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 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 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 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 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隋唐时期； 陕西航运； 漕渠
Abstract: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marked another powerf ul and prosperous ph ase in Chinese history following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y. Both dynasties est ablished Chang’an, located in the depths of the Guanzhong Plains, as their resp ective capit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imperial arrangement, navigating ind ustry in what is now Shaanxi gained a pinnacle of prosperity in history. Duringthis phase of history, a complete set of regulations of navigating administratio n was introduced, maintaining the maximum of transporting capacity by overcoming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navigation on the Weihe River. Especially at criticalmoments, large-scale transportation was capable of being organized on the Han Ri ver to basically guarantee the grain consumption in Chang’an the capital, whichplayed an essential part in economic supply for the capital.
Key Words: times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navigationand transportation in Shaanxi; canal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 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300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 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 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 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 一时期之内来论述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 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页)；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 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 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 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 页)。。
一、 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一） 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时期，长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发生了大幅度的摆动。唐代和西汉一样，在长安 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设了三座桥梁，沟通两岸的交通。这三座桥也分别按照其各自所处的方位 ，由东向西，依次被称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
唐代东渭桥的遗址，位于今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1］ 。杨思植、 杜甫亭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发现，有一条渭河古河道正通过这处遗址；从照片上看，这条河道 比汉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显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个这段河道比汉代的河道 都要偏北4—5里，大致与汉代河道和现代河道平行，处于二者之间［2］91-97。
（二） 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时间内，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一段黄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 度也比较大，很可能又袭夺了洛河的尾闾。因为隋文帝开皇四年重新开浚漕渠时，和汉代的 漕渠一样，东端也是终止于黄河［3］卷1《高祖纪》上，卷68《宇文恺传》，黄河若 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北周武 帝保定二年，曾在河东蒲州开挖渠道浚引黄河水灌溉农田［4］卷5《武帝纪》上，这 很可能和西汉时的番系一样，是在黄河西徙后的河弃地上开田。不过黄河这次西徙，并 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隋朝末年 李渊自太原进军长安时所见到的洛河，已经是复归于渭河了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案此书 原文洛水之“洛”书作“”，应属异写。。唐初颜师古注《汉书》，说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冯翊之洛水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引述《尚书•禹贡》雍州 下唐颜师古注。，说明当时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黄河河道则东归 到了原来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说漆沮即洛水，“至华阴北南 流入渭” 据王应麟《诗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末 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卷3“瞻彼洛矣”条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到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的时候，仍然说“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 东北，南流入渭” 。再往后到元和年间，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更明确记载这一段 黄河是在华阴县东北35里处与渭水相汇，而洛水乃是在渭水与黄河相汇前流入渭河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又卷 2“同州”。。可 见，在整个唐代，洛河都是汇入渭河，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这段黄河河道一直处在与现在大 致相同的偏东位置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记事》“河中府浮桥 ”条。。
（三） 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长安建都后，最初没有大量从关东向都城漕运粮食，所以，没有感到运输过分困难。 文帝开皇三年，朝廷因京城仓廪空虚，开始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作为储备，以防水旱灾害发 生时供应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浅的问题，到了这时更为严重，渭河航运已相当艰难，常 常造成阻隔。为解决这一问题，又想到开浚漕渠［3］卷24《食货志》。
汉代的漕渠虽然久已废弃不用，可是，渠道毕竟还基本留存着，这时只需对原来的渠道再 加 开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这次工程由开皇四年六月动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3个 月时间［3］卷1《高祖纪》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恐怕不可能对汉代的漕渠线路 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由汉长安城旧址迁到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大兴城在汉长安城东南 ，今西安市区大部分都在隋大兴城城区之内，规模空前。据文献记载，隋代漕渠的渠首段 经由大兴城北［3］卷61《郭衍传》，其实隋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这与西汉漕渠的线路完全一致。另外 ，隋漕渠的线路总长300多里［3］卷24《食货志》，也和汉代一样；渠道的东端止于 黄河，这一点仍然与汉代相同［3］卷1《高祖纪》上；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 恺传》。主持这次开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苏孝慈和宇文恺［3］卷61《郭衍传》；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恺传》，其中宇文恺是隋代 著名的土 木工程建筑专家，隋代的大兴城、洛阳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体规划， 这次开凿漕渠自然也应当是由他来负责具体技术施工问题。漕渠开成后，最初被命名为广通 渠，又名富民渠。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登基就皇帝位，为回避他的名讳，诏令更 改所有带“广”字的地名，广通渠便在仁寿四年改名为永通渠据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 校勘本)卷12长安县“永通渠”条。。
“永通渠”这个名字当然寓有企望漕运永久畅通的涵义，可是，它既然与汉代的漕渠同样， 是以渭河作为主要水源，就也同样难以解决终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与渠道交汇时对渠道的 冲淤问题；因此，也就同样难以维持长久通航，需要不断重新疏浚。
唐天宝元年，再度开浚漕渠。这次工程是由陕郡太守韦坚主持，前后用时不到两年，在天宝 二年三月完工据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9《玄宗纪》下；王溥《唐会要》(商 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87《漕运》。，定名为兴成渠［5］卷172《李石传》。兴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样，沿用未改。渠 首处筑堰引渭水，名为兴成堰［5］卷105《韦坚传》。其他整个渠道线路也基本上是 袭用汉、隋旧 道 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影印明刻本)卷497《邦计部•河 渠》二。。只是在穿过灞河前后对原来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汉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二水合流处以下绝 灞而过，可是，兴成渠却是在灞水和水两条河流的 交汇处以上横截二水。在通过水之前，韦坚在开凿 兴成渠的同时，分引水，在水西岸禁苑苑墙上的望春楼（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宫）下， 又疏凿了一个大水潭，兴成渠从潭中穿过，以此作为漕船的停泊港湾和码头。唐玄宗为这个 水潭御赐名称“广运潭”据刘等《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105《韦坚传》； 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中华书局1990年版)；欧阳修等《新唐书》 (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长约1 200米，宽约300米，东距河不远， 从位置和地形上看，应当就是唐代广运潭的旧址。从现在的地形状况来分析，唐代的渠道应 当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带离开汉、唐渠道，东入广运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经今赵 围附近，东过河。过灞河的地点，大致在原郊区农业大学西侧一带。
