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汉私营商业具有促进农业手工业生产、加强区域分工、实现社会储备、帮助国家财政货币化等重要经济功能，这使其有条件与国家进行博弈。西汉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了商业的总体规模，从而也限定了私商的发展空间。国家与私商的利益冲突导致抑商政策，其目的是将商利从私商转移于国家手中。在国家与私商的博弈中，双方各有多种策略选择，作为主导方的国家通过“试错”找到了最佳策略，在国家与私商之间实现了最优策略均衡。
关键词：西汉私营商业；国家；博弈
Abstract: Private commerce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was able to compete with the State because its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handicraft production, strengthening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ctualizing social reserves and helping monetize State finance. The level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ay restricted the general scale of commerce and limited the space of growth of private commerce. As a result, conflicts between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private merchants led to implementation of a commerceoppressing policy to transfer merchant profits from private merchants to the State. In such conflicts, the State as the leading party found the best strategy and realized a strategic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private merchants.
Key Words: the West Han Dynasty private commerce; the State; competition
战国以后，私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抑商政策也逐渐实施并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私商被贬低、丑化甚至妖魔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斥责的对象。笔者已经指出，抑商政策并非抑制商业，而是国家从私商手中争夺商利［1］，那么，这种争夺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是不是国家可以为所欲为，而私商毫无还手之力呢？似乎并不是这样，二者处于势均力敌的博弈之中。本文试图以西汉为对象，具体探讨一下国家与私商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 私商的经济功能
对于私商的作用，秦汉时的执政者和主流思想多持否定态度，今之学者亦多沿袭之，如林甘泉等先生就认为，西汉商业繁荣至少有一部分是虚假、畸形的，它导致三个后果：一、“供需脱节，生产的少，消费乃至挥霍的多”，“促使物价腾跃，加剧社会动荡”；二、“刺激统治阶级的消费欲求，从而强化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三、“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最后导致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危机”［2］524。这种否定态度一方面对私商的经济职能没有做充分的考虑，另一方面又对私商的能量估计过大，似乎他们真可以超越经济规律的限定去发挥危害社会经济的作用。
我们知道，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只要社会存在分工，而且这种分工发生于不同的所有权之间，那么，社会经济运动作为一个统一体，只有实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才能最终完成。“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102这就是说，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反过来也决定了生产，它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下，无条件的发展交换或抑制交换都是不可能的。就一个较长时间而言，经济规律自然会调整交换的类型与规模，使其与生产相适应，使整个经济运动成为协调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人为作用有可能使交换出现超前或落后的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但正因其影响生产，故必然很快为经济规律所纠正，改变为正常状态。商业不过是交换环节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而私商不过是这种交换职能的实现者，因此，只要社会有交换的需求，私商的存在及其利益追求都是有经济依据因而完全合理的。
具体来说，西汉私商的经济职能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1. 维护和促进农业生产。继承并改造了战国国家授田制的秦汉名田制，造就了一个广泛的小农阶层。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由于其生产只能涉及极小的范围，故自给自足程度其实非常有限，不仅远远低于东汉以后的庄园经济，也低于春秋及其以前的农村公社经济，以盐铁为中心的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求助于市场，如王莽所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4］卷24下《食货志下》而私商的经营活动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这里有一种误解，以为盐铁等商品私营因“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5］卷1《禁耕》私商由此获得暴利，而农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盘剥”［2］804。