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成都平原迅速崛起，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都平原的崛起是与蜀汉政权和诸葛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在治蜀期间，对都江堰格外重视，专门设置堰官进行管理，同时征调丁男1 200人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说：“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30］卷4《蜀都赋》由此可以想见蜀国经济的繁荣景象。可以说，诸葛亮治蜀期间，是西南开发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遗憾的是，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病死于五丈原，蜀汉为西晋所灭。西晋时“蜀有仓储，人复丰稔。”［27］卷7《后主志》但到东晋南朝时期，谯纵一度割据益州，致使“益土荒残”［31］卷47《刘敬宣传》，与江南地区相比，逐渐丧失了领先的地位。好在后来蜀地的农业得到恢复，织锦、井盐等手工业也有了发展。虽然不像三国时期那样受人关注，但仍保持着“天府”的形象。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螺旋式发展，到隋唐时期，成都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隋末天下大乱，“唯蜀中丰静”。［32］卷1唐代为了开发四川盆地，曾修建过许多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扩建都江堰灌区，增加益州和鼓州的溉田面积［6］卷65《高士廉传》；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和涪江冲积平原上兴建水渠，以灌溉绵州和汉州境内的农田［33］卷42《地理志》；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平原上兴建堤堰，以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33］卷42《地理志》因此，成都平原经济飞速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陈子昂多次上疏盛赞巴蜀的富足。他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34］卷211《陈子昂上蜀川军事》“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34］卷212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34］卷215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到唐代后期，以益州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生态环境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仅次于扬州，故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35］卷9由于蜀地“土腴谷羡，储从易办”［33］卷140《崔圆传》，故每当中原有事，关中受到威胁的时候，唐代帝王都要驾幸巴蜀。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也发生了东移、南移、北迁的变化，远离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成都平原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此外，这一地区在北宋前期、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还遭受过战争的巨大创伤。但在战争的间歇阶段，成都平原相对较为安定，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成都平原的劳动力进一步增加，资源也得到一定开发，曾出现过“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的局面［36］卷14《碑志八》。元末刘桢建议徐寿辉部将红巾元帅明玉珍在四川称帝，说“西蜀形胜之地，东有瞿塘，北有剑门，沃野千里，所谓天府之国”。［11］卷19《明太祖实录》而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夏政权后，派人向朱元璋夸耀四川的富庶时也说四川“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11］卷21《明太祖实录》明人蔡清称：“蜀西南也，自古说蜀道难，然其险处亦只在蜀门。若到其地，则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似乎果平易矣。”［37］卷6王樵称：“岷山江源，汉源。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江汉之源既涤，则岷之墟皆可种艺矣。”［38］卷5彭韶《山川形势述》：山川形胜述彭韶“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39］卷48
值得注意的是，时人所说的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平原，而不是四川全境。故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川中郡邑，如东川、芒部、乌撒、乌蒙四土府亡论，即重庆、夔府、顺庆、保宁、叙州、马湖诸府，嘉、眉、涪、泸诸州，皆立在山椒水氵贲，地无夷旷，城皆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余州县一片真土，号称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盖岷、峨发脉，山才离祖，满眼石垄，抱此土块于中，实天作之，故称天府之国云。”［40］卷5四川的富庶更令人称羡。“四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41］卷49《兵政•边防上》当然，成都平原的富庶也是有限的。有人曾对四川这个“天府之国”提出质疑：“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益州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非耶。……蜀之赋足以自国……然不闻转巴蜀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县官，费库藏甚少，溢羡陈陈之积，其说何耶？”［42］卷56不过，晚清之后，其他“天府”相继衰落，四川地区仍享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四、 其他地区
除上述地区之外，太原一带、江南地区、闽中地区、沈阳一带、武威一带和台东地区也曾被称为“天府之国”。这些地方往往是因受到某个人的钟爱，或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被称为“天府之国”的。虽然也具有“天府”的某些条件，但作为“天府之国”，知名度相对较小。
太原古称“晋阳”，位于太原盆地北部，是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以来，太原盆地逐渐得到开发。到南北朝时，有 “天府之国”之称。《北齐书》记载：“唐邕，天保初为给事中，兼中书舍人……邕非唯强济明辨，然亦善揣帝意，取进多途，是以恩宠日隆，委任弥重。帝又尝对邕曰：‘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记，每有军机大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是异人’。一日之中，六度赐物……十年，从幸晋阳，除兼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帝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曰：‘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见重如此。”［43］卷40《唐邕传》在隋朝末年，太原成为唐王朝的发祥地，故唐代统治者对太原高度重视。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亲至太原视察。唐高宗派李责力扩建太原城池。武则天以太原为北都，派精明强干的崔神庆为并州长史，神庆架桥筑“中城”，把东西二城连为一个统一的整体［6］卷77《崔义玄传附崔神庆传》，使并州成了名符其实的北方重镇。但安史之乱后，这一地区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已经没有人把这里称为“天府之国”了。
江南地区河湖众多，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是名闻遐尔的鱼米之乡。秦汉以前，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生产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给当地注入新的活力。经过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的开发，江南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盛唐时期，南北经济基本持平。安史之乱后，中原板荡，唐王朝在财政上不得不倚重于“江南八道”。到了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宋人李观说：“嗟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国。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神圣，非一朝一夕而得。”［44］卷28《寄上孙安抚书》显然，在宋人心目中，江南地区已经是“天府之国”。明清时期，已经没有人再把江南称为“天府之国”。但江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是很高的。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45］卷22《辨证类•苏杭湖》，其推重于此可见一斑。
闽中即福州及其西南一带。福建在宋代有了较大发展，到明代形成八府分治的格局，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八闽”。位于福建东南部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分布较为合理，粮食作物的种植和经济作物的栽培达到较高水平，商品贸易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明代学者屠本非常喜欢这里，他在《闽中海错疏•原序》中说：“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海镜江珧，虎头脚凭。虾寄、虫解变、蛤化凫，奇形异质，总总林林。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46］《原序》因此，就有人把闽中称为“天府之国”了。当然，在历史文献中，这种称呼并不多见。
盛京即沈阳，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海拔较低，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气候，物产也较为丰富。清代有学者从尊君的角度出发，有意抬高盛京的地位。《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9《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清高宗到了盛京，认为该地“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47］卷202其后《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9《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亦云：“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于是，盛京也就跻身于“天府之国”的行列。但终清之世，将盛京称为“天府之国”的人多。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再也没有人说“盛京”一带是“天府之国”了。
