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我国历史悠久绵长、内容广博深邃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自黄帝倡导“节用水火材物”始，始终蕴含有“天人和谐”的思想，且对我们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存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雨沧桑，由于历史上一些统治集团举措失当，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了多方面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顺利健康的发展。当前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建设生态文明，这既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容。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和谐”论的主要思想内涵，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与广泛的宣传普及教育；其次政府要进行科学决策，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树立全民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观。
关键词： 天人和谐； 生态文明； 市场经济体制
Abstract: Since Emperor of Huang's advocate of “economizing water, firewood and substance material”,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lways embodied the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hich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the sus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untry. At present, the whole nation is making joint efforts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means not only one of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s to rapidly and efficiently develop our national economy and wholesomely build a betteroff society but also a prerequisite and significant action to carry forward Chinese culture and construct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absorb th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f the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Then, the government should scientifically make decisions, give a full display to the active function of market and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view of ethics and living conventions.
Key Words: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of market economy
一、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论述及天人和谐论的主要内涵
（一） 天人和谐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厚深邃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包含有古代先民与哲人关于人与周围自然环境，也可称之为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及论述。当代有些哲学家，将我国哲学主干理念或主导原则的“天人合一”论看做是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有关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思想观点的哲学概括。［1］212-214但也有些哲学史家认为我国明清之际以前哲学思想之主流，在对待人与自然或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是采取“天人合一”的观点；但到明清之际，由王船山开始，却由之前“天人合一”观的不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把二者看成浑然一体，发展为“主客二分”，即思维与存在二分。由此，他们还认为，明清之际以前，中国哲学“由于重天人合一，把主客看成浑然一体，所以一般地说注重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内的人生问题，甚少专门的、明显的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自我如何认识对象的认识问题”。甚至还认为我国明清之际以前“因重天人合一，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故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科学，但科学确实不发达，也不受重视。明清之际以后由于开始了主客二分思想的转向，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召唤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因而才重视发展科学，重视对自然的认识。”［2］14-16对上述中国哲学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所作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的论述，是否全面、正确，这里暂不予置评，但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哲学界当前对“天人合一”论之哲学涵义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诠释的。正是由于有些哲学史家不全是从论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看待“天人合一”论，所以近来一些生态学家与生态史学家就不再使用“天人合一”这一术语，改用了“天地人合一”的术语，并阐释道：“天地人合一”是古代生态系统思想的萌芽，“天地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大生态思想。［3］11-12由此可见，在我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观并非专指人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关系的术语，至少一部分哲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所有研治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的圣贤哲人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论述，特别是其中一些论述人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应和谐相处的论述，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不仅在古代即以赋有之理性与睿智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当今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乃至对全世界建设生态世界观，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具体的借鉴与指导作用，是值得我们努力发掘与大力弘扬的。关于这方面的诸多论述，已不宜沿用一些哲学家搬用我国哲学主干理念或主导原则之“天人合一”论来加以指代，相反，采用“天人和谐论”这一术语来概括，更为准确恰当，也更具有积极意义。
