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天府之国”是最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方。古人常把形势险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称为“天府”或“天府之国”。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9个“天府之国”。它们是关中盆地、北京小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区、太原附近、闽中地区、沈阳一带、武威地区和台东地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天府之国”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则与人为因素息息相关。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有的“天府之国”长期存在，影响很大，有的则昙花一现，转瞬即失。历史时期“天府之国”的形成与演变，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历史地理； 天府之国； 环境变迁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 “Nature's Storehouse” referred to the fittest locality for human life.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usually regarded a locality with hazardous terrace, fertile land and abundant produce as the “Nature's Storehouse”. Thus, there were 9 localities respectively named “Nature's Storehouses” in Chinese history, namely, the Guanzhong Basin, the Beijing Valley, the Chengdu Plains, the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the areas adjacent to Taiyuan, the Central Fujian, the areas adjacent to Shenyang, the Wuwei region and the Eastern Taiwan. Owing to respective distinctions in geographic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some of these “Nature's Storehouses” have endured history and remain influential, but others lasted only momentarily and faded soon. Thus, the shaping and evolution of these historical “Nature's Storehouses” are of importan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current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histogeography; “Nature's Storehouse”; environmental change
据史书记载［1］，战国后期，关中盆地和北京一带就先后获得“天府”的美誉。秦汉之际，关中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开始跻身于“天府”的行列。南北朝末年，太原附近一度被称为“天府之国”。隋唐两代，关中盆地高度发展，成都平原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名。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地区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而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天府之国”。到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天府之国”，而闽中、盛京（沈阳）、凉州（武威）、台东等地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近代以来，关中等老天府或趋于衰落，或有了新的称谓，只有四川盆地仍保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如此算来，在中国历史上，共有9个“天府之国”。这些“天府之国”分布在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不同的地理单元。其中关中盆地、北京一带和成都平原影响较大，其他几个地区知名度则相对较小。本文拟对这些“天府之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大家对“天府之国”的认识。
一、 关中盆地
关中盆地位于陕西中部，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称“陆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国”。从文献记载来看，关中作为“天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作为“天府之国”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历史上最早把关中称为“天府”的人是苏秦，最先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的是张良。自战国至于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
关中盆地的基本特点是山环水绕、沃野千里。秦岭山脉、渭北山系与黄河形成天然屏障，泾、渭、、灞诸水从八百里秦川上流过，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夏商周三代，这里曾是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秦人的开发，这里已变得相当富庶。故苏秦在公元前３３８年对秦惠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1］卷69《苏秦列传》战国末年，秦国在渭北地区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进一步优化了关中的生态环境，促进了这里的农业生产，提高了秦的综合国力，从而很快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关中的统治基础依然很好。正因为如此，楚汉战争结束后，刘敬建议汉高祖定都关中。他认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1］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汉高祖身边的大臣多劝他建都洛阳。认为“洛阳东有城皋，西有肴殳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汉高祖犹豫不决。张良对他说：“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肴殳、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1］卷55《留侯世家》于是汉高祖决定奠都关中。自从张良给关中戴上“天府之国”的桂冠之后，人们便开始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了。
