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研究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古都研究中必须的手段。在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都城关系。西周的都城体系中有三个都城：岐周、宗周、成周。岐周是西周的圣都，宗周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是西周的陪都。作为周的“圣都”，岐周是国家重要的祭祀中心，它不仅是周族发迹的地方，而且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这些远非“俗都”宗周可比。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都城地位也在变化，岐周在西周中晚期逐渐丧失了圣都的政治地位。西周的都城体系和圣都制度对后世各政权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西周都城； 都城体系； 圣都； 俗都
Abstract: The capital system of the West Zhou Dynasty included three capitals, that is, the Zhou of Qi, the Zhou of Zong, and the Zhou of Cheng. The Zhou of Qi was the Holy Capital, the Zhou of Zong the Folk Capital and the Zhou of Cheng the Secondary Capital of the West Zhou Dynasty. As the Holy Capital, the Zhou of Qi was the principal center of sacrifice. It was not only the place where the Zhou family rose to power and the highest rank of sacrifice was carried out. It boasted of large quantities of largescale family temples, which was far superior to the Zhou of Zong as the Folk Capital.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the Zhou of Qi gradually lost its political place as the Holy Capital in the midandlate Zhou Dynasty.
Key Words: capital of the West Zhou Dynasty; the capital system; the Holy Capital; the Folk Capital
对于先秦时期的都城来说，由于都城数量并非单一，其政治地位随着政治形势、统治疆域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都城体系的角度来研究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必须的。在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都城关系。
圣都问题是董作宾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商丘的“商”是殷商先王宗庙所在，是商代亘古不变的“圣都”［1］。后来，张光直先生光大其说，总结性地论述道：
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导中心。［2］
总结二位先生对于圣都的描述，“圣都”应该是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发迹之地，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三代时期，圣都承担着国家的主要祭祀功能，圣都的“祭仪上的崇高地位”，是其在国家都城体系中能够占据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圣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圣都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都城，而这个“宗教意义”可能是祭天、祭神之地，也可能是由先王陵墓、宗庙等组成，不管怎样，从考古发掘上我们可以找到较高规格、较大规模的礼制建筑；二、圣都是先王发迹之地，是对一个政权或王朝有较大意义的发迹之所，虽然不是最早的都城，但必须对政权或王朝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圣都是特殊的都城。
圣都与俗都具有复杂的主都和陪都的关系。如果一个都城在开始的时候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具有主都的地位，有宗庙等祭祀设施，又是一个政权迅速强大时期的都城，随着政权实力的增加以及疆域的扩大或者对外策略的变化，政治中心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时政权内部就会出现至少两个都城。较早的都城是具有宗教意义的陪都，而较晚出现的都城则成为一个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大部分情况下，较早的都城由于是政权发迹之地、是宗庙祭祀场所，在都城体系当中成为陪都，也是圣都；而较晚出现的都城，是都城体系当中的主都，也是俗都。但也有例外，如果俗都建都时间比较短、俗都迁移比较频繁、俗都职能较为简单（例如只有军事职能），则圣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权的主都。
西周时期的都城主要有岐周、宗周、成周，目前少有研究三者之间关系及政治地位变化的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从都城体系的角度论述岐周的都城地位及其与宗周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岐周的都城地位变化有三个阶段：单一为都阶段，这一时期，岐周是周政权惟一的都城；圣都时期，从文王作丰开始到西周中期；圣都地位明显下降时期，从西周中期到西周灭亡。
一、 岐周单一为都时期的地位
岐周是周人作为一方诸侯时期的政治中心，是周族发迹的都城，在文献上有几个不同的名称，有“岐下”、“岐阳”、“岐邑”、“周”（西周铜器铭文）等，因其北倚岐山，后人多以岐周称之[注: 岐周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文献中相关的记载很多，如：《诗•颂》：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
《大雅•绵》：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无君，我将去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太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