私商当然要获取利润，因而农民必然要交出一定的剩余劳动，但《盐铁论》中桑弘羊等人言论主要着眼于商利被私商获取，未能流入国家之手。史籍中描述的私商种种恶行和恶果，大多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私商获取利益的一种痛恨和羡慕。其实盐铁私营之时，由于私商互相竞争，产品售价与农民购买能力之间会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不致太离谱，而盐铁官营之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6］卷30《平准书》，“盐、铁价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淡食”。官营盐铁质次价高，农民只好不用，而官府也“卖器不售”［5］卷6《水旱》，商品为市场所拒绝，只好“强令民卖买之”［6］卷30《平准书》。两者相权，盐铁私营对农业还要有利些。
2. 促进手工业生产。产品绝大多数进入市场并实现交换，是手工业生产存在的前提，由此才能得到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得到进行再生产的动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国秦汉的私营手工业必须仰赖于商业的发展，很多时候二者合为一体，私营手工业者同时就是私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大商人，多以经营手工业起家，直接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6］卷129《货殖列传》。其商业行为保证并推动了手工业的顺利发展。
3. 互通有无，实现并促进了区域分工。先秦至西汉，专业分工极为有限，商品生产并不发达，绝大多数产品作为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只是在商业活动的推动之下，方转化为商品。这种转化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产地由于自然条件差异而形成的产品种类差别，正如司马迁所描述，“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6］卷129《货殖列传》。商业沟通各地特产，“茂迁有无”［4］卷100下《叙传下》，从而变自然差异为区域分工，使全社会得到了更多种类的资源和产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业所发掘和推动的需求又进一步促进了各地特产的生产，使区域分工更加强化。
4. 通过囤积投机，实现社会储备功能。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的投机贸易是先秦至西汉商业的又一重要内容，如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6］卷129《货殖列传》。其依据是自然条件以及生产周期所决定的生产时间性差异。就商人来说，其驱动力是谋取商利，但就社会生产来说，却因此实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储备，以应缺乏时使用。由于小农经济实力微弱，自我储备十分有限，这种囤积投机对于解决小农在特殊时期的物资缺乏具有一定的意义。
5. 帮助国家实现财政货币化，使之顺利运转。西汉税收及支出大多采用货币形式，就税收而言，除田租收取实物，徭役中一部分直接征发劳役外，其余如算赋、口钱、献费等人头税，关税、市税、盐税等商税，车税、船税、算缗等财产税，更赋等代役税，均征收货币，是税收的主要形式。用以缴纳税收的货币绝大部分来源于市场，而国家得到的货币只有通过市场这一中间环节才能被消费掉。正是私商的经营，才使生产者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又使国家的货币转化为消费品。
二、 市场对私商的调控
私商的经济职能是其存在依据，也是它对社会的正面积极作用，但是，私商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利润，因此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私利，未必会主动关心社会整体利益，如果其无限制发展，必然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危害。那么社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既使之发挥积极作用而又避免其消极影响呢？答案是市场，以无形的手调节有形的商品交换行为。
统观西汉市场，商品交换主要发生于三大社会经济力量之间：农业人口（主要是小农）、手工业者和国家。
国家是商品物流的一大节点，它的特点是不事生产、只作消费。其消费品可以粗分为三大类：基本口粮类，其他特殊零星农产品类，手工业产品类。就一般比较合理的物流过程看，基本口粮类直接取自农业，后两类则来自市场。总体来看，在一定生产水平下，社会所能提供给国家机器及其组成人员消费的价值或劳动总量是确定的，尽管国家有攫取最大量社会财富的欲望，但实际攫取量只能局限于一定的限度之内，如果超限向社会索取，则只能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在国家所获社会财富中，基本口粮消费部分和其他消费部分的比例大致也在一定数额限度之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就是说，不管商品经济以何种方式运行，不管农民缴纳的赋税是实物还是货币，由国家需求所导致的市场规模大致是确定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农业是商品交换物流的最大节点。传统农业以男耕女织为基本经济活动，其倾向于自给自足，但总有一些物品不能生产或自己生产很不合算，例如盐铁及一些特殊用品，只能求助于市场。由农业需求所形成的市场底线具有相当的刚性，即最少也必须从外界购入一定数量的盐铁，但上限却有着相当大的弹性，随着农业经济类型、生产状况的变化，对市场的需求也有变化，从而导致市场规模相应变化。农业参与市场的程度，给整个社会经济以极大的影响。农业向非农业人口提供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既决定了其生活消费水平，也决定了其生产状况，因为它直接限定了从事非农业行业的人口数量。
