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关键词：行宫制度；宫廷政变；玄武门学说
　　
　　一、隋唐两代的行宫制度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史称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渐其间，为长夜之饮。”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西汉以降，历代所建行宫的数目大都没有超过秦代，但在建筑设计上却呈现出后来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据初步统计，隋唐时期有名称可考的行宫共有73所，其中隋时营造者38所，唐时营造者35所，而两代并用的行宫则有14所。这些行宫中，除隋榆林宫、晋阳宫、汾阳宫、临朔宫、临渝宫、江都宫、扬子宫、丹阳宫以及唐泰山顿等距离都城(长安或洛阳)稍远以外，其余均距离都城较近，一般少于400华里。从地理分布的大势来看，行宫大多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陪都制度有关。隋以大兴为都城，而以洛阳为东都。唐都于长安，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洛阳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师长安较近，故于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与长安一起被唐帝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长安、洛阳既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动中心，因之行宫也就多建在此两京的附近。隋唐诸帝中，以隋炀帝、唐高宗、则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阳时间较久一些，所以东都洛阳周围的行宫多为这几个帝王所兴建。因为隋唐帝王们往返两京十分频繁，为巡幸方便起见，两京道上也营造了许多行宫。
　　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或为消夏避暑，或为冬春沐浴疗养，或为巡幸两京时沿途驻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旧宅改建以及为了军事、宗教活动的方面而兴建，其中尤以避暑宫(又称清暑宫、夏宫、凉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根据著名气候史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新近的相关研究揭示，这个温暖期大致从公元550年开始，到1050年结束，持续时间约500年左右，比竺可桢所界定的时间段要长1个世纪左右，整个温暖期实际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但主要与隋唐两代相对应，其间虽然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但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显示，这个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总体上比较温暖，如与现代气候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出现在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度左右。这就是说，当时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的气候实际上已具有了北亚热带的某些特征，与今日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地区略相接近。由于气候偏暖，而当时的盛夏更显得十分炎热，隋代及唐前期尤其如此，加之隋唐王室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性不宜热”，所以两代的帝王均非常热衷于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周围，尤其是关中南北山区大规模建造避暑行宫，稍不如意，则另行择地改建，长安周围共建有17所(其中隋仁寿宫与唐九成宫在一地)，洛阳周围共建有6所。避暑宫是为了盛夏避暑，所以常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宜人的山谷地区。
　　隋唐避暑宫以隋仁寿宫(即唐九成宫，唐高宗一度亦称万年宫)最负盛名，隋唐两京周围的避暑行宫多营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可人的山谷地区，选地适宜，设施完备，是盛夏避暑的理想去处。在诸多避暑行宫之中，又以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最为重要，唐时九成宫中殿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并专门设有九成宫总监进行管理，可见地位之不同一般。此宫在唐凤翔府麟游县西一里，背依天台山，襟带杜水，“炎夏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据说其安体养神的功效，虽汉代的甘泉宫也无从比拟。正因为九成宫“凉冷宜人”，而且“去京不远”，隋文帝及唐前期诸帝一再改修扩建并频繁前往避暑。据笔者统计，隋文帝在位24年，外出避暑6次，全部都在仁寿宫；唐高祖在位9年，外出避暑2次，因九成宫尚未修复，故未曾临幸；唐太宗在位23年，外出避：暑10次，有5次是在九成宫；唐高宗在位34年，外出避暑17次，临幸九成宫(万年宫)更达8次之多。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等不仅频繁临幸仁寿宫(九成宫)，而且每次都要驻次相当长的时间，所谓“春往冬还”，大致在春二、三月前往，秋八、九月返回，出幸时间往往长达半年以上。有时从春正月就开始避暑，而结束的时间则推迟至冬十月。隋文帝甚至在开皇十九年(599)春二月去仁寿宫避暑，一直到次年的秋九月才返回京城，历时长达一年半有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生理状况和喜好不同，有些帝王对于温泉宫更为偏爱。如华清宫在京兆府昭应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骊山。骊山山色秀丽，“骊山晚照”素为关中胜景，山下又有温泉之利，泉水流出地面时的温度达43℃，并富含多种有益物质，以之浴疗可治风湿病、皮肤病及消化不良。