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频繁临幸并长时间居住在避暑行宫中，对帝王的自身安全和国家的稳定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朝庭中的有识之士甚至某些帝王都是有一定认识的。仁寿末年，卢太翼就曾固谏隋文帝不要经常避暑仁寿宫。大业十二年(618)秋七月，隋炀帝将幸江都宫，“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唐朝前期，每当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人出外避暑时也要受到许多臣子的犯颜直谏。隋炀帝因为发动过仁寿宫之变，据说当政之后不仅不敢像隋文帝一样经常前去仁寿官避暑，而且不时“梦太子杨勇领徒持兵问杨广何在”，故而“遂幸洛阳，终身不敢留长安”唐太宗即位后，“欲以(仁寿)宫奉高祖，高祖恶之，不往”。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和七月，唐太宗不豫，因唐高祖所修的太和宫与仁智宫之旧基分别营造翠微宫和玉华宫，以作休养身体的行宫。之所以刚营翠微宫不久又诏营玉华宫，据唐太宗在《建玉华宫手诏》中的解释说，是因为翠微宫“峰居隘乎蚊睫，山径险乎焦原。虽一己之可娱，念百僚之有倦”。单就避暑的效果而言，玉华宫距离长安300多里，修建在关中北山地区的坊州宜君县(今属陕西铜川市)凤凰谷中，“因山藉水”，环境优美，同时惟“正殿瓦覆”，“余毕葺之以茅”，所以当时以为“清凉胜于九成宫”，这是位于长安城南50余里、秦岭北麓太和谷中的翠微宫无从比拟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太宗仅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夏去过玉华宫一次，而次年即贞观二十三年(649)夏却是到翠微宫避暑的，并于这一年的五月病逝于此宫的含风殿。唐太宗善于玩弄权术，晚年对魏王李泰和一些权要将相颇存疑虑，他之所以舍远求近，在自己临终前将避暑的场所选择在距离京城长安较近的翠微宫，或许正是为了防止武德七年(624)仁智宫之乱再度重演。史载，唐太宗临终之际，任命李世勣为叠州都督，招长孙无忌辅导太子李治，而本月丁卯太宗崩逝后，太子、长孙无忌等“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人京城。大行御马与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于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尚书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唐太宗翠微宫含风殿悲情托孤和长孙无忌随后为太子即位所作的一系列周密安排，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四、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
60多年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认为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可以区别为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两类，而在安史之乱以前亦即“关中本位政策”未变易以前，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
在其另一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先生又详引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为证，对这一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陈寅恪先生将唐代都城建置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考虑，确有高人之处，这种小中见大的治史方法对于后学尤具启迪作用。援引郑天挺先生说法而称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的唐振常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中，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之“宫城北门(玄武门)系成败之机”一节时即说：“读史者应认真学习先生在本节的考证，更应认真学习先生小中见大的治史之法。宫城北门，初视之，似无关宏旨。北门之得失，不过战争之失地与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关乎政治革命成功与失败这样一篇大文章。每见西方汉学家为文，题目与事件往往很小，诚然他们做得很细，有其长处。但是，其结果常是以小见小，而未能见其大。学者欲窥见西方汉学家之以小见大，甚难，甚难。先生在此，做出了典范，详考宫城北门之建置，小也。详考之，以历次政治革命之成败论证之，乃得其大。这就是大儒与饾饾考据的区别。多年来，史学界常说求历史发展之规律，为文之际，究竟何为规律，还是疑莫能明，从先生的治史，必然有所启发。”其说诚为中肯之论。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与其“中央政治革命系于宫城北门”学说(似可简称为“玄武门学说”)，是由表及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大学说，确有启发学人之处。
