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入唐新罗僧侣求法巡礼
人唐新罗僧侣历经艰险到达唐朝，在惊涛骇浪中，在漫漫沙漠戈壁中，在孤寂无聊和艰难困苦中，他们用坚强的毅力和一腔热血，在陌生的国度，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新罗著名僧人元晓“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宋高僧传》卷4记载了元晓、义湘两人入唐受阻之情况。义湘最终到达唐朝，元晓则平生在新罗修行著述。就是说，要入唐求法，必须有矢志不移的决心，如稍有动摇，就会前功尽弃。当然，元晓大师在新罗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罗中代的朗慧大师无染，随新罗使节入唐，“及大洋中，风涛欻颠怒，巨煸敕人，不可复振。大师与心友道亮跨支板恣业风，通星半月余，飘至剑山岛(即黑山岛，在今山东省长岛县)口行之碲上。”对此，大师“怅然甚久日：‘鱼腹中幸得脱身，龙下颔庶几攙手，我心非石，其退转乎!也就是说，这次经历惊涛骇浪，生命艰危，但只是功亏一篑，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对此，无染禅师意志坚决，绝不放弃，终于在长庆初年，获便搭乘新罗朝正使金昕赴唐朝正的船只，到达唐朝登州。新罗瑞云寺了悟禅师于大中十二年(858)“私发誓愿，拟游上国，随入朝使利涉云溟，乘一支之船，过万重之浪，曾无惧念，不动安禅”，到达唐朝。月光寺圆朗禅师咸通七年“投回易使陈良付足东来。时乃波涛腾涌，烟霭昏沉，舟楫有倾覆之虞，僧俗口口溺之患。师乃略无俱口……若非神通妙用，智识遐周，履险不惊，孰能至此。”除此之外，真鉴禅师、普照禅师、真澈禅师、法镜禅师等众多的新罗僧侣亦先后乘船入唐，求法巡礼，为新罗佛教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也有僧侣在往返唐朝过程中，葬身大海。如公元831年2月，新罗兴德王遣王子金能儒及9名僧侣入唐，顺利完成使命后于当年7月返回，但在返回途中全部溺海身亡。此可能是入唐新罗僧侣葬身大海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入唐后的新罗僧侣同唐朝僧人一样，踏上了西去印度的历程，一些人命丧漫漫路途。据陈景富先生统计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初赴西域求法的高僧共56人，其中8人为新罗人，这就是慧轮法师、玄恪法师、慧业法师、阿离耶拔摩法师、玄太法师、求本法师，以及没有留下姓名的两位新罗僧人。此8人中，只知道求本法师曾赴天竺，其余事迹不详。另外，除过玄太法师从西域艰难返回唐朝，其余诸人或死于印度，或死于返回途中，或下落不明。如慧轮法师贞观中作为唐僧玄照的随从西游天竺，玄照奉敕返回后，慧轮先在信者寺驻留7年，后在吐火罗寺院，义净曾见过这个和尚；慧轮精通梵文，“薄闲《俱舍》”，随后事迹不见于史书。而没有留下姓名的两位新罗僧侣，他们和义净和尚一样，是从海路赴印度，病死于求法途中。在此后的岁月中，西域求法的新罗僧侣仍大有人在，其中见于各种记载的有慧超、无漏、元表、悟真等人，而慧超其人及其著作的面世，使他成为新罗入唐僧侣赴西域求法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据《一切经音义》、《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表制》等文献记载，慧超10余岁入唐，开元七年(719)从海路赴印度求法巡礼，开元十六年(728)从陆路返回长安。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整理随行记录，撰成一部《往五天竺国传》。