骊山温泉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都曾利用过，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辟为行宫。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天宝十载(751)两次扩建，对此宫极为迷恋，当政之日，几乎岁岁巡幸，竟达37次之多。无论如何，隋及唐初帝王们对于某些行宫频繁临幸并且往往是长时间的驻次，实际上使这些行宫每每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角色，这就不能不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相关的政治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仁寿宫之变成败的关键因素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发生的仁寿宫之变，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起因、经过、后果以及影响，郑显文、胡戟、王光照、刘建明等先后作了相关研究，不过对于某些问题如隋文帝是否为杨广和杨素合谋加害、事变是否导因于杨广对文帝宠妃的非礼等等，诸家尚有分歧的看法。在诸家研究成果之中，多已注意到了仁寿宫之变与当时政治变动的关系，如王光照认为，“从开皇初立皇太子杨勇，到开皇中杨广邀结关中权要，博取有预政之好而且有干政之实的独孤后的支持，推倒自称渤海蓓人的高颎，最终取杨勇而代之，大致体现了隋朝关陇集团内部不同地域势力的权力斗争，而太子之位则正是这种权力斗争的焦点”，“文帝死于杨广夺位之变，宫廷风浪激变姑或有之，而其真实原因则在于仁寿中不彻底的政治变动”；刘建明也特别强调，“实则探讨仁寿宫之变，不单是为了了解此次事故何以发生，还应注意此次事变与当时政局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视角值得充分肯定，但也有补充论证之必要。
　　笔者以为，从性质上来说，仁寿宫之变无疑是一起宫廷政变。然而这起政变的起因是一回事，而其成败与否又是另一回事。这次宫廷政变，以杨广一派大获成功而告终，但杨广、杨素之流何以能够轻松取胜，颇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仁寿宫之变，《隋书》本纪语焉不详：“(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但《资治通鉴》对具体过程记载则较为详细：“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颜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官兵士贴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隋书》陈夫人本传和杨素本传大致是可信的，皆暗示了因突发一场宫廷政变而致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政变发生的前夕，隋文帝已决定废掉太子杨广，重立庶人杨勇为太子，并命柳述、元岩起草诏书，不意杨广、杨素先发制人，矫诏逮捕柳述、元岩并谋轼了隋文帝，取得宫廷政变的成功。
　　相关史料记载，隋文帝“寻令素监营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具体负责其事。有学者据此分析道：“可见杨素是仁寿宫的监修者，而由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实际上负责具体建造事宜，故杨素对仁寿宫的内部情况，是了如指掌。这场宫廷政变中，杨素明显处于有利的位置。同时，柳述始终出身文官系统，不及出身军人的杨素心狠手辣，故杨素能利用柳述、元岩出阁的机会，先下手为强，这也是杨素得胜的另一个关键”；另外，文帝身边虽有近身侍卫，“不过由于他们明白文帝垂危，忠于文帝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故他们只得接受诏令，让东宫侍卫入宫，避免得罪即将即位的杨广。基于杨广是太子的有利条件，成为这次政变不用流血的主因”。这样的分析，应当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仁寿宫之变虽然发生在避暑行宫之中，但整个政变的过程还涉及对京城的控制问题。史载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崩于大宝殿”，“乙卯，发丧”。刘建明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指出“按是月乙未朔，丁未即十三日，乙卯即廿一日，可知文帝死后第八天才公布他的死讯，显然是杨广与杨素利用秘不发丧的数天去作各种部署”。其说甚有道理。其实，秘不发丧以便拖延时间来进行相关部署，往往是宫廷政变者的一贯作法。史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杨广、杨素也是如此，政变之后秘不发丧，是为了让杨素之弟杨约有时间控制京师大兴城的局势：“易留守者，缢杀庶人勇，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仁寿宫(九成宫)距京师300余里，帝王出幸，“严跸经旬，非旦暮可至”，沿途需要设停次之所，故而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诏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12所。仁寿宫与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政变的消息不易传到京师，这为杨约轻松控制京城局势、确保政变最终成功提供了可能。但这后一步行动计划从部署、实施到汇报结果，都需要一些时间，这正是杨广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才敢发丧的原因所在。
　　
　　三、与行宫相关的其他宫廷政变或事件
　　
　　隋唐时期的行宫制度对宫廷政变的影响，还可从另外几起政治事件中得到反映。
　　杨广是通过发动仁寿宫之变、谋害父兄而确定了皇位，但为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同样也是因一场发生在行宫的政变而结束了性命。史载隋之末叶，隋炀帝杨广再度游幸江都宫(在今江苏扬州)之时，看到天下已乱，遂于大业十三年(即恭帝义宁元年，617)“起宫丹阳，将逊位于江左”，不料次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隋炀帝曾想要徙都丹阳(在今江苏南京)作一个偏安皇帝，但因多行不义，众叛亲离，遂罹祸于发生在江都行宫的宫廷政变，比其父皇还要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