谠之言，期于无隐。可左拾遗。［3］卷366
《授郎士元等拾遗制》：束力前渭南县尉郎士元等，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顷尉于畿，亦克用。匪躬之故，无以易焉。进思直言，入告于内。忽使流议，壅于上闻。懋乃所职，其无遗政。可依前件（授右拾遗）。［3］卷410
《授恭薛兼适左补阙制》：束力朝请郎前行万年县丞薛兼适，兄弟致美，士林推重，词清行洁，政以干称。在烦剧而有余，守贞方而不易。文章侍从，朝夕论思，参我诤臣，以箴朝阙。可行左补阙。［3］卷410
显然，从八品的拾遗和从七品的补阙并不是一个让人不起眼的小官，而是“承密命”之近臣。从上引之制诏不难看出，授此二职的标准有四：一有文才，所谓“雅有文词”、“该通词艺”是也；二有德行，所谓“纯孝”、“达礼”是也；三有胆识，所谓“耿介”、“直言”是也；四有政能，所谓“兼政术”、“以干称”是也。而这四者中，前三者尤为重要，“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是最经典的概括。所以，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原因，担任拾遗和补阙，总能依照循资格的选官程序，自然而然地升入更高层次的官职。所以，此二职“开元以来，尤为清选”，名不虚传。
从上引的制诏中我们还能看出一点信息，帝王在将拾遗和补阙授于臣子的同时，也在标举自己纳谏用直的为政之道，所谓“广献书之路，用开纳谏之门”，因此，任用怎样的人担任拾遗和补阙，还寄托着皇帝的政治希望。如《卢告除左拾遗制》云：“告是吾贤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称，取自史阁，拔居谏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此乃汉文帝开谏诤之诏也。”［3］卷748而在唐文宗《答魏谏疏诏》中，更清楚地表达了他要借授谏官而开纳谏之风的意图：“昔在乃祖，贞观中谏疏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向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至于备洒扫于诸王，非自广其声伎也；恤髫之宗女，固无嫌于征取也。虽然，疑似之间，不可家至而户晓。尔能词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谔，似其先祖，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而居官日浅，未当叙进，吾岂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补阙。”［3］卷72这则制诏的内容的重心显然有些偏移，其出发点似乎不在授臣以官，而在扬君之德，授官是扬德的陪衬。用授谏官作为扬君德的手段，这在唐代政治中比较常见，这一方面说明了唐代君王喜欢在纳谏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谏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拾遗和补阙虽为低品官，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低。
二
在正常情形下，唐代君王授拾遗和补阙是严肃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那么，唐代文人在接受拾遗和补阙时是什么心态呢？在今存的唐代诗文里，我们能找到许多直接的材料研讨这个问题。依照唐朝官场惯例，官员接受官职之后，要上谢表，要么自上，要么请人代上。受拾遗和补阙也不例外。今存有苑咸、吕温、白居易、柳宗元等人自上或代人上的谢表，以这些谢表为主，再参照唐诗中的相关内容，我们能较清楚地看到唐人受拾遗补阙时的心态。
“涕泪受拾遗”［4］《述怀》，感激应该是受拾遗和补阙者的共同心态。唐代选官制度比较烦繁，如果依照循资格的原则，从释褐到授从八品的拾遗或从七品的补阙，要经历好几年。这几年的磨砺能让他们感受到官扬的规则，品尝到入仕的艰难，从而对受拾遗或补阙产生一种珍惜感，感激心。而对未经选官程序，超拔至拾遗或补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殊荣，因而更加充满感激之心。不过，由于拾遗和补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官职，皇帝授此官有其既定的标准，而接受此官的人自然应该以这一标准或重新考量自己，或勉励自己。而对这种感觉的表达形式，则是我们认识他们受拾遗补阙心态的切入点。
吕温在受拾遗之后，有很强烈的惊宠感，在《谢授右拾遗表》中，他描述自己接到诏书时的感受是：“泽濡穷鳞，雷起幽蛰。尘忝近侍，冠轶常伦。震惊失图，兢罔据。”接着他通过自述身世，展示自己的人格和情趣，表达其竭诚奉职的忠心：
臣尝学旧史，承训先臣，皆以奉上自致为荣，附下苟进为耻。臣所以既孤之后，义不因依，卖洛中之薄田，归阙下之旧宅，退藏其迹，私誓于心，不邀利于权门，不求名于众口，星霜苦节，夙夜精诚。唯愿投躯盛时，自结明主。愚诚神感，人欲天从，果蒙陛下自记姓名，猥怜孤直，振零丁于绝望，拔暧昧于无阶。独断皇明，超生至清列。俯降中贵，内赐官告，特建恒例，光宠贱臣。俾其不出户庭，坐生羽翼，万乘知己，一鸣惊人。公朝得尽节之方，私室无谢恩之处。顾惟凡陋，叨此殊尤。缠激血诚，铭镂肤骨。采拔恩重，泥途感深。毕性命以为期，裂肝胆而何述！［3］卷626