《往五天竺国传》残卷，1905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掠取并公诸于世，进而引起各国研究者的广泛兴趣，成为继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的又一部记载西域沿途乃至当时印度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据载，慧超后来以不空三藏为师研习密宗，驻留大兴善寺。唐代宗大历九年二月，慧超曾在内道场撰写了《贺玉女潭祈雨表》。建中元年(780)，慧超赴五台山乾元菩提寺修行，最终圆寂于该寺，享年85岁。无漏、元表两人天宝年间分别从陆路前往西域，无漏可能因身体的原因中途返回，并在安史之乱中和唐玄宗、唐肃宗父子过从甚密；元表返回唐朝后前往闽越习华严经，一直到唐武宗毁佛之时，其人似乎仍然健在，并对佛经的保存做出了贡献。悟真于唐德宗在位初经吐蕃至中天竺求取《大毗卢遮那经》，贞元五年(789)原路返回，不幸死于吐蕃境内。
在唐朝巡礼求法的新罗僧侣，除过上述从事佛经翻译、赴西域求法、在唐求法后返回新罗者之外，能够传名后世者毕竟不多，众多的僧人为了修成正果，过着孤寂而默默无闻的生活。如唐昭宗景福二年(892)入唐，前往天台山平田寺的道育。据载：道育“慈爱接物，然终不舍岛夷音言。恒持一钵受食，食讫，略经行而常坐，胁不著席。日中洒扫殿廊，料理常住，得残羹之食，虽色恶气变，收贮于器，斋时自食。与僧供浴煎茶，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远地，护生偏切……凡对晤宾客，止云伊伊二字，殊不通华语。然其会认人意，且无差脱。”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其一，此僧人唐求法，但不学唐朝语言，确实令人不解。此为特例，还是具有代表性，不得而知。其二，道育可能是修头陀苦行僧，能吃苦耐劳，而且很注意保护生灵，常常在夏日以身伺蚊虫。其三，或许是在中土时间很久的缘故，虽然他只能发出“伊伊”两声唐音，但能够懂得对方的意思，很少出现差错。道育的经历，显示出众多的新罗僧侣入唐，僧侣中文化构成、家庭背景、人唐的具体原因等呈多样化，相信和道育有相似或相近经历，名字没有传下来者当不会少。金地藏为新罗王之族人，入唐到达池州九华山，“乃径造其峰，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岩栖涧汲，趣而度日”。他整日苦苦修行，至德初被人在石室中发现，当地百姓在原地为他建造伽蓝；地方官闻风前来，奏请在其地成立寺院。地藏的声名从此传扬天下，“本国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无以资岁”。贞元十年(794)夏圆寂，享年99岁。此后，金地藏作为九华山地藏道场的开山祖师，成为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著名的菩萨。
3、人唐集中居住的新罗僧侣
入唐求法新罗僧侣集团居住，当以山东半岛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为代表。日本请益僧圆仁开成四年(839)六月初到达文登县赤山浦，在张保皋所建赤山法华院居住超过一年。据圆仁记载，这个寺院有常住僧侣30余人，均为新罗人。寺院有很大的讲堂，每年夏秋两季都举办讲经法会，一般可容纳200余人。法华院的讲经礼忏、讲经仪式均极为独特，杂糅唐罗双方的特点，如“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讲师登高座讫，称佛名便停。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切偈矣。至‘愿佛开微密’句，大众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就是说，由于赤山法华院所处唐罗交往要冲，以及建成时间短暂等原因，新罗僧侣人等除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如重视八月十五节之外，其讲经杂糅唐朝与新罗多种成分，显示出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当时在青州及淄州长山县均有新罗院，相信那里的新罗僧人也不会少。但是，由于唐武宗的毁佛，圆仁会昌五年九月路过时，“本意拟住赤山院，缘州县准敕毁拆尽，无房舍可一居，大使处分于寺庄中一房安置”。可见，由新罗人建立，僧侣集团居住的赤山法华院此时已不复存在。
