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出版原本就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则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这一主张因与时代主题契合，而很快一呼百应。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的边缘向“文学之最上乘”中心移动，其表征则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时人称之为：“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一书的统计，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 145种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前此250余年出版的小说总数。而据陈大康的统计，在1840－1911年的72年间，共出通俗小说1 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 003种，共计2 755种，其中1903－1911年9年中就占到2 377种。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_局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20种以。正如清末教科书出版的气象一新，是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为前提一样，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的相继开放，和近代工业化的逐步展开，带来了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阅读口味的变迁，逐渐远离了它的政治意味，越来越向通俗化方向发展。
以上这些无形中为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由此展现出来的新书刊出版市场，是民营出版业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商业前提。当然，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时代因素中，出版市场的扩容，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他如著、译队伍的壮大，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交通条件的改善等，都是出版近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合力因子。本文不能展开一一论述。
三、民营新式出版业崛起的意义
对于清末究竟曾出现了多少家民营出版机构，我们如今已不能确切知道了。我们只能从时人和后人作的一些局部统计中，大致了解其概况。1987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刊登了一则书业公会档案，该档案乃当时上海书业公所总董席裕福的禀稿附件，附件详细罗列了辛亥(1911)五月以前上海出版业的名单。据笔者统计，共计116家。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对1896－1911年间曾经翻译过日文的出版机构列了详表，具体统计的出版者数量达95家。陈大康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中，对1840－1911年间出版的2 755种小说进行了出版机构的统计，共有报刊205种，书局、书坊393家，另有162种作品出版者不详。需要特别交待的是，这些小说的88.78％是在清末最后9年出版的。梁长洲在其整理的《五十年(1897—1949)小学教科书概览》一文中，罗列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藏的清末教科书出版机构名录，笔者统计了一下，共计109家。黄林在其博士论文《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中，对1902－1911年间《大公报》上曾做书业广告的书局作了统计，数量近80家。从各种渠道得来的统计数字，有多有少，有重复有交叉。既有独立商办，也有附属于学校、学会和报社的，但从名录上看，大多数是民营则是无疑的。清末民营出版的崛起，从这些数字上就能反映出来。
商务印书馆作为民营出版业的领头雁，其火箭式的发展速度，也是民营出版业崛起的个案。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当初资金不过3 750元，1901年添招新股，扩大规模，资本增加为5万元。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吸收日资10万元，成为资本20万元合资的有限公司，两年后资本额增至100万元。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80余亩的总厂，包括4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到民国元年的1911年，营业额达1 676 052元。民元以前出版的图书数量，据1910年《[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期所列书目，共收书865种，这就是说，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数量，至少不低于这个数目。《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各种英语读物，《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地理丛书》、《财政丛书》、《战史丛书》、《商业丛书》等各种社科翻译丛书，《文学初阶》、《最新教科书》等各级中小学课本，《林译小说》、《说部丛书》等各种小说，以及《东方杂志》、《儿童教育画》、《教育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政法杂志》、《少年杂志》、《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在出版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第一，它意味着自传教士引人国门的新式出版业，再一次经历了出版主体的变更，从当初教会出版机构的独步天下，到洋务运动时期教会与官办新式出版的并辔而行，再到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主体多元化格局下民营出版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并被最终定格下来，延续到了整个民国时期。这种宏观出版格局的新一轮布局，也意味着出版生产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出版活力借助于民间文化力量的参与和民间资本的运作，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
第二，民营出版机构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出发，积极利用新出版技术，提高出版生产力；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动态，出版大量推动时代变革的新知识内容读物；努力扩大生产规模，全面推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如此种种，都在不同方面加强着新式出版的新质。因其取得的巨大成绩，标志了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初步完成。
第三，民营出版唱主角，是出版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它适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显示了强大的经济活力，出版行业由此走上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成为近代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第四，清末的民营出版活动，不仅催生了近代一种新的实业，而且它本身即是时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感应器。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争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都纷纷拿起出版作武器，或为救亡呼吁，或为启蒙呐喊，或为政治建言，或为生民请命，不同的出版目的和追求，演绎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多彩多姿。出版既阑人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又影响国民生活的知识获取、文化休闲和思想改变等方方面面，而成为近代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清末民营出版业从早期的“缺度”到迅速崛起，再到快速发展，是近代出版史上出版主体调整的结果，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也是出版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成为近代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