（二） 人文初祖黄帝是天人和谐思想的首倡者
关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有关天人和谐论的内容，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代。
轩辕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我们今天奉祠他，主要是因为：他针对当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混乱现象，“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因而“诸侯咸来宾从”。并“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4］卷1《五帝本纪》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在黄帝的诸多功绩、诸多美德与诸多思想观念中，就有着朴素的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认识和实践。就在《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史学家司马迁在首记黄帝文字中，对此专门作了如下记述：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对上述记述，历代史学家曾做了不少注释，当然，今天还可参照古人解释做出新的阐述。其具体内容先不予细述，但其中述及黄帝遵从自然规律开展原始农牧业生产及节用水火材物，珍惜自然资源的思想与实践却是昭然皎明的。
（三） 天人和谐论的主要内涵
五千年来，黄帝所确立的以“顺天地之纪”与“节用水火材物”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和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始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世的哲人也在黄帝上述思想影响下对天人和谐论继续予以充实丰富，使其不断有所发展。例如，到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儒、道等学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在这方面有所创建。主要体现在下列几点上：
1. 认为人与天地共生共处，故应和谐相处
如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在其整理的六经之首，《周易•序卦》中就载明：“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在《周易•乾卦》中又载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说明人生于天地之间，应顺应自然。道家创始人老子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第25章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卷1《齐物论第二》道家上述论述，也是强调人来自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处，因而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应遵循自然界的法则。
2. 认为山、水、林、薮、土地为衣食之源，人生之本，积极主张予以保护
孔子曾说：“夫山，……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他在答另一弟子子贡提问时说：“夫水者，君子彼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7］卷17《杂言》将山水对人类之价值，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充分而形象地揭示了出来。
又如春秋初年早于孔子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在论及山泽林木的重要价值时就曾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8］卷23《轻重甲第八十》基于此他力主严加保护，强调要“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8］卷1《立政第四》甚至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8］卷23《轻重甲第八十》
也是这位管子，在论及土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时，说得极为明白透彻。他一再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8］卷17《禁藏第五十三》“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8］卷14《水地第三十九》因而他将土地提高到执政之根本的高度，强调“地者，政之本也”。［8］卷1《乘马第五》因此，各级统治者都应当对土地严格加以保护。
除了上述思想使然，古代有“长民者”，甚至坚持要“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9］《周语下•第三》，即不毁坏山岭，不淤填薮泽，不在河流上修堤坝，不排放沼泽中的水分。因为他们认为“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9］《周语下•第三》即认为，山岭是土壤聚集的地方，薮泽是百物繁殖的场所，河川可以畅通水流与调节气候，沼泽可汇聚水分，都有各自的作用。一旦违背了这些方策，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因而古之圣王慎此之慎。
3. 从世间万物生生不息之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对于自然资源养长采用以时的可持续发展之制度设计
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即论：“天地之大德曰生”［10］卷15《系辞下》，又论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0］卷15《系辞下》。这都是揭明世界万物生生不息，世世不绝。而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人类，也必须好生以德，顺应世界万物的生息规律，助其繁荣滋长。同样，道家也持有“天道生生”的观点，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生生不已的。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所以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带制度性的意见：不违农时，粮食就会食用不完。不许用编织得致密的渔网进入氵夸池捕鱼，鱼鳖自然会吃不完。让持刀斧的樵夫按照时序进入山林采伐，木材也就会用不完。[注: 《孟子•梁惠王上》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氵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重要学者荀子又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上述观点，提出更全面更具体的制度性意见：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1］卷5《王制篇第九》