唐朝金州有一座新罗寺，相传该寺建造于贞观年间。贞观十年(636)，新罗僧人慈藏与门人僧实等10余人入唐。入唐后慈藏在终南山修行，僧实则偕使者随从来到金州(陕西安康市)，看到汉江眷恋不舍，因请立寺以遣乡思。贞观十三年(639)，金州刺史段志玄在汉江边建成一座寺院，并题其额为“新罗寺”。如上文所述，贞观十七年(643)慈藏返回新罗，按照一般情况，僧实应该随慈藏返回，但他可能并未随行，而是长期居住金州，这样才有新罗寺的繁荣和驰名于世。因为中韩现存史料中并未记载僧实其人返回新罗。同时，从新罗寺遗址考古发现得知，寺院残留的“两个石赑屃当为新罗寺大殿正门两侧的碑座，二者距离基本未变，大约在8.5米左右，由此可以推知新罗寺正殿大门石台阶的宽度。据碑座的位置，可知新罗寺大殿的方向是坐西南朝东北，即朝着朝鲜半岛方向。”韩国庆州所在的四天王寺遗址南端，也有两个残赑屃存在，与此相联系，金州新罗寺的建造是否夹杂新罗寺院建造方式，抑或因为有新罗僧侣参与才如此?因没有文献史料佐证，实在难于做出准确论断。
元和十二年(817)，时为江州司马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与友人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特，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等17人游历庐山，“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息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就是这个大林寺，因为“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而令人惊叹的是大林寺的僧人全是“海东人”。众所周知，唐代新罗人亦称海东人，就是说，这个偏僻简陋寺院中的僧人全是新罗僧人。白居易没有说明这些新罗僧侣有多少人，但从“其僧皆海东人”语句看，不可能只是两三人，似乎应该在5人以上。因为大林寺深处山巅，和山下环境迥然相异，虽然离山门只有半日的路程，但数十年来很少有人光顾。这些新罗僧人如何找到这里?他们在寺院中如何生活?从白居易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些新罗僧侣在此修行，主要是看中庐山大林峰下安静自然的环境。
除上述三处之外，在京师长安的众多寺院中，新罗僧侣集中居住也不会少。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开始了大规模的毁佛行动，新罗僧侣亦未得免。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外国在唐京师僧人前往主管僧侣事务的军容使衙，其中有“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5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师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容衙院。”韩国金文经教授由此认为当时有10名新罗僧人参与了这次会见活动。应该说明的是，这10人只是左神策军衙门，即左街功德使所辖范围寺院中新罗僧人之数字，京师所在寺院新罗僧侣人数当不至于此。会昌五年三月，“又敕令天下诸寺，僧尼年四十以下，尽勒还俗，遞归本贯”几天之后，敕令“天下僧尼五十以下，尽勒还俗，遞归本贯讫。后又敕云：天下僧尼五十以上，无祠部牒者，尽勒还俗，遞归本贯；有祠部牒者，委当州县磨勘，差殊者尽勒还俗，遞归本贯。……”这些只是针对唐朝境内僧尼的裁汰办法，很快，对于藩属国及域外国家在唐僧尼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外国僧未人条流之例，功德使别闻奏取裁。