渠道过了灞河之后，又趋向东北方，重沿汉渠路线东去。在1975年拍摄的卫星照片上，还可 以大致看出这条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经论述过，唐代黄河大荔以东一段河道位置偏东，与现 在大致相似，因此，唐兴成渠的渠尾也与隋代不同，它是东止于华阴县东北35里的渭河 口附近，而不是黄河据刘等《旧唐书》卷105《韦坚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 “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韦坚这次开浚的漕渠也没有维持多久。唐文宗开成元年，在废弃了很久之后，咸阳县令韩辽 又提出重新疏凿通航。当时，宰相李固言以为时机不太适宜，不同意动工。但是，由于当时 渭河航运已经更加艰难，以至停止水运，改用牛车陆运。这样做不仅耗费很多人力，增大劳 动量，而且占用耕牛，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唐文宗没有 听从李固言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动工开渠。渠道修成后，一时航运也很便利，省却了大批 耕牛，对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助益。
此外，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在华阴以西24里的地方，还开凿了一条敷水渠，用来宣 泄水害。可是，开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开凿之后，这条渠道就用于沟通渭河漕路了［6］卷37《地理志》。估计这条渠道是用来漕运渠道邻近地区的粮食入渭河以西运长安。
（四） 升原渠的开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开挖的一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并不完全是新开的，它主要是修复、利用 了汉魏时期的成国渠旧渠道。
成国渠是汉武帝时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一条水渠。渠道在眉县引渭水，在渭河北岸与渭河相 并东行；到了灞河和渭河两河口间，又重新流回渭河据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卷28《地理志》上，右扶风眉县；据北魏郦道 元《 水经•渭水注》，此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 本）卷19。。三国时期又重新疏浚这条渠道，并把渠道引长，改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的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国修成国渠，历史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此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卫臻征蜀时所开， 见于《水经•渭水注》；一说此渠系魏明帝青龙元年司马懿所开，见于《晋书•宣帝纪》 以及《晋书•食货志》。现在一般都遵从前一种说法如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977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6页)。，也有人两从其说，谓司马懿是在卫臻所开渠道的基础上“重开”如黄盛璋《关中农田水利的发展及其成就》，原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1958年 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虽然也有个别人主张依从后一种说法，但也仅仅止于 一般性推测，没有做出仔细考辨［7］113。
今案从太和二年到青龙二年期间只有7年，成国渠不应该刚刚开挖随后就被湮废，以至需要 重新疏浚。所谓卫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军入关中拒战一事。当 蜀军初来之时，朝臣上下莫知计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将军曹真及张等率军先行入关据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魏书•明帝纪》并刘宋裴松之 注引《魏书》；卷9《魏书•曹真传》。。卫臻参与此役，是因为他后来又奏上计策，以为“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粱道”，这一计 策为正一筹莫展的魏明帝所赏识，所以，又委派他为“征蜀将军”，入关参战［8］卷2 2《魏书•卫臻传》。卫臻到长 安时，蜀军已被曹真、张击退，卫臻计无所施， 只好东还洛阳，官复旧职。因此，卫臻 恐怕不大可能为征蜀而在关中专门开挖渠道。再退一步讲，蜀军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 ，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镇长安，这时诸葛亮已经败走，这期间最多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据陈寿《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参据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 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即 使是曹真，也根本无暇临战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际来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就更不可想象 了。因此，《水经注》的说法，实在不足为信，曹魏重开成国渠的时间，应当以《晋书》的 记载为准。
根据《晋书》的记载，这次司马懿开渠，也是为了灌溉农田，而不是用作运输通道。西魏大 统十三年，又在成国渠上设置六门堰，以节制水量，显然还是用为农田水利设施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4武功县“六门堰”条引《十道志》。。直到唐代 以前，成国渠一直只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从来没有进行过航运。
唐代改造利用成国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施行的。 姜行本在源县（今甘肃陇县）境的水（今千河）上修筑五节堰，引水东流，以通水 运，名为升原渠据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陇州 。。这个渠首的位置，比魏晋时期在陈仓东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动了许多。渠口 向上游移动，很可能于水河床的下切有关。由于水水量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陈仓 县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 据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10《食货十》中 对此有详细记述。。由升原渠向东，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泾两河口间的渭河上，再 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驶抵汉长安旧城北，也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禁苑外面据郦道元《水经•渭水注》；又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19；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五） 其他运输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 凿的。
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 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 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旧唐书》卷9《 玄宗纪》下。。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 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 过长 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 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 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 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斡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 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 《黎斡传》。，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黎斡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 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氵皂河上分 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 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 渭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漕水”条，卷12长安县“漕河”条；又据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 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 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斡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 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六） 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 个新的运输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 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 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 过，崔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 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 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 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
