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给西汉首都长安城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文环境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昆明池以面积300余顷的人工湖面为主景，改善了自身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其次为保障昆明池安全蓄水，对其上游的氵高诸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整理，使它们改道西流入沣，形成了新的河流——交水，改变了长安城南郊的水环境；第三为供应汉长安城内外各宫殿园林区的用水，昆明池下游开凿了三条人工水渠通过氵穴水及其支渠向长安供水。
关键词： 汉昆明池； 长安城郊； 水环境； 交水
Abstract: The Kunming Pond, which was dug by Emperor of Wu in the Han Dynasty, brought about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hydrographic environment, around the town of Chang'an. First of all, with an area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qing, the Kunming Pond as an artificial lake improved the ecological surroundings of the lake itself and areas around it. Next, To guarantee a secure water supply for the pond, the upper reaches, including the Jue River and the Hao River, were reconstructed artificially in large scale, making them change the course westwards into the Feng River, shaping the Jiao, a new river, which bettered the hydrographic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Chang'an. Finally, three ditches were dug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pond to supply water for palaces and gardens inside and outside Chang'an by way of the Xue River.
Key Words: the Kunming Pond in the Han Dynasty; suburban areas of the town of Chang'an; hydrographic environment; the Jiao River
为保证西汉都城长安的城郊用水，汉武帝开凿昆明池，建成了以昆明池为中心的包括蓄、引、排相结合的供水、园林、城壕防护与航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系统。这种人工河湖水系的建造不可避免地对都城长安城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文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汉武帝兴修昆明池及其人工环境
昆明池创建于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这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汉书•五行志》：“元狩三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昆明池不是一次挖掘完成的，从文献上来分析，在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4）可能有第二次的扩修活动。《史记》载：“初，大农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1］卷30《平准书第八》《索隐》曰：“盖始穿昆明池，欲与滇王战，今乃更大修之，将与南越吕嘉战逐，故作楼船，于是杨仆有将军之号。又下云‘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击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这里记述的大修昆明池的时间，是在杨可告缗以后，同时又在作柏梁台之前。《汉书•酷吏传》载：“至冬，杨可方受告缗……后一岁，张汤亦死。”杨可主告缗是在张汤死前一年，据《汉书•武帝纪》张汤死于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则杨可主告缗应在元鼎元年冬。又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所以大修昆明池的时间当在元鼎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而且这次大修的目的同样出于军事目的，只是船战的拟定对象有了改变，由原来的西南夷变成了南越。这一点在《索隐》中已经很明确地给予了说明。
经过武帝元狩三年与元鼎元年的两次修建，基本奠定了西汉昆明池的规模，作为工程的组成部分，湖堰、进水闸和进出水渠道也都应该顺利完成。
汉代昆明池的范围广大，《汉书•武帝纪》臣瓒注：“（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三辅黄图》卷4也说：“汉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辅旧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 《太平御览》引《三辅旧事》作盖地325顷，程大昌《雍录》又引作320顷。