有敕云‘外国等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遞归本国者’。”圆仁提到北天竺三藏难陀、南天竺国僧宝月，而“新罗国僧亦无祠部牒者多”，即在长安的众多新罗僧侣没有部牒。其中还有一长安年轻僧侣，少小受度为僧，“在大荐福寺侍奉新罗僧为师匠，因僧难，承接新罗僧名字，得住寺。官家随其公稔，遞向新罗国去。在府之时，百万作计申诉，不免遞过，亲情啼哭，街中相别……”就是说，这个长安小和尚，在大荐福寺以新罗和尚为师，因为会昌毁佛，他假冒他的新罗师傅的姓名，留驻寺院。随着毁佛风声日紧一日，长安小和尚终于被查了出来，并因名牒的缘故，错把小和尚当成他的新罗师父，遣返新罗。此小和尚趁乱逃脱，返回城中躲藏，这桩罗唐佛教关联的事件才告一段落。圆仁到达海州之后，请求在海州寻找船只返回日本，但当地官员予以拒绝，云：“近日新罗僧亦从京兆府近来，请于当州权，使君不肯，便遞过。和尚请停住事，亦应难，然县司不自由，事须经使君通状。”此记载说明三点，其一，在圆仁到达之前，已有从京兆府西来的新罗僧侣路过海州，请求从海州缘边下海回国，但未得到批准。其二，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决定权掌握在当地“使君”手中。其三，因在京兆府的新罗僧侣人数众多，这次路过海州回国者肯定不少。以上均为圆仁所撰行记中所述，而当时著名的新罗入唐僧侣中，一些重要人物也是此一时期返回新罗的。如唐穆宗长庆初入唐的朗慧禅师，在唐20余年，巡礼终南山至相寺、五台山佛光寺，拜谒当时富有盛名的如满禅师、宝澈和尚等，会昌五年返回新罗，其塔铭明确记载他返回新罗是“帝命也”。慈忍禅师、道义禅师也是这一年回到新罗的。显然，他们都是因会昌毁佛的缘故回国的。
4、入唐新罗僧侣与新罗九山禅门的兴盛
唐中后期，入唐新罗僧侣钟情于江浙等地的寺院，将佛教禅宗传人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做出重大贡献。关于此问题，中韩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这里只是对其中关联问题试作爬梳。
道义禅师建中五年(784)人唐，长庆元年(821)返回，在唐驻留达37年之久，他将禅宗南派西堂智藏学说传回新罗，并经过廉居、体澄两禅师的进一步弘扬，最终形成新罗九山之一迦智山禅宗学派。
洪陟、惠哲两人和道义一样，入唐求法，并同样接受西堂智藏禅宗学说。洪陟创立了实相山禅门，惠哲则创立了桐里山禅门。
真鉴禅师慧昭贞元二十年人唐，至沧州拜谒神鉴法师，两人一见如故。此后赴嵩山少林寺，又临终南山“登万仞之峰，弭松实而止观，寂寂者三年”。大和四年返回新罗，进而创立了智异山禅门。
综合《景德传灯录》、《祖堂集》等史料记载，何劲松氏认为玄昱禅师元和四年(809)入唐，在唐逗留28年以上，向唐僧怀辉学习禅宗。开成二年返回新罗，受到新罗闵哀王、神武王、文圣王、宪安王的礼敬，创立了凤林山禅门；此后另一僧侣审希继承了玄昱学说，将凤林山禅门发扬光大。
道允创立了师子山禅门。道允长庆五年(825)入唐，投入南泉寺普愿禅师门下学法，大中元年(847)返回新罗，在唐逗留20余年。道允回国后传禅20余年，其继承人为折中禅师，两人对于新罗师子山禅门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无染创立的圣住山禅门。无染入唐前就到新罗名刹寺院求法巡礼，长庆初年入唐，先到终南山至相寺求法，又到东都佛光寺向名僧如满问道，受到如满的赞赏；他还拜谒宝彻法师，收益良多。因唐武宗毁佛，会昌五年无染返回新罗。无染驻留于圣住山，成为新罗下代禅宗发展的典范。
梵日、行寂创立的阁崛山禅门。梵日太和年间入唐，参拜盐官齐安大师、药山惟俨法师。会昌四年法难肇始之时，梵日避难逃往商山静心禅修，六年返回新罗。返回后受到溟州都督金公邀请，驻留阁崛山，被封为国师。梵日的弟子行寂咸通十一年入唐，如上文所述，他步行至长安，受到唐懿宗接见。随后又游历五台山、成都静众寺、衡山等地，中和五年(885)回国，重新回到梵日门下。