先秦时期，我国诸家学说，如儒家在主述礼乐与仁义，墨家在鼓吹兼爱，道家在倡导无为任情自然，法家在主张刑名法术的同时，都阐发了一些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应和谐相处的观点与思想，并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传承下来。后世虽又经西汉董仲舒、南宋程朱（程颢、程颐、朱熹）、明清之际的王顾（王阳明、顾炎武）等大儒的丰富发展，但基本内容仍为以上几个部分。这些内容在当时均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高度智慧，在当今也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演变史实昭示了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 历史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出现的主要问题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与庶民，在治国与从事生产时，遵循前述圣贤的思想观点，敬畏天命，谨守农时，爱惜山川草木，甚至颁发律令，设置机构与官吏专门加以管理；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在治田与治山治水方面创造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如在田制方面，先秦时期曾有平治水土、沟洫治理等措施；秦以后，在山区先后出现过区田、梯田，在平原低洼易积水处，出现过垸田、圩田［12］12-16，23-29。这些治田措施，既提高了作物产量，也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还推动了我国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在历史时期，也不断出现统治阶级为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解决贫苦百姓生计要求，采取弛山泽之禁，放任贫民垦荒扩种，甚至毁林毁草开荒等破坏生态环境现象；还有统治阶级为建造宫殿府邸，或因战争原因，肆意采伐林木，纵火焚烧森林草原等恶劣行径。结果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多方面退化乃至恶化。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 森林面积大幅度缩减
在我国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即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我国不仅东部森林区原始森林广布，就是东北西部与西北北部之草原、荒漠区及青藏高原区，也分布有大面积的森林。［13］61-63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距今4 000-2 000年期间，我国森林覆盖率曾达46%－60%。［3］66后经长时期的过度开垦与破坏，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森林覆盖率已减至5%左右。［12］7使许多林区变成光山秃岭，劫余之后的许多林区也林相残败。我国森林遭此严重毁坏，还造成其他一些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加剧，其后果十分严重。
2. 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加剧
正是因为历史时期持续不断地滥伐森林、毁林毁草开荒、陡坡垦种，使我国广大山区丘陵区土地失去森林、草地的保护，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至共和国建立初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6[注: 见朱德副主席《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7年12月19日。]。而水土流失实际影响地区更达到240万平方公里，占到全国总土地面积的1／?4。不仅使山丘原区每年流失约50亿吨肥沃土壤［1］227，导致土地日益瘠薄，还使平原地区河流、湖泊被淤垫，农田、村舍遭受冲淤，灾祸异常剧烈。
3. 沙漠与沙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
我国沙漠科学工作者通过考察研究，查明我国的沙漠与沙漠化土地共14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5.5%。其中沙漠116.2万平方公里（含戈壁56.9万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32.8万平方公里。［14］内中有12个大沙漠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之北部与东北西部地区。通过沙漠学家与历史地理学家的考察研究，普遍认为其中分布于贺兰山以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柴达木沙漠、库姆塔格沙漠、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主要是地质时期由于自然因素而形成的。而分布于贺兰山以东之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与呼伦贝尔沙地则是人类历史时期由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沙漠。这六大沙漠与沙地总面积为159 080平方公里。［15］即就是贺兰山以西的地质时期形成的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在人为活动的作用下，有不同程度的蔓延扩大。至于陕西关中东部沙苑、豫东与皖北黄泛区以及海南岛西南部、福建省海滨之沙地，则更是人类历史时期形成的人造沙漠。也就是说，我国在人类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为活动中的不当耕垦、放牧、樵采以及战乱破坏等，使我国沙漠面积扩大了至少16万平方公里，使大面积的草原与耕地沦为沙漠，一批村镇遭风沙侵袭变为废墟，如楼兰城、统万城等，还使沙尘暴与雨土等现象大为增加。
4. 大量湖泊萎缩消失
我国古代南方长江流域固然有许多广泽巨浸，如云梦泽、洞庭湖、彭蠡泽、鄱阳湖、震泽（又名具区，即今之太湖）等等，然而北方黄河流域也存在不少大湖。如在下游即有大陆泽、巨野泽；中游有汾河上的昭余祁，渭河上的杨纡、焦获，无定河上的奢延泽、屠申泽。甚至在西北内陆半干旱、干旱荒漠地区也有多个著名大泽。如河西走廊今民勤地区的休屠泽（唐时名白亭海）、阿拉善地区的居延海；还有柴达木盆地东缘的西海（又名仙海，即今青海湖）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蒲昌海（又名盐泽，即后之罗布泊）等。前述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古湖，由于自然与人为活动的原因，有的如云梦泽、彭蠡泽已消失；另一些则发生了盈缩变化。其中的洞庭湖，本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唐宋时期，号称“八百里洞庭”，面积广达6 000多平方公里；但至清末，因长江泥沙淤积与人工围垦，萎缩不足3 000平方公里［16］86-109，123-131，145-152，小于鄱阳湖，降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而北方黄河流域的古代大湖，则主要由于人为活动（也有气候趋于干寒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上列各湖均已湮废；屠申泽、休屠泽也遭遇同样命运；蒲昌海、居延海与西海则程度不等的有所萎缩。众多大型湖泊的萎缩甚至淤填成陆，往往对区域水文环境、气候状况造成负面影响，西北干旱荒漠地区湖泊消失后，还给沙漠化提供地面沙源，容易形成新的沙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