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国幅员广阔，西倚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自北向南跨有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多个温度带，自东向西又跨有湿润带、半湿润带、半干旱带、干旱带等多个湿度带，加之地貌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导致我国动植物种类繁多。如动物中，仅陆栖脊椎动物就有2 091种，约占世界总种数的10%，内中兽类为414种、鸟类1 166种、爬行类315种、两栖类196种。［17］植物中，仅种子植物与蕨类就约有353科，3 184属，27 150种，仅次于马来西亚（约4.5万种）与巴西（约4万种），居世界第三位。［18］其中有不少珍稀品种与我国特有品种，为我们中华民族生存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由于人类历史时期气候等自然要素的变化，特别是过度的采伐、开垦、狩猎、捕杀，森林草原面积锐减，动植物生态环境恶化，因而有许多动物种属，如扬子鳄、中国野象、大熊猫、野马、野驴、野骆驼、长臂猿、金丝猴、东北虎、华南虎、孔雀、鹦鹉等，其分布范围大为缩小，野生犀牛、高鼻羚羊与崖柏等动植物种属已经灭绝，麋鹿、白臀叶猴等珍稀动物已濒临灭绝[注: 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273页；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48页。]。我国历史上开始出现的动植物种属减少的现象，已威胁到生物多样性的安全，实际上也已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生存。
6. 自然灾害趋于频繁，灾害程度也趋于严重
前已述及的我国历史时期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加剧、沙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等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不断增多增强的具体反映，当然更易引起大家关注的还在水旱灾害方面。
以黄河流域为例，根据史料统计，黄河下游决溢泛滥状况为：
西汉与东汉时期（前206－220），426年间共发生15次，平均约28年一次。三国、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220－960），640年间共发生38次，平均约17年一次。
北宋、金、元时期（960－1368），408年间共发生121次，平均3.3年一次。
明、清与民国时期（1368－1949），582年间共发生237次，平均2.5年一次。[注: 据黄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灾害编委会编：《黄河流域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1页提供资料统计计算。]
从上列统计与计算的数据可清晰地看到，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洪水泛溢决堤造成洪涝灾害的次数与频率是呈不断增加的态势。
同样，根据史籍记载的资料统计，黄河流域山西、河南两省从公元100年-公元1800年间严重级以上的大旱灾次数分别是254次与97次。以公元1200年为界，之前的11个世纪中，平均每世纪发生严重旱灾分别是6.2次与3.2次；而之后的6个世纪中，平均每世纪发生严重旱灾次数分别达到22.3次和8.9次。［19］303-304均有大幅增加。
南方长江流域历史时期水灾也同样日益严重。据史料统计计算，长江中游水灾，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两代6年一次，明清时期4年一次，民国以来平均2.5年一次。［3］148
正是愈来愈频繁剧烈的水旱灾害，向国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发出了生态环境正不断恶化的警示。到清末、民国时期，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培植森林、讲求水利、保持水土等保护环境的理念。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生态环境出现的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政府在绿化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防风治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另一方面，由于指导方针出现偏颇，某些措施失当，使边造林边毁林、边治理边破坏等现象长期相伴存在，未能根绝，以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例如，森林覆盖率，建国后虽有所增加，但现仍为世界上低森林覆盖率国家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只相当世界人均水平的1/5。“八五”期间，尽管全国年均改良草地3 900多万亩，而同期年均草地退化面积也达3 00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在1960年有草原13.2亿亩，到21世纪初可利用的草原仅5.8亿亩。与此相应的是，北方的沙漠化却呈现加剧势头。上世纪70年代，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展1 560平方公里，80年代增加到2 100平方公里，90年代末期更扩大到3 436平方公里。到2003年，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已达174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18%。沙漠面积的扩大，也助长了沙尘暴增多。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发生5次，60年代发生8次，70年代发生13次，80年代发生19次，90年代发生23次。进入21世纪仍是有增无减。而水土流失方面，据近期遥感调查，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即超过了国土面积的1/3，比建国初又有所扩大。黑龙江省由于建国后大规模农垦，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1.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4。天然湖泊、湿地，也由于建国后的围垦继续萎缩减少。近几十年来，全国湖泊面积减少了1 950万亩，平均每年约有20个湖泊消亡。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已有4 500万亩湿地被垦为农田。洞庭湖面积现较50年前又缩小了近一半；而历史上著名的罗布泊、居延海等大型湖泊，先后于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干涸，成为沙尘暴新的沙源地。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必然威胁动植物生命安全。我国3万种高等生物中约有3 000种处于濒近灭绝状态；在高等植物中，濒危物种多达4 000－5 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综合反映的重大旱涝灾害，在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也同样呈增加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比50年代平均旱涝灾害的成灾面积有明显增加。长江流域，在1954年、1996年、1998年均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流域性的洪灾。[注: 本段以上部分均据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9页。]