手工业是商品物流的又一大节点。它的生产品一方面流向国家，供其消费；一方面流向农业，供其所用，而它所需要从外部得到的物品便是农产品，或作为生活资料，或作为生产资料。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受制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变化，手工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就短时期而言更易获利，即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6］卷129《货殖列传》，再加上原料很大一部分来自内部，如矿产之类，不受外界制约，因此手工业生产有一种潜在的无限扩张的欲望和能力，但实际上它并未极度扩张，原因就在于受到农业的强力制约。手工业人员生活资料很大一部分特别是食品类必须来自农业，生产资料中也有一些来自农业，这些农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而交换得以实现，必须有农业方面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尽管手工业有无限扩张的欲望和能力，但有限的需求始终限制着它的生产规模。就手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市场来看，其发展程度及动力主要取决于需求，这又可两分为国家需求和农业需求，前者相对稳定，后者的变化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着手工业的盛衰。
总括上述，西汉市场可以分为两大块。一是由国家需求所导致的市场，因其本质是消费市场，故发展程度取决于国家从社会攫取的剩余劳动量。剩余劳动主要来自农民，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上，农民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率相对稳定，而在国家的稳定存在期，国家剥削率也相对稳定，因为过量剥削必然导致国家自身的崩溃。所以，国家用于消费的剩余劳动量相对稳定，由国家消费所导致的市场总体规模也相对稳定。一是由农业和手工业之间交换所形成的市场，其决定性因素是农业方面的需求。农业人口最基本的市场需求是盐铁，在此基础上，随着农业经济类型和生产状况的变化，需求也有变化，但变化幅度有限，因为农业在本质上仍可归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稳定的农业需求所导致的市场总体规模也是相对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市场确定了商业的总体规模，谁也不可能超越这一限制，当然它也就限定了私商的发展空间。坚持抑商者为证明抑商之必要，竭力证明商人之暴利，如晁错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4］卷24上《食货志上》似乎凡经商者皆得暴利。其实，市场总体规模限制了商利总额，众多商人分割商利蛋糕，斗争必然极其激烈，有成功者，有失败者，市场竞争也必然使利润趋于平均化。商业领域绝非晁错所说是遍地黄金，谁都可以满载而归，成功者背后有更多失败者。在现存秦汉史籍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私商的成功，很难找到失败私商的哀叹(注: 在商业较为发展的明清时期，则可以看到许多失败私商的记述，此时“徽商”实力可观，也被时人所重视，但“徽商经营失败的事例在传记中所占比例颇重，常被读者轻忽。徽商浪迹天涯，客死异乡，甚至无颜返乡，其子千里寻父，幸者尚得‘父子相持而泣’，惨者‘扶持（尸骨）而归’，种种情节堪成绝好悲剧题材。”参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翻检《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等书，此类资料还有许多。)，但也可以看到激烈竞争和利润平均化的痕迹。《盐铁论》中贤良述铁器制作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售。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5］卷6《水旱》不仅要做出最好的器具，直接送到田头，还允许农民赊欠，这当然是商家竞争的结果。另外从物价也可看出，私商经营盐铁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而官营之后，“盐、铁贾贵，百姓不便”。［5］卷6《水旱》私商经营盐铁时质量较好而价格较低，当然是互相竞争的结果，市场供求关系自然而然调整了商业的规模、物价的高低、商利的多少，使之趋于合理。
三、 利益冲突导致抑商政策
如果仅仅从社会经济运行角度看，社会需要一定规模的商业，私商满足了这一需求，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对于其超过社会需要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又实施了有效的限制和调节，那么，为什么国家还要强力实施抑商政策呢？
西汉国家并不否认工商业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强力抑商的汉武帝朝也是这样。抑商政策重要干将桑弘羊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5］卷1《本议》工商业是社会必需，它们直接影响到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这种看法是众多主张抑商者的基本观点，如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鼻祖商鞅就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治民。……三官贫，必削。”［7］卷1《去强》荀子曰：“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8］卷7《王霸》“王者之法：……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8］卷5《王制》韩非子曰：“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则入多。”［9］卷15《难二》他们都主张给商业创造一定的便利，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使国家得到实利。可见，抑商的出发点并非因其影响了农业、并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桑弘羊道出了汉武帝时实行抑商政策的秘密：“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故修障塞，饬烽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5］卷1《本议》因军费匮乏，方实施盐铁官营等政策，攫取商利，以供军需。因此，抑商政策的实质是把商业利润从私商转移到国家手中，是国家与私商经济利益冲突的结果。不在商业的发展程度是否合理，而在商利归入何人之手，与农、工、商发展比例之类并无关系。尽管桑弘羊也辩解说：“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5］卷1《复古》但这只是附带效果，争夺经济利益始终是抑商的首位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