顺之禅师创立的仰山禅门。顺之禅师大中十二年(858)人唐，拜访仰山慧寂和尚，景文王在位期间返回新罗。
综合以上禅宗东传新罗之史实，入唐新罗僧侣所做贡献有目共睹，对新罗下代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首先，韩国僧侣所学均为南岳怀让系统马祖道一的禅法。如道义、洪陟、惠哲3人均是随西堂智藏学习，而智藏自童年起就随马祖道一学禅。真鉴禅师慧昭人唐后随神鉴法师，玄昱人唐后以章敬怀晖为师，道允、折中人唐以参习南泉普愿的禅法，无染人唐成为麻谷宝彻的弟子，梵日入唐以盐官齐安、药山惟俨为师，顺之禅师入唐师承慧寂。其中智藏、神鉴、怀晖、普愿、宝彻、齐安、惟俨等人均是马祖道一的弟子，慧寂则是道一的再传弟子。就是说，新罗九山禅门传承的均是六祖慧能的弟子怀让系统的禅法。当然，在传承过程中，入唐新罗禅僧根据自己的体会，使传人新罗的禅宗更加丰满并适宜于新罗的实际。其次，九山禅门的创立者不辞劳苦，兢兢钻研，有的人数十年逗留唐朝，不仅在新罗，而且在唐朝也是众望所归。如真鉴禅师入唐至沧州见到神鉴大师，其形貌超然，识见非凡，寺院中传扬着“东方圣人，于此复见”，及“黑头陀”的赞叹声；无染禅师拜见佛光寺如满和尚，如满“应对有惭色，曰：‘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罗子。他日中国失禅，将问之东夷耶?”惠哲禅师人唐见到西堂智藏，谈论禅理，云：“某生缘外国，问路天地，不远中华，故来请益。倘他日无说之说、无法之法流于海表，辛斯足矣!大师知志既坚，禀性最悟，一识如旧，密传心印，于是禅师已得赤水所遗灵台豁尔如大虚之寥廓也。夫夷夏语乖，机要理隐，非伐柯执斧，孰能与于此乎!未几西堂终，乃虚舟莫留，孤云独逝，天南地北，形影相随。所历名山灵境略而不载也。到西州浮沙寺，披寻大藏经，日夕专精，晷刻无废，不枕不席至于三年。文无奥而未穷，理无隐而不达。或默思章句，历历在心焉。以违亲岁积，宣法心深，遂言归君子之乡，直截乾城之浪。”就是说，由于这些僧侣在新罗就堪称精英，入唐后又笃志修行，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获得唐朝高僧大德的称赞，奠定了回国后声名鹤起的基础。第三，这些禅门宗师在唐朝求法巡礼过程中，不仅对禅宗多有体会，而且将佛教其他宗派学说融会贯通，对禅宗在新罗的传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佛教密宗的诠释，加深了禅门的神秘感，有利于九山禅门的发展。第四，学成回国后，除过个别人外，他们几乎都得到新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扶持，促成新罗九山禅门兴盛。道义和尚入唐时间早，返回新罗后并未受到新罗王应有的礼敬，迦智山禅门到体澄禅师之时才得以兴盛。桐里山禅门创立者惠哲返回，新罗文圣王频来问讯，惠哲当仁不让，提出治理国家的措施。玄昱返回后，得到闵哀王、神武王、文圣王、宪安王的多方支持，并延请至王宫说法唱道；无染创立圣住山禅门，新罗文圣王、宪安王、景文王、宪康王、真圣王对其均十分礼敬，景文王拜无染为国师，真圣女王谥其为“大朗慧”号。梵日创立远崛山禅门，新罗景文王、宪康王、定康王均想拜其为国师，但梵日终不应招，隐居山寺不出，直到圆寂。无疑，新罗下代诸王重视人唐返回禅师，将他们奉为国师，是和当时王位争夺频起，统治区内民乱不断，人心飘摇不定有关。他们想通过礼敬禅宗大师，用禅宗佛理收拾人心，解除国家的危困，但客观上有利于禅宗在新罗的发展。禅宗大师们死后，新罗王及其禅门弟子多制作碑铭，表彰他们对佛教和国家所做的贡献，也促进了新罗及其此后高丽石刻碑铭文化的盛行。
本稿在此前学者研究基础上，对7－9世纪末入唐新罗僧侣关联问题，如近300年间人唐新罗僧侣数目问题，入唐新罗僧侣参与翻译佛经的定位和评价问题，入唐新罗僧侣在唐的其他活动等作了相应的考述。相信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出现，该问题的研究会将会有更大的突破和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