黄河下游，1949－1990年，共有19年发生洪水漫滩，给黄河下游南北之间3 956平方公里的滩地区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与人畜伤亡。之外，又于1958年、1982年发生大洪灾。而旱灾，自1949年以来，更是每年都有，其中以1965年、1972年、1980年旱情最为严重，又以1960－1962年之灾情最为惨重。［19］275-288
更为甚者的是，建国以来随着人口剧增，现代工业持续发展，人为负面活动进一步加剧，又生发了一些新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如黄河下游断流自1972年首次出现以来，断流的频次、历时与河段长度均不断增加；水资源短缺严重，全国660多座大中城市中，近2/3城市生活、生产用水紧缺；环境污染加剧，由于废水、废气、废渣数量增加，处理不善，甚至不作处理即排放出来，致使空气、水体与土壤遭受污染的状况不断加剧。
历史时期以及建国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史实，以及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造成的种种奇灾怪病给国家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与危害，已一再昭示我们，当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是我国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一项任务。
三、 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要深入开展学术研究与宣传，更依赖于举国上下躬行实践
（一） 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
正如当代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哲人所指出的：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是生态文明。
在2007年10月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中，已郑重地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同时在报告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部分，强调了“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部分，明确要求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带纲领性的内容，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抓住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很显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统领下，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针，实施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依靠科技手段，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使全国各族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安居乐业，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须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指导原则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条件与重要内容。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当前一项历史性的重要任务，亟待我们努力予以推进。
（二）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与广泛的宣传普及
在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已有一批国内外的先行者，包括我国从黄帝以来到当今的历代哲人与学者已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颇为丰厚的遗产，值得我们加以总结与继承，而且还应在总结时继续挖掘，在继承时加以发展。就以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相关学术研究而论，受到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冲击下产生的生态学思潮的影响，我国一大批学者，从哲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历史地理学、城市科学，以至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写出不少论著。其中有些是发出忧思悲鸣，以期引起国人警觉；也有些是为政府献策建言，以期促使执政者采行；当然也有偏重学理上的探讨，以期为后来人指明前行的路径。这一切都是有意义与价值的。但从建构“生态文明”学术思想体系而言，就显得不够系统、全面与完整。
为推进生态文明学术研究的全面、系统开展，我初步认为可从三个学科层面加以致力。这三个层面的相关内容是：
基础理论层面：包括生态哲学、人类生态学、生态环境史学、生态美学等。
应用策略与技术层面：包括生态经济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水利科学、林业科学、生态法学、城市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等。
生活伦理层面：包括生态伦理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民俗学等。
以上只是生态文明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初步的框架。无庸置疑的是，要推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动员各有关学科积极投入。惟有这样，才能为建设生态文明从思想理论、发展战略、建设措施、生产技术、生活伦理、社会风俗等方面发挥其支撑、规范、指导的作用。
至于对生态文明开展广泛的宣传普及工作，除利用多种新闻宣传媒体外，借助民间组织，结合民俗活动，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 建设生态文明，改善生态环境，既要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又要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