汉武帝所建的昆明池周长达到40里，面积332或320顷，这是古代学者的基本记载。按汉代1里(1里为300步,1步为6尺,1尺为0.231米)约合今415.8米计算,周长大致折合16 632米，也就是16.6千米。按汉代1顷(1顷为100亩,1亩为240方步)约合今46 103平方米计算［2］61,320顷约合14 752 960平方米，也就是14.75平方千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2005年的考古结论是：“通过钻探和测量，得知昆明池遗址大体位于斗门镇、石匣口村、万村和南丰村之间，其范围东西约4.25、南北约5.69公里，周长约17.6公里，面积约16.6平方公里。”［2］53-54经过唐代稍微扩大了的昆明池遗址周长是17.6公里，面积约16.6平方公里，与上述历史文献记载的汉代昆明池周长16.6千米，面积14.75平方千米相比较，假如考虑到唐代有一定的扩大，则可知文献所记的汉代昆明池范围还是基本可信的。
汉代昆明池仿照滇池而建，水面辽阔，浩淼的景象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把它看做是天上的银河，在其东西两岸雕刻有男女两个神像，象征着天河两边的牵牛与织女星。班固《西都赋》写道：“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西京赋》也说：“日月于是乎出入，像扶桑与蒙汜。”怪不得汉武帝夜游昆明池时，要与随行的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讨论天上的银河与星辰，并让他们为文颂之[注: 陆云公《星赋》曰：“汉武帝夜游昆明之池，顾谓司马迁、相如曰：星之明丽矣，考之于歌颂，求之于经史。龙尾着于虢童，天汉表于周土。既妖谣之体陋，嗟怨剌之蚩鄙，每郁悒而未摅，思命篇于二子。”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卷53。]。
文献资料和钻探结果还表明，在昆明池以北的不远处，还有两个与之相连的水池——氵高池、彪池,这样一来昆明池一带的水面更大。《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北，与镐水合。（镐）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镐水又北流，西北注与彪池合。（彪池）水出镐池西，而北流入于镐。” 明确记载着昆明池与氵高池、彪池是呈南北分布且相连的三个水池，即氵高池在昆明池之北，彪池在氵高池之北，氵高池之水承自昆明池而流入彪池，最后，彪池之水流入氵高水。
考古人员认为：“镐池位于昆明池以北，隔斡龙岭与昆明池相邻。遗址平面大致呈东西向椭圆形，北岸多有曲折。东西最长约1 270米、南北最宽约580米，周长约3 550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进水口位于池的西南角，即昆明池北岸西部的出水口，……彪池位于镐池以北，遗址地处今丰镐村、纪阳寨、跃进村、桃园村和落水村之间。平面形状不规则，东西最宽约700米、南北最长约2 980米，周长约7 850米，面积约1.81平方公里。”［2］61-62
昆明池水中鱼翔浅底，绿草点点，环池一带绿树成荫，动植物资源丰富多彩，也是皇家观赏游猎的好地方。李《太平广记》卷409记载：“芰一名水菜，一名藓苔。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波下，亦曰青水芰。”《酉阳杂俎》曰：“汉武昆明池中有水网藻，枝横侧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凫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3］卷18《食货志下》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漂在水面，叶子随着波浪摆动，煞是好看；水网藻平铺昆明池水面，长可八九尺，像网一样。
昆明池中的鱼与水鸟就更多了，种类数不胜数。东汉学者班固《西都赋》描写了帝王游宴昆明池所见到的景象：“飨赐毕，劳逸齐。大路鸣銮，容与徘徊。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发色，煜煜猗猗。若扌离锦布绣，火属火翟乎其陂。鸟则玄鹤白鹭，黄鹄交鸟鹳。仓鸟鸹鸨，凫鸿。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沈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乘车戋辂，登龙舟，张凤，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鹇，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御矢曾缴。方舟并鹜，亻免仰极乐。遂乃风举云摇，浮游溥览。”东汉文人张衡的《西京赋》也有相似的描述。
昆明池的池中岛上和四周岸边，修建了许多离宫别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林村掩映，风景十分迷人。《史记•平准书》：“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文献可考者就有池东岸的豫章观与白杨观、池南的细柳观、池西边的宣室宫等。
昆明池自交河引水，在汉长安城西南高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水面，改善了自身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其以人工湖水面为主景，布设楼台亭阁，融人工建筑于自然山水之中，形成河湖水面一望无际，清澈涟漪，殿阁亭台倒映湖中，与回廊、绿树、鲜花、雕刻交相辉映，绚丽异常，给长安城郊区带来了特别优美的人工环境。二、 昆明池上游氵高水的人工改道及交水的形成
