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岐周有高规格的宗庙建筑。
对于岐周的宗庙建筑，文献资料几乎没有记载，我们只能借助考古发掘来探讨。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组建筑基址遗存，其中，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坐落在东西宽32.5米、南北长43.5米、高1.3米的夯土台基上，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建筑物的形制以门道、前堂和后室为中轴，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并以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座前后两进的封闭性院落。门前4米处有一影壁，盖有护顶。前堂为该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比周围高出0.3米，东西长17.2米，有7排柱基，间距3米；南北宽6.1米，有４排柱基，间距２米。由这些排列整齐的柱洞可知，前堂面阔6间，进深3间。堂前为中院（中廷），北侧有三条斜坡状的阶道，可以升登前堂。由前堂经过廊道往后室，后室在基址北部，东西一排，共五间，东西总长23米，南北进深3.1米［8］。基址两侧有对称的厢房，东西各八间。这组建筑的墙体均为夯土筑成，墙壁上和室内地面均涂三合土（由细沙、白灰和黄土搅拌而成）。在屋内堆积物中发现有瓦片，推测屋顶是用瓦覆盖着的［9］。房基周围有陶水管道，构成完备的排水设施，是一座结构严谨的大型建筑。［10］凤雏甲组宫室建筑于西周早期，沿用到中晚期。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正是在岐周范围之内。
当然，关于岐山凤雏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凤雏建筑群基址应是青铜器窖藏主人的宅院［11］，有学者认为凤雏建筑群基址有很大可能是属于周天子的［12］，周原地区东自下樊、召陈，西至董家、凤雏乃是西周都城岐邑的宫室宗庙分布区［13］。笔者认为凤雏建筑基址应该属于西周的宗庙建筑。《尔雅•释宫》有“室有东西厢曰庙”，而凤雏基址正是有东西厢的，因此，我们可以确认这组建筑是“庙”，即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宗庙。
正是由于周族兴盛于岐周，又是在岐周的支持下灭商，因此它对当时人们的意识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贵族阶层的意识，他们把这块宫室所在的兴盛故地看做圣地倍加敬仰。而且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也要求王室贵族前往岐周宫室、宗庙祭祀祖先，寻求神灵保佑。因此，周族在政治及其他活动中自然就不曾忽略岐周，凤雏甲组宫室从西周早期一直沿用到中晚期的原因应该也在于此。
第三，岐周是西周时期众多贵族的居住之地。
西周的许多贵族在岐周拥有封邑，居于岐周的各贵族之家，也要祭祀他们的祖先。根据周原出土的窖藏青铜器铭文记载及青铜器的纹饰图样，我们判断周原主要的贵族有：函皇父家族、梁其家族、中氏家族、散伯车家族、裘卫家族、微氏家族等十几个家族。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应用：青铜器几乎很少使用于农业生产或灌溉；相反，主要铸造成各种造型的礼器和兵器，即与维护王权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等关系密切。”［14］那么，在周原出土的各种造型的青铜礼器及由此显示出来的多个贵族家族，也表明岐周在西周时期显赫的宗教祭祀地位。
三、 岐周圣都地位下降时期
都城地位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15］。西周初期岐周是周人的圣都，它不仅支持周人在宗周成为天下共主，还在周人东进成周时成为周人的根据地，因此，岐周的政治地位相对较高。到西周中晚期，随着国内外政治势力的消长，岐周的圣都地位开始明显地下降。
《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时“王道微缺”，穆王时“王道衰微”，懿王时“王室遂衰”，明显地表示出“王道”衰落的三个阶段。因此，《汉书•匈奴列传》记载懿王时“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犭严狁之故”。正是由于西周国力衰微，西北的游牧民族才开始入侵。到后来“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16］卷5《秦本纪》犬丘即今甘肃礼县东北，秦人与西戎的惨烈斗争持续几代，互有胜负，可见岐周之地（今陕西西部）已经几乎成为与西戎交战的前线。从全国范围来看，岐周、宗周位于偏西北的地区，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周幽王举烽火以博妃子一笑，虽然很戏剧化，但也反映了战火烽烟时常直抵都下的紧张局势。
王室衰弱还伴随着诸侯势力强大。《史记•周本纪》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西周确立的继承方式是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懿王崩后，先是懿王的叔叔即位，继而又传回懿王之子，传承顺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是有缘故的。这里出现了“诸侯复立”的记载，这是因有势力强大的诸侯（小宗）开始操纵王室（大宗）。《礼记•郊特牲》有：“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郑玄注：“时微弱，不敢自尊于诸侯也。” 夷王时期的“微弱”应该是指国势衰微，王室不能自专，周王由诸侯拥立，这样，当然“不敢自尊于诸侯”。“大宗”与“小宗”开始混乱，与宗法相关的宗庙、祭祀之事也开始薄弱，以高规格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圣都地位亦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西周中晚期东都成周的重要性愈益增强。