《史记•周本纪》：（古公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
这些文献，很明显地记载了早周时期（相当于晚商时期）周族的首领古公父（即后世所称的太王）在岐周设置政治中心、大置宫室、设立属官的史实。
岐周是周人立国及其走向强盛的都城。
从政治方面来说，《国语》中有“周之兴也，鸣于岐山”。自古公父在岐周筑城到文王徙丰，岐周作为周都凡历三世，约百年。其间周人建筑都邑宫室，规划开垦农地，整顿部落组织，设置官僚吏属，正式建立了国家，称“周”，逐渐强盛发展起来。周人迁入周原后即大筑宫室，正式建立了都城。《史记》所谓“营筑城郭室屋”。《诗•大雅•绵》描述了都城的建设情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扌求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咎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其中“皋门”为宫门，“应门”乃朝门，“冢土”乃大社。可知岐周城初建时已经有了朝寝、宗庙、社稷之类大型建筑，都城规制是非常完备的。古公父又“作五官有司”，建立了政治机构，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国家制度。其政治影响发展很快，到其子季历时代开始向西北方的戎狄发动武装进攻，古本《竹书纪年》谓：“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征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文王立，“是为西伯”，苦心经营数十年，对西北与西南各部族恩威兼施，不断开拓疆土，形成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战略格局。
从经济方面来说，周人迁居周原后，发扬以农立国的传统［3］，在肥沃的周原上大力发展农业。《诗•大雅•绵》谓其“乃疆乃理，乃宣（通作畎）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就是自西向东大规模地开发农地，修起田界、治理农田，开筑田沟和垄亩。周人对天时变化、节气更易、水源利用等都特别注重，促进了农地的开发和收成的提高。
根据《史记》所记，文王迁丰之前，在岐周的有太王（即古公父）、王季、文王三代。
在文王去世的前一年，才徙都于丰，而“西伯盖即位五十年”，以太王、王季在位各30年计算，岐周在迁丰之前，单一为都的时间大约在100年左右。
二、 岐周的圣都地位
以往学界论述周的政治中心从岐周向丰镐的过渡，大部分是从都城迁移的角度来谈的。笔者认为，从都城迁移的角度看待周政治中心的转移似乎有些偏颇，岐周与宗周、成周的正确关系应是三都并存的关系，即周人在丰镐建立都城之后，并未放弃岐周旧都，丰、镐成为周人灭商的前线都城，岐周作为周人的根据地逐渐确立了其圣都地位。武王伐纣使周人成为天下共主，基于“择中立都”的原则和统治东方的需要，成王时期营建了成周洛邑，成周继宗周之后成为前线都城。成周建成之后，周人仍然继续建设岐周。岐周、宗周、成周依次向东，三都分别成为圣都、主都、新都（也是陪都），宗周居三都之中，向东依赖成周洛邑统治商人的原势力范围并对东夷、南夷进行征战；向西则有岐周这个周人发迹之地和手工业中心，岐周的宫室、宗庙和手工作坊不仅是周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宗周的经济支柱。从时间段上来说，岐周的圣都地位，是从它与宗周并存的时期开始的。
（一） 岐周是先王发迹的地方
不管是岐周单一为都时期，还是岐周与宗周并存时期，岐周都是使周人一步步走向强盛的根据地。
周原是周人发展强盛的舞台，岐周是周人建国后的第一个都城。古公父建都岐周在周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故《诗•鲁颂•泮宫》有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即古公父）。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岐周被称为周族发迹的地方并不为过。
至于岐周之后的另一个都城宗周，学者认为“最初应该是东进的指挥中心”［4］，许倬云也认为“最初也许是经营东方的指挥中心，渐渐变为行政中心”［5］90，在伐商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迫切要求下，西周建立宗周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势力向东的扩张，因此，至少在宗周建立初期，其军事意义较为浓厚。旧都岐邑则是周人政治、经济、宗教的根据地、大本营。岐周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发展了百数年的手工业生产，其产品不但能够满足平时自用，而且还可以保证戍卒出征之时的需要。农业和包括青铜冶炼等在内的手工业的重要性加强了岐周的重要地位。
（二） 岐周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祭祀中心
周人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岐周成为重要的祭祀中心，其圣都地位更加重要。由于丰镐最初为前线都城，故周人的祭祀设施仍沿用岐周的宗庙，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丰镐为都时间的增长，丰镐的祭祀设施逐渐增多，但由于岐周是旧都之地，又是周人发迹之地，因此，岐周的祭祀设施也在不断增加，其祭祀地位仍然保持。
首先，岐周是文王、武王、周公等重要政治人物的埋葬之地。
西周初年的几位政治家并未埋葬在宗周附近，而是归葬周人的根据地岐周，使岐周成为祭祀“先王”、“先祖”的重要地点。
《逸周书•作雒解》：“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由此可知，文王、武王、周公均葬于毕。《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可见，“毕”是周人重要的祭祀地点之一。作为西周的重要政治人物文、武、周公的埋葬之地，毕当然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而且，终西周一世，保持着较高的祭祀规格。关于“毕”的地望，《逸周书•作雒解》有明确记载：“武王既归，成岁十二月崩镐，于岐周”。则“毕”应在岐周之地当属无疑。
1976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岐山凤雏村一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内，发现大批西周甲骨残片。其中，H11：17有：“祠，自蒿（镐）于周”。［6］这片卜辞的内容被认为是武王时期，周武王自镐京向“周”，即岐周举行春祭活动。
成王时“有岐阳之”，以成功祭告祖庙[注: 《左传•昭公四年》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康有丰宫之朝”。]。高卣铭文有：“隹十有二月，王初旁，唯还，在周，辰才庚申，王饮西宫。”据唐兰先生解释，这是指康王在岐周之西宫举行饮酒礼，是一种重要祭祀活动［7］。据金文记载，岐周都邑内设有周宫、周庙、成宫、康宫、康庙、康寝、大庙及康宫中的诸王宫庙等，多是历代周天子的祖庙。这些铭文记录集中体现了“周”作为周人圣都，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宗教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