武威古称“姑臧”、“凉州”，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河西相对比较安定，“姑臧称为富邑”［29］卷61《孔奋传》。三国时，姑臧为凉州治所。到十六国，前凉、后凉均建都于此。前凉张轨至张骏时，曾对姑臧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4］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使其成为河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北魏以后，凉州人口大量内迁，姑臧趋于衰落。至唐代，这里又出现繁荣的盛况。唐人沈亚之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34］卷784《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安史之乱后，凉州一度陷于吐蕃，就像河西地区的其他城市一样，“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48］卷322《古雍州》宋元以降，河西走廊一带的经济有所恢复。清人吴大成对凉州十分赞赏，他在《西夏书事》中写到咸平六年（1003）冬十月赵保吉袭破西凉府时说：“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嗣后保吉身亡，德明终能保守灵、夏，岂非凉州畜牧甲天下，借以养成锐气哉！”［49］卷7这是将武威称作“天府之国”的惟一记载。
至于把台湾东部地区称为“天府之国”，也是清代才有的事。清初郑成功准备收复台湾的时候，有“荷兰甲螺何斌负债走夏，盛陈［台湾］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且言可取之状”。［50］卷1《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也说“台湾为天府之国”［50］卷28《虞衡志》，“台东，天府之国也”。［50］卷31《拓植列传》在清代，台湾自然条件较好，且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台东和嘉南平原。其所谓“天府之国”，主要是指台东而言。
以上是历史时期“天府之国”演变的基本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千多年来“天府之国”演变的历史轨迹。为什么“天府之国”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
从关中盆地、北京一带、成都平原和其他地区的情况来看，“天府之国”的形成与演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有自然的作用，也有人为的影响，有时候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情况相当得杂。如关中盆地在周秦汉唐时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俱佳，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因而成为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开发，但也给关中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人们为了生存，长期大规模开发土地资源，茂密的森林被砍伐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地力不断下降。到唐代后期，关中这个天府之国就出了问题。唐末五代战乱频仍，军阀朱温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致使关中人口外迁，水利失修，土地荒芜、经济衰退，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正如《钦定续通志•都邑略》的作者所说：关中为周秦汉唐古都之所在，“议都邑者以此为首选。然阅世久远，盛极而衰。所谓地绝其脉，水化其味者，非复秦、汉以前之旧”。［51］卷110《都邑略》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此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转移，关中失去了中心地位，不再受到关注，再加上自然灾害的摧残，残破的景象长期得不到恢复。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起来，关中在全国的地位继续下降，最终失去了“天府之国”的桂冠。
总之，天府之国的形成，首先是当地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开发了该地的资源，发掘了该地的潜能，使该地变成了安全、舒适、富饶，并具有较大影响的区域。天府之国的衰落，则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是恶性开发带来的恶果。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历史上的这些“老天府”大多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但它在我们民族记忆的深处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天府之国”的演变所留下来的历史启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 参 考 文 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杜文澜.古谣谚［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房玄龄，等.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令狐德.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6］ 刘.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脱脱,等.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M］.武汉: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
［9］ 熊克.中兴小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0］ 宋濂.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 张惟贤，等.明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2］ 李贤.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13］ 邱氵睿.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14］ 章潢.图书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5］ 王礻韦.王忠公文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16］ 刘于义，等.陕西通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7］ 嵇璜，等.皇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书局,1982.
［18］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9］ 李鸿章，等.畿辅通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0］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1］ 谢肇氵制.五杂俎［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2］ 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23］ 卢华语，等.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4］ 陈瑶.李冰:成就天府之国［J］.资源与人居环境,2005(3),9-11.
［25］ 朱鹤龄.禹贡长笺［M］.清抄本.
［26］ 陈寿.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 常璩.华阳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8］ 洪适.隶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9］ 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0］ 萧统.萧统文选［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1］ 沈约.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2］ 慧立,彦忄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3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4］ 董诰，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5］ 洪迈.容斋随笔［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6.
［36］ 苏天爵.滋溪文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37］ 朱柏庐.易经蒙引［M］.民国抄本.
［38］ 余宏淦.尚书日记［M］.光绪刻本.
［39］ 杨慎.全蜀艺文志［M］.北京:线装书局,2003.
［40］ 王士性.广志绎［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41］ 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42］ 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M］.济南:齐鲁书社.1997.［43］ 李百药.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44］ 李观.盱江先生全集［M］.清刻本,1665.
［45］ 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6］ 屠本.闽中海错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7］ 庆桂,董诰，等.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8］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9］ 吴广成.西夏书事［M］.台北:广文书局,1986.
［50］ 连横.台湾通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51］ 嵇璜,等.钦定续通志［M］.杭州：浙江书局铅印本,1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