西北一带戎狄交侵，岐周、宗周几成前线，而由成周主导的对东南夷的战争却节节胜利，如穆王时期的刻卣铭文有：“隹白父以成即东，命伐南夷”。厉王时期的虢仲记载：“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才成周。”同为厉王时器的晋侯稣编钟也有周王到成周指挥作战的记载。夷王时器的簋也记载了王在成周命令对南淮夷作战。这就说明周王可能多次亲征东南夷，一些高级臣僚也长期在成周指挥作战。许倬云先生认为：“自从昭穆之世，周人对于东方南方，显然增加了不少活动。昭王南征不复，为开拓南方的事业牺牲了生命，穆王以后，制服淮夷，当是周公东征以后的另一件大事。西周末年，开辟南国，加强对淮夷的控制，在东南持进取政策。东都成周，遂成为许多活动的中心。”［5］29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及军事活动的胜利导致明显的经济收益，驹父盖（西周晚期器）就说明了周王室对南夷和东夷的贡纳征收。［17］而这些贡纳应该都囤积在成周洛邑。
一方面，王室衰弱、戎狄入侵、诸侯强大等因素导致在西方的岐周与宗周政治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成周在西周中晚期军事、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加。这就导致西周的都城体系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岐周、宗周、成周三都的政治地位自然就出现了相应的调整。西周中晚期，随着周人对东方、南方各地方政权征战的胜利，周人在东方站稳了脚跟，陪都成周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再加上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周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主都宗周随着建都时间的增长，已成为周人东进的根据地，加之宗周、成周祭祀设施不断的建设和完备，已不需要再到岐周去祭祀先王先祖。
岐周圣都地位下降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如前所述，从考古发掘来看，岐周的宗庙建筑只沿用到西周中晚期，而没有完全延续到西周灭亡，这说明西周中晚期后，岐周的祭祀地位大大下降了。其次，在西周中后期，岐周已不是贵族聚居地。目前周原出土的诸多青铜窖藏就证明这一点。这些铜器一般埋藏在居住遗址的近旁，是同一家族不同时期的器物，而且埋藏时没有完整的体系，因此，学者们认为这是岐周贵族在国势“微弱”之后，为了临时避难而将无法带走的贵重铜器仓促埋藏，并且这些贵族再未归来重新使用这些铜器。［18］这就说明这些贵族再没回到岐周，不同家族的多起窖藏表明岐周已不再是贵族聚居的地方。没有了政治地位较高的贵族，岐周的地位当然会下降。圣都应该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都城，又是先王发迹之地。随着祭祀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衰落，尽管岐周仍是几百年前的先王发迹之地，其圣都地位也会逐渐下降。
四、 结论
依据目前的资料，笔者可初步勾勒出岐周作为周族圣都的政治地位。在西周初期甚至到中期，岐周是“宗庙、辟雍，为周人精神上和宗教上的中心”［5］90，是周人的发迹之地，又是西周时期的主要祭祀场所和政治活动中心。简言之，岐周是周人的圣都。相对而言，宗周和成周是西周的俗都。到西周中晚期，随着西周政治中心的逐渐东移，岐周的圣都地位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岐周是陪都。由于周王长居宗周处理政务，宗周具有行政上的主要权力，是主要都城。另外，虽然岐周居住有众多贵族，但在宗法制度盛行的西周时期，异姓贵族的地位远不如姬姓贵族，尤其是居住在岐周的异姓贵族大部分是殷人，所以与宗周相比，岐周实际的政治地位要低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岐周是陪都，而宗周是主都。
周的都城体系和圣都制度对后世政权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圣都作为发迹之地和宗教圣地，往往成为政权所依赖的根据地，而俗都则成为政权向外扩张的军事中心和行政中心。后世许多政权都把发迹之地和宗教圣地建为圣都，而将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建为俗都，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都城体系。如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体系中曲沃与绛就是圣都与俗都的关系。曲沃武公及其先祖以曲沃为根据地经过三代67年的艰苦经营，终于列为晋侯，因此，曲沃是曲沃武公及以后晋君的发迹之地，也是晋君的宗庙所在，晋献公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派太子申生驻守“下都”曲沃，甚至大部分晋君即位时都要到曲沃告祭武宫（如晋文公［19］339、晋成公［19］541等）、薨后葬于曲沃（文献上明确记载的有曲沃武公 《左传》、《史记》等文献均记载曲沃有武宫，是武公之庙，这是晋国重要的祭祀之地。、晋文公［19］403等）。而绛则成为晋国的行政中心。曲沃和绛两个都城一圣一俗，终于成就了春秋时期晋国的霸业。战国后期的秦国也采取圣都制度，圣都雍城是秦政权始终依赖的后方根据地；俗都咸阳是一座有效控制全国并能够迅速向外扩张的前线都城［20］。
可以说，圣都与俗都完全符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要求，圣都的主要功能是宗教祭祀之“祀”，俗都的主要功能是军国大事之“戎”，圣都与俗都的有效配合，便于对内统治以及向外扩张。另外，圣都和俗都组成的都城体系能够使一个政权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其中，圣都作为一个政权的旧都和根据地，可以支持前线都城全力外向，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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