吕温是唐德宗时期受王叔文的推荐而为拾遗的，《旧唐书·吕温传》载：“顺宗时在东宫，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贤时之英俊以自辅，温与（韦）执谊尤为叔文所，起家再命拜左拾遗。”任职拾遗是他远大政治前途的开始，吕温是一个极有政见而且秉性比较刚烈的人，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尽管历史上对他品性的评价并不高，称他“性多险诈，好奇近利”［5］《吕温传》，但从其政治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有政治主见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功名心的人，这篇谢表中也表现了他这一方面的特征。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的品格，珍惜入仕机会，特别是得到拾遗一职后，他更愿“毕性命”、“裂肝胆”，为国尽节，以谢皇恩。
与吕温同时的窦群也是中唐政治中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史称“群性狠戾，颇复恩仇。临事不顾生死”［5］《窦群传》。他研习《春秋》，“以节操闻”，韦夏卿为吏部侍郎时，把他由处士举荐为拾遗。为此，柳宗元特撰《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5］《窦群传》。关于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新唐书·窦群传》云：“王叔文党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旧唐书》本传说得更明白：“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然而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要比史书所记的微妙得多。首先，他与吕温是情趣相投的好友。《旧唐书·吕温传》：“温天才俊拔，文彩赡逸……与窦群、羊士谔趣尚相狎。”而吕温又是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与柳宗元、刘禹锡关系甚密，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与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附”与“不附”所能说清的。此外，柳宗元的这篇贺文，虽然是代韦夏卿所写，但至少亦是出自他心。《旧唐书》卷115《韦夏卿传》：“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居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柳宗元亦好儒，从韦夏卿游，受韦夏卿的影响，对窦群的评价亦极高，其态度体现在这篇贺文里：
臣伏见今月日制除布衣窦群右拾遗者，臣闻直道之行，四方向德，逸人是举，天下归心。臣伏以窦群肥居贞，包蒙养正，学术精果，操行坚明。赞咏道真，以求其志。臣顷守藩服，特所委知。及归朝廷，辄有闻焉，庶逃窃位之责，以塞旷官之尤。岂谓天听曲从，瞽言无废。况谏诤之职，政化是参。擢于布衣，久无其比。周行庆忭，林薮震惊。晦迹宁虑于遗贤，怀才尽思于展效。［5］卷115
“学术精果，操行坚明”，是对窦群的才学和品性的极高评价，一个当年如此推许的对象，几年后怎会“慢”待他呢？从这篇贺文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无论代表谁的态度，“谏诤之职，政化是参”一语对拾遗的政治期待还是很高的。而窦群任拾遗后不久，即遇到了改任他职之事。据《新唐书》卷175《窦群传》载：“时张荐持节使吐蕃，乃迁群侍御史，为荐判官。入见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何其难也？以二十年难进之臣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壮其言，不遣。”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在拾遗一职上发挥才能，对不起皇帝对自己的倚重和恩典，因此，他不愿充和蕃使。这一段话既体现了窦群的思辩能力，也体现了他对拾遗一职的重视。
元和三年，白居易受拾遗之后，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初授拾遗》诗和《初授拾遗献书》。他将《初授拾遗》诗归讽谕诗类，既表达自己的惊宠之情，又陈述自己对拾遗一职的认识。其诗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况予蹇薄者，宠至不自意。惊近白日光，惭无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庭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在这里，他有一种受之有愧的欠疚感，因为在他看来，拾遗能让他摆脱“风尘吏”的低贱感，感受到“参朝议”、“近白日”的人间殊荣。［6］作为一个诗人，他用比较感性的诗句陈述了自己任拾遗之后的心理。在《初授拾遗献书》一文中，白居易则以严密的逻辑和深邃的理性，表达自己对拾遗一职的真切感受，从参政心理的角度，详尽地剖析了拾遗一职的独特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