为保障昆明池安全蓄水而且不对下游长安城造成危害，西汉时期对其上游的氵高诸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整理，使它们改道西流入沣，形成了新的河流——交水，极大地改变了长安城南郊的水文环境，影响至今。
1．氵高河与河的变迁
图1 昆明池及其上下游环境图
《水经注•渭水》记载有氵高水的流路：“（氵高）水上承氵高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故都也……氵高水又北流，西北注与氵彪池合……氵高水北迳清冷台西，又迳磁石门西……氵高水又北注于渭。”氵高池、氵彪池(或写作彪池)的位置上文已有讨论。磁石门“悉以磁石为之，故专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入门而胁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门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阿房宫以磁石为门，阿房宫之北阙门也。”一般认为在今新军寨村西。《水经注》的氵高水源出氵高池，北流经氵彪池、磁石门西入渭，今有太平河流经氵高池遗址，当即此氵高水残遗。此氵高水上源只到氵高池，没有交待上游的水源，实际是一个断头河。
今南山有氵高河，源出石砭峪，北流经王曲镇折西北行，经皇甫、黄良间，至香积寺汇入交河。根据实地考察，香积寺以下今氵高河流道的正下方遗存着一条宽阔的古河道洼槽，西北向沿今赤兰桥、南雷村、堰渡村、东西干河、楼子村、三角村、大羊吉村、孙家湾、李柳树一线趋于石匣村北。现地表还有排水渠一条，降雨一多，便有大片积水地出现。其下正可注入昆明池，北接氵高池。这样，今氵高河、《水经注》的氵高水与此故河道正好相互连接起来，这就是完整的古氵高水的流路［4］165。
原来独流入渭的氵高河，后来在香积寺附近折而西流经交河汇入沣，中间河段断流，只余下氵高池以下一小段。氵高水的这种河道变迁发生在郦道元作《水经注》以前很久，郦道元只以最下游段当氵高水，已全然不知还有它的上游。至于是何时何因促成此种变迁，值得关注。
不仅氵高水河道发生了巨大变化，水也是如此。水又叫氵穴水，出自西安东南60里的大义谷，西北流依次接纳小峪、太乙峪诸水入樊川，经杜曲、夏侯村、新村、小江村、何家营至小磨村，其后穿神禾原西北流，又折而西南流，至香积寺南与氵高河交汇入交河。后一段河床深堑于神禾原之中，两岸高陡，深达8-10米以上，宋张礼《游城南记》曰：“今水不至皇子陂，由瓜州村附神禾原堑，上穿申店，而原愈高，凿原而通，深者八九十尺，俗谓之坑河是也”。而《水经注•渭水》所记的氵穴水则是上承皇子陂于樊川，西北流，大致同今皂河流线，北流入渭河。按张礼所说，水在宋代已发生改道，即向南移徙，下附神禾原西流，原趋流于皇子陂的水故道被遗弃。
古河是独流北入渭河的，而后来也同氵高水相类似改变成西流并交河入沣。其原因与氵高水改道应该是相同的。
2．交河的人工凿成及其作用
交河上承氵高二水，从香积寺西略呈东北西南流向，堑槽经里杜村、施张村、张牛村、张高村到北堰头，这段河道流向顺直，河槽狭窄。其后继续西流入沣河，因接纳樊杜诸水，故流量丰富，称得上城南巨川。西汉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谓城西南上林苑，“沣氵高潦，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5］卷8《赋丁•畋猎中》，其中有氵高水，却没有交水。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时则是氵高、交二水并见，说明此时已经形成了交水。交水即今交河，是河氵高河人工改道交流后出现的新名字，宋张礼《游城南记》说，水“与御宿川水交流，谓之交水”，明确指出了这种情况。否则，交河为城南一条主流大河，熟悉上林景致的司马相如不会注意不到，《水经注》的氵高水也不会是断头河，交水的名字也不会在北魏才出现。因此，交河是指氵高交流后从香积寺至入沣这一段。
氵高河、河都发生过河道变迁，由原来的独流入渭，转而折曲向西，水与氵高水相汇并注入沣河，原来各自独流的水系皆纳入了沣水水系，也增加了一个新的人工改道形成的河流——交河。
现在的部分河和整个交河是人工河道，它们把古氵高水和古水拦腰截断，使之向西并流汇入沣河。以下分析开凿这条人工河道的原因和时代。
从地理角度来看，氵高不走原来的自然流路，而由人工改流，走较高的路线，甚至穿原而行，并改变原来的流向，显然是为了控制水流，从较高处引入沣河。从地望上看，氵高故道下游距离汉长安城较近，而沣水则相对远一点。开凿交河的目的似乎是要把靠近汉城的水引得距城稍远一些，再排入渭河。
其次，从历史事实看，较大规模地利用和改造城南诸水始于汉代。汉初最先引入城的是水，后来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于汉长安西南方向，其位置比都城高出一级阶地，除向东引出昆明渠与漕渠相通外，又下引昆明池水通过水供应汉城用水，其作为汉城的主要蓄水库似无可非议。昆明池规模宏大，需要大量的水源供应，察其水源，主要应该是氵高水，可能也有水。其来水必须是有控制的常流量，以保持稳定地引水，达到供取基本平衡，这就要求对城南诸水源进行大规模的人工整理。
第三，在修筑昆明池为汉城用水带来方便之时，还应该看到，它又给汉长安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潜在的威胁。汉城位于渭河一级阶地，昆明池则高居二级阶地，汉城正处于昆明池浸水下游，昆明池蓄水必然会给其带来地下水位的上升，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的话，可能会导致地表充水、泻卤为害的局面。汉京师长安确实也发生过水溢地湿之害，“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戌子，北宫井泉稍上，溢出南流”［6］卷27《五行志》。在元帝时就有“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的童谣，即长安城内不管是像“灶烟”那样普通的地方，还是像“玉堂、金门”之类的高贵之区，都会遭受到地下溢水之害。要消除水患，降低地下水位，只有减轻昆明池的压力，即有效而稳定地控制昆明池水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