秦汉两代十分重视对关中地区的开发与经营。秦统一全国后，徙各地富豪12万户于咸阳。汉初徙齐、楚大姓及韩、赵、魏王室成员10余万口到关中，又徙诸郡豪民于关中陵邑。另一方面，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不仅扩大了旧有的灌溉渠系，而且兴建了白渠、成国渠、漕渠和龙首渠等规模较大的工程。班固《西都赋》云：“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纷。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2］卷24班固《西都赋》民谣中也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3］卷5《郑白渠歌》渠道两岸万顷农田得到灌溉，呈现出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此外，这一时期还在关中推广冬麦，又采用先进的犁、耧等生产工具，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通过集约使用水肥，实现精耕细作，夺取高额丰产。随着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黄瓜、大蒜、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域外经济作物也开始在关中种植。于是关中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卷129《货殖列传》由此可见关中盆地的富庶程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多次遭受战争的摧残，但不少人在谈到关中时仍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天府之国”。如西晋时，东海王司马越表征镇守关中的王模为司空。王模的谋士淳于定对他说“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4］卷37《南阳王模》，建议他继续镇抚关中，不到朝廷任职。十六国时，苻登等人与姚苌争夺关中地区的统治权。古成诜对姚苌说：“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余琐琐焉足论哉。”［4］卷116《姚苌传》北魏末年，孝武帝元修为高欢所迫，欲逃往荆州。柳庆对他说：“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5］卷22《柳庆传》建议他前往关中投靠宇文泰。北周时，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于谨对北周太祖说：“关右秦汉旧都，古称天府，士骁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饶，北有羊马之利。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5］卷15《于谨传》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这个大分裂的时代，关中地区虽受到破坏，但在全国仍处于领先的地位，还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天府之国”。
隋唐时期，关中作为帝都长安的所在地，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隋朝末年，李密对杨玄感说： “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6］卷53《李密传》建议他西入关中，夺取天下。杨玄感未予采纳。刘文静和裴寂对李渊说：“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6］卷57《刘文静》李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起兵晋阳，夺取关中，建立了唐朝。为了解决长安城的物资需求，唐王朝大力发展漕运，同时加大了关中的开发力度。到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关中达到了繁华的顶点。但安史之乱使关中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程元振劝唐肃宗迁都洛阳。但郭子仪委托兵部侍郎张重光上奏说：“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6］卷120《郭子仪传》显然，尽管安史之乱对关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关中在唐人的心目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末长安城为朱全忠所毁，关中的地位随之大幅度下降。
五代以后，关中地区失去了首都的地位，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不过，仍有人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如宋“高宗初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时谋巡近甸金陵、南阳、长安为驻跸计。［郑］骧言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7］卷448《郑骧传》《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说，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中所以卫京师。脱若关中有警，则所以为朝廷忧者，又不可胜言也。经略左丞忠义一节，勤劳百倍，所以为国家计者，至矣尽矣”［8］卷77。张阐也有类似的说法：“金归我关中，此地古号天府，乃祖宗社稷之灵，天下莫大之福。而议者过计，以为金弃空城以饵我，他日富实敌将复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说矣。”［9］卷28这说明，到两宋时期，关中地区已经衰落，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
元明之际，关中的地位继续下降，但人们还对它保持着“天府之国”的历史记忆。如在蒙古国晚期，宪宗蒙哥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南京和关中之间选择封地。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对他说“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10］卷158《姚枢》,建议他选择关中。于是忽必烈据有关中，成为关中的统治者。明初朱元璋与群臣讨论建都之地， “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11］卷45朱元璋对此表示认可，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京。《大明一统志》在讲到关中形势时仍沿用关中是“天府之国”的说法［12］卷32。此外，明代的不少学者在论及建都形势时，也都对关中的形胜表示赞赏。如邱氵睿在其《大学衍义补》中说：“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13］卷86武夷熊氏说：“雍州秦地，周之岐丰镐京，汉之三辅，皆此焉……故言定都必先焉。”［14］卷33有人甚至从风水的角度，说关中是“中龙”所在［14］卷33，认为“天下形胜，惟地与兵。汉都长安，阻河山之险，左肴殳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襟带，金城千里，隐然天府之国矣……可谓兵形地势两兼得之，于以镇安四方，巩固万代，永永无”［15］卷11《汉南北军记》。
但到了清代，关中已失去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国”仅见于方志的记载中：“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悬隔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三辅南有江汉，北有河渭，陇以东，商雒以西，厥田肥饶，所谓陆海。东有函谷、蒲津，西有散关、陇山，南有山、武关，北有萧关、黄河，践华为城，因河为池。”［16］卷7清朝灭亡后，再也没有人把关中地区称作“天府之国”了，甚至就连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一些人，都不知道关中曾经是“天府之国”，只知道它是“八百里秦川”了。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事。
二、 北京一带