我国生态环境，在经过历史时期长期人为活动不当的影响以及建国以来某些决策失当的破坏之后，虽然问题多多，形势严峻，但都并非不治之症。例如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直到改革开放前期，还是“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三年两头旱，十年九不收”的极端多灾穷困之区。水土流失之巨为全球之冠，不仅使高原上土壤贫瘠，农牧业生产十分落后，还危及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生态安全。虽经建国后近40年开展水土保持进行治理，但成效并不明显。但经1998年国务院做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决定，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后，10年时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陕西省延安市，到2006年底，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865.06万亩，其中退耕还林502.38万亩，荒山造林359.68万亩，封山育林3万亩。延安市辖的吴旗县，通过退耕还林还草与封山禁牧、推行舍饲养畜，不仅使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92年的13.2%增加到2006年的38.2%，生态环境大为改善；还使农、林、牧业都获得稳步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全社会生态意识普遍增强[注: 据陕西省林业厅2008年2月提供的书面资料。]。又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库布其沙漠，虽经建国以来数十年治理，10年前仍然是漫漫黄沙，满眼荒芜。但经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自1997年以来在地方政府“禁牧休牧”，“谁造谁有”等政策的支持下，投入4亿元资金，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产业反哺治沙”的策略与“人工治理和大自然修复相结合”的治沙方针，不仅营造了长达200公里的保护黄河的护河林草带，治理沙漠300万亩，种植各类乔木10万亩，种植柠条、沙柳及优质牧草200万亩，种植、封育优质甘草220万亩，还建成了库布其沙漠公园，发展了甘草制药产业与沙漠旅游业，使当地牧民住进了牧民新村，既成为企业的生态股民，又成为生态产业工人，实现了安居乐业[注: 据《光明日报》2008年1月29日第7版所载：《大漠十载，绿富同行——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带领职工十年治沙富民纪实》与1月30日第3版所载：《沙漠从这里绿了——库布其沙漠采访记》。]，从而使库布其沙漠的生态环境变化出现了转机，由10年前趋向恶化，转而向良性发展。
上述两件事例，在使人们深感鼓舞的同时，也向我们明示，在政府科学决策的主导下，运用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市场经济焕发的活力，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科学治理，是能够治理好我国多种生态环境恶化的顽疾，使我国广袤河山重新秀美，也从而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营造出可供我们民族生息繁衍的宜居乐园。
（四） 建设生态文明要树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近30年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活动总量已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一部分人已经富了起来，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这一形势下，社会上竟然浮泛起一股生活上竞相讲求豪奢之风气，一些大城市中也公然树起了“尽显帝王气派，享受贵族生活”的广告牌。有的地方，不顾我国人多地少之国情，占用城郊肥沃耕地建造花园别墅；有些人住宅面积大了还要大，轿车品质新锐了还要更新锐。这种生活方式，且不说它有悖我国主流传统文化之精神，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所以，当前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也需从个人生活方式着手，牢记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力行的“节用水火材物”与古代哲人倡导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20］6，8的古训，爱惜五谷，敬恤百物。自奉俭约，不逞淫欲。并在上述古圣先贤有关勤俭节约，不暴殄天物等经典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树立起符合现代生态文明的生态伦理观。
要培养既节约俭朴，又有利于自身健康，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持续良性发展的生活方式，自当是全民的义务，但更需要政府率先垂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如是自上而下的倡导躬行，自必是风行草偃，淳然成风。生态文明的伦理思想，也必然会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惠及到每个国民，也惠及整个国家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 参 考 文 献 ］
［1］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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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子.老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王弼.说苑［M］.北京：中华书局，1927.
［8］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韦昭.国语［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10］ 李鼎祚.周易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 辛树帜,蒋德麒.中国水土保持概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2.
［13］ 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M］∥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林史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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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17］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65.
［18］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2版)［M］.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125.
［19］ 黄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灾害编委会.黄河流域水旱灾害［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
［20］ 朱柏庐.朱子家训［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