然而自古学者为文不能无病，对于上述陈氏两大巨著中的缺陷与问题，史学界也不时地提出质疑，章群先生更指出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说法“并不尽然”，认为在研究唐朝一代政治格局时最好“能不囿于地域和婚姻关系的成见”。实际上，陈氏的两大学说确实有言而未尽之处，如他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素为学界所推重，其间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统治集团——关陇集团；另一个是核心区——关中，而府兵制又将关中的核心地位很显著地表现出来；其内容则很广泛，不仅包括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即以关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以关中为中心的核心区，结合关陇人物与关中核心区之府兵体系，而且包括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亦即“就整个关陇本位政策而言，物质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但陈氏的学说侧重于政治、社会两个领域临界线之研究，学术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其说既出，也有不少学者力图在其史学理论基础上有所拓展。如许倬云先生就有进一步发挥，将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历史现象)分为政治、社会、经济、意念(即思想)四个范畴，关注的问题不仅涉及官僚制度下君权与士大夫社会势力的相合或对抗，而且拓展及于市场网、城乡的整合系统、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义利之间、五伦与修齐治平的扩散程序、道统与法统等方面。毛汉光先生则指出，“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是以关中为核心区，军府之设立亦以关中居多，所以关中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在西魏北周时期，关中亦是宇文氏政权的经济中心及社会中心，但隋唐是一个统一帝国，‘关中本位政策’之下，关中仍然是政治与军事中心，但是经济中心、社会中心便不一定是关中了。”当时洛阳是经济中心，亦是社会中心，“各类中心不在一个焦点上，就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都城或重心。这种现象在中国中古屡见，如北魏孝文帝将首都自平城南迁洛阳以后，云、代、并仍然是军事中心，东魏、北齐以邺为都，但晋阳是其军事中心，高氏有三分之二驻晋阳。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宇文氏则常以同州(冯翊)为军事中心，隋唐帝国有长安与洛阳两都，一度又有北都，五代各王朝亦行多都，然大体上皆以汴梁、洛阳为经济政治中心，以魏博为军事中心。”毛氏还以充足的论据证明中古时期核心区核心集团存在转移现象，这更是对陈氏“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之具体拓展。另外，李浩先生则从地域文化之视角，检讨了从魏周到李唐用人制度之嬗变，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关中本位政策”经历了魏晋周迄隋唐的军事战争、建政伊始与和平发展三个时期；从地域角度看，“关中本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历魏晋及隋唐统治者囿于关中、并吞山东、饮马长江淹有天下阶段；科举制作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替代物与扩充变型，有其历史必然性。
不仅陈氏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有拓展之可能，而且与之相表里的“玄武门学说”也有补充、拓展之必要。如孙英刚新近撰文指出，唐朝前期登上皇位的皇帝，基本上是依靠发动“宫廷革命”(引者按：即陈寅恪所说的“中央政治革命”，实际上就是宫廷政变)上台的，唐朝前期围绕皇位而产生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就有了其本身的特点，呈现出“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其中所谓的一“君”是指握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如先天时期的睿宗)；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有一个皇位继承人选“名义的储君或潜在的储君”；三“方”是指两大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在这种格局中，处于继承方的集团，如果要政变夺权，往往采取两个行动。第一，控制或杀死在位者；第二，消灭另一继承人。同时完成两项任务者，往往成功，如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宗复位、唐玄宗诛太平公主；而单独完成一项者，必遭失败，如李重俊政变、韦后之乱。”这样，“唐朝前期宫廷革命的行动方向，是在位君主和另一继承人，而他们的居住地点也就成为重点袭击对象，这一点在历次政变中都得到了验证。”从地理上讲，“实际上唐朝前期的这许多政变，除了中宗复位发生在洛阳外，其余全发生在太极宫。太极宫前地势的低洼，加上南门有大量南衙卫兵，因此自北门突破居高临下便成为政变者选择的方式。玄宗后来搬到地势更高的大明宫后，便在气势下(引者按：下疑当作上)压倒全城，形势也为之一变。”这样的研究分析，比之陈寅恪先生的相关论述更为细腻一些，可称得上是陈氏“玄武门学说”的有力补充。
但如依笔者之看法，唐代都城建置对宫廷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作为都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的帝王行宫也与多起宫廷政变密迩相关。从笔者前文所举的事例来看，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仁寿宫之变、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江都宫之变、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仁寿宫之乱，甚至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翠微宫托孤，都是发生在行宫中的。这就说明，隋唐时期的宫廷革命并非只发生在都城之中，若干重要的行宫尤其是避暑行宫，也常常是发动宫廷政变的主要场所。这是与当时的行宫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隋及唐初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的驻次，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的时机。而诸多例证已充分显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