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民营新式出版是在社会外力及技术、经济力量的促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晚于教会出版40年，晚于洋务出版10多年。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石印书局、点石斋书局拉开了民营出版序幕，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开启了民营出版之江河。民营出版以出版变法维新的报刊、书籍，出版翻译著作、教科书以及小说为其主要内容，以获得丰厚利润为最终根本。民营出版的迅速崛起，使之成为清末三足鼎立之出版主体之一；这是社会转型在出版业中的反映，是出版业自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文化的感应物，是近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末民营出版；新式出版；教会出版；洋务出版
　
　　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是社会文化转型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并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出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文化功能。近代出版新质，通常称之为“新式出版”。新式出版有几种不同形态，民营出版业稍晚于教会出版、洋务出版，自有其原因。
　　
　　一、民营出版在“新式出版”初期的滞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强目的，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国人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因之而起。而民营新式出版则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比教会出版至少要晚40年，比洋务出版要晚10多年。民办商业出版机构，作为古已有之的出版主体类型，在新的出版生产形态面前，如此长时间的缺席不与，值得后人探究。而民营出版的民营性和商业性特征，是我们应着力考察的关节点。
　　首先，从社会大背景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彻底粉碎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也有极少数先觉分子在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前，惊而醒之，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大多数人，仍然昏睡如故，继续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国民对西学及其主要载体形式新出版物的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大家都不看好并极力排斥的东西，是难以卖出去的。洋务人士办新出版，并非因为此举可以赢利，而是出于洋务运动本身的需要，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带有公益性质。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要求民营出版企业来承担，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至少，在近代初期是如此。
　　其次，从同业竞争的情况来看，传教士携带新技术东渐而来，虽然也算新来的出版同行，但教会出版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服务对象，都无意于挤压传统出版物市场，因而并不构成对既有坊刻的威胁。只有当1880年代外商办的石印书局大规模翻印传统图书，价格又大为便宜时，传统出版的命运才岌岌可危。民营出版的新技术改造，实从此时才开始真正起步。
　　第三，从印刷的装备情况来看，新出版技术所依赖的印刷器械物资等，全赖进口，在洋务运动尚未开展、近代工业化尚未起步的情况下，这些新设备并不易得到，民营出版印刷技术的改造，一时并不具备。
　　第四，从技改前期投入来看，新印刷设备并不价廉，向来本小家薄的传统坊刻主，即便有心尝新，恐怕也力所不逮。1880年代以后投资石印出版的，如同文书局的徐润兄弟，蜚英馆的李盛铎等人，都是家资殷实的商人或官吏，作为传统坊刻老字号的苏州扫叶山房，资本相对雄厚，所以才有了到上海设分号、利用石印技术出版图书的可能。
　　第五，从出版成本来看，由于初期图书普遍印数较小，兼之铅活字铸造技术和再版技术还在改进之中，铅印图书并不比传统刻印成本低，只有用来印刷不需要再版重印的报纸时，才显示出成本优势，所以近代铅印技术最先应用于新闻报馆，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图书出版。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像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样资金不愁的官办出版，居然也选择传统方式印刷译作的缘故了。民营出版在商言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为重中之重，在出版技术上的无意革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民营新式出版在清末新政时期的迅速崛起
　　
　　1872年是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报史上最悠久的《申报》。美查为了将其家业“盘大”，利用申报馆的印刷能力，由报而刊而书，从事书刊的出版，先创办《瀛寰琐记》等刊物，后又成立点石斋书局石印书刊。其间为了扩大发行，又成立申昌书画室(后改名申昌书局)专事销售，并在北京、南京、汉口、杭州等地广设申昌分号。点石斋是第一家通过商业手段把石印出版做大做强的出版企业。它1884年5月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别开生面地采用以人工绘画再石印的方式，嫁接美术与新闻，并重时事与新知，广受读者欢迎，销行长达15年之久，堪称中国早期画报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代名刊；它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图书，获利丰厚，引发了国内民间资本纷纷自设书局，开始了大规模石印图书的热潮，并由此拉开了民营新式出版的序幕。因而，从书刊出版史的角度看，《申报》的创立，同样意义不可忽视。
　　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创立，成为与点石斋齐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为寓沪广东人徐润兄弟创办，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它所石印的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巨著，都堪称为当时出版界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把同文书局列为我国近代私营出版业诞生的承先启后者之一，确有其史实上的依据。
　　在三家大书局带动下，石印书局由上海而全国，迅速地扩展开来，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
　　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民营石印书局，虽然也利用石印的便利，翻印了一些西学书籍，编成诸如《西学自强丛书》、《西政丛书》、《质学丛书》、《西学大成》之类的丛书，但总的来说，出版物内容还是集中在传统读物和举业用书上。即便是西学书籍，也主要是翻印而少新刊。新瓶装旧酒，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旧传统出版的挤压和替代，而少有新出版市场的拓展与创新。这一切到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突变。
　　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民族危机的刺激，直接引发了随后数年围绕变法维新为主题的宣传与组织活动，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新知。初期尤以报纸的出版，为舆论开导的急先锋。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设的《万国公报》在北京发刊。同年11月，北京强学会成立，“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接着《强学报》正式发刊。尤其是同年8月，以汪康年为报馆总理、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揭橥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字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时间，报纸出版纷然并起，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896－1898年间，在上海、天津、长沙、澳门、广州、福州、温州、桂林、西安、杭州、重庆、无锡、成都、芜湖、衡阳、开封、梧州、萍乡等各地出版的报纸数量，至少在60余种以上。这些报纸有的虽不无官方背景，但基本上都属于民间办报性质。大多数办报者的初始动机，受救亡图存时代氛围的驱使，宣传的意图可能要大于商业的谋划，基本上属于政治家办报之列，但其在客观效果上，却唤醒了广大民众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促进对自身传统知识结构局限性的深入思考，进而转向对西学新知的关注与吸收。这样的需求，正是以出版新书刊为主的新兴民营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出版者由此出发，而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而编写出版的教科图书，而著译出版的小说书刊，构成了清末时期最为主要的三大新书出版门类。这与洋务运动时期主要从器物层面输入西学，因之以出版科技图书为主打，市场相对狭窄的状况，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翻译出版是传教士们最早涉及的领域，一直是新式出版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出版门类。到清末最后10年，翻译出版物数量更是成倍增长。有人作过统计，从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梁启超曾对当时翻译作品的盛行状况，有这样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