北京小平原东临渤海，西靠太行，南环河济，北枕燕山，水深土厚，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这一带被称为“天府”的历史，也可追溯到战国末年，但它真正受到重视，被称为“天府之国”则是明代以后的事。
北京小平原在战国时代是燕国的领地，燕国的都城蓟就座落在这里。苏秦在离开秦国后，奔走于齐、赵、魏、秦诸国之间，设计防止齐国攻燕，并发动五国攻秦，成为燕国的重要谋士。为了鼓励燕文侯争霸的决心，他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1］卷69《苏秦列传》因此，北京小平原也有了“天府”的美称。但由于当时燕国自然环境不如关中，经济相对落后，知名度相对较低，苏秦提出的这个“天府”，并没有引起其他人士的共鸣。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小平原陆续得到开发。秦统一全国后，在燕地设广阳等6郡进行管理，蓟成了秦在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1］卷129《货殖列传》西汉时北京一带分属广阳国及涿、渔阳诸郡，属幽州刺史部。东汉设广阳、渔阳、涿郡，属冀州。秦汉两代，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手工业也有所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小平原曾是“前燕”的中心区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北京一带也受到战火的摧残。但当地人民仍努力从事社会生产。如三国时代在北京近郊的永定河流域，修建了拦水坝戾陵遏，开凿了车箱渠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为北京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加之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北京小平原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
隋唐时期，蓟城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地位重要起来。隋以蓟为涿郡治所，并开通了南迄余杭，北到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唐代改涿郡为幽州，改蓟城为“幽州城”。唐太宗征高丽，即以幽州城为大本营。唐玄宗时实行重外轻内的军事部署，在北方设置8个节度使，幽州是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了叛乱，给中原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北京小平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安史之乱以后，北京小平原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
五代宋辽夏金元时期，北京由辽南京、金中都发展为元大都，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公元936年，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太宗派兵占据幽州城，并将它变成辽的陪都，称之为“南京”、“燕京”。在辽代，北京一带虽然与内地缺乏联系，但仍不失为一个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大城市。北宋前期曾多次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12世纪初叶，金人崛起，灭辽、灭宋，将都城从松花江边的会宁迁至燕京。1151年，金主完颜亮改建燕城，两年后正式迁都于此，改名“中都”，使之成为金王朝的统治中心。金朝末年，中都毁于战火。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中都的东北郊外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大都”城。从此，北京一带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明代迁都北京，有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对北京的地理形势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北京是“天府之国”。史载明成祖即位后，“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11］卷182《大明一统志》的作者说：“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我太宗文皇帝龙潜于此，及缵承大统，遂建为北京而迁都焉。于以统万邦而抚四夷，真足以当形势之胜而为万世不拔之鸿基，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12］卷1明人章潢在《图书编》中也说：“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14］卷35
清代的统治者认定北京是“天府之国”，并有意识地进行宣传。如乾隆十二年敕撰之《皇朝文献通考》云：“京师为古燕蓟之域，地势雄厚，沧海环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诸关口卫其后，据九州之上游，南面而临天下。自古天府之国无过于此。”［17］卷269乾隆三十九年敕撰《钦定日下旧闻考》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18］卷5吴元莱在《畿辅通志》原序中说：“京师故燕冀地，抱卫齐，连晋赵，山海峙其左，居庸扼其右。倚长城为屏障，凭太行为股肱。潞水南趋，直沽东下，达济汶以通漕运，所谓金汤千里，天府之国也。故自辽、金、元、明皆都此而莫之易。”［19］《原序》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也说：“建都之地，自古为关中、洛阳，近则有北平。其余如汴、如金陵，地势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议者以关中为第一，北平次之，洛阳为下。愚窃谓不然。”［20］卷15在他看来还是北京最好。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北京作为“天府之国”存在一定的缺陷。《五杂俎》的作者说：“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21］卷3《地部一》
三、 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气候温润，“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22］卷28下《地理志》下，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在中国古代，最早把成都平原称作“天府”的人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而最早把它称为“天府之国”的则是唐代的陈子昂。从东汉末年到现在，成都平原一直保有“天府”和“天府之国”的美名。
成都平原的特点与关中相似，具有“沃野”和“险塞”［23］89。先秦时代，成都平原在开明氏的统治之下，时常遭受岷江水患，人民生活颇为艰难。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入川，设置蜀郡，修筑栈道，加强了蜀地与关中的联系，使蜀成为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后，秦昭王使李冰修都江堰，“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1］卷29《河渠书》。都江堰修成后，灌溉蜀、广汉、犍为三郡，既除水害，又利农业，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使蜀中生态环境得到优化，逐渐成了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24］。故清代学者朱鹤龄说：“史称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盖成于李冰，而肇于神禹也。”［25］卷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