过去有人认为崔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据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淮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原刊《地理学报》1 962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页)；严耕 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秦岭仇池地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 985年版）篇拾陆《蓝田武关驿道》，第660-661页。。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 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 “石门谷水”条。，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 ，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 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刘谷水”与“铜谷水条”条引北魏郦道元《水 经注》佚文。。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倒回谷”条。参见拙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 附近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第96-97页。。从商州商洛凿山筑路，沟通 丹、 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 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沟通丹、灞二 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崔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 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 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 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 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 传》。，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 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也重归长安 据刘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 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因此，这条石门新 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据刘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4年，其间又“数 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 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 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 的开发价值。崔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七） 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 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 ，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 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2兴州长举县“嘉陵水”条；又参阅谭其骧主编《中 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图。。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 分艰难，在县西北50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 行者屡逢泥淖”。整个300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 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 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9］卷26《兴州江运记》。
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 来代替陆运［9］卷26《兴州江运记》。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 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 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 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 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300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200里。百姓大为便 利，为此专门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9］卷26《兴州江运记》。
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 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 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仞之手 。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卷40《地理志》。严砺疏凿嘉 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 治所下辨据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77《阶州直隶州•古迹》 “同谷故城”条；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58《虞诩传》唐李贤注。，泥公山在县西20里。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200里［6］卷40《 地理志》。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200里之数； 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 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100多里，与《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 ，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 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 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参见拙稿《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 境与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 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 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二、 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一） 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广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 。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 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 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 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 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 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3］卷24《食货志》。
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 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10］卷2《华州华阴 县》。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 ，“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 ，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3］卷24《食货志》。
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开挖漕渠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 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 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 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 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 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 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 从关东陆运20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 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 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据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 卷53《食货志》三。。
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份江南水乡 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11］卷1《东渭桥铭》；大中 、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 “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12］96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 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
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 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据宋敏求《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禁苑内苑章》；又据司马光《资治通 鉴 》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屯中渭桥”条，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所以，对这两 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据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宋 敏求《长安志》附刊本）卷中，《图志杂说》第220页，即尝依据宋敏求《长安志》没有 记述掖庭宫中的太仓，否定这一太仓的存在。。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 之 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6］卷53《食货志三》，而长安 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 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13］71。北太仓 的渭河运输码 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 西渭桥仓”［6］卷53《食货志三》，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 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 “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 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 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 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 一起跑到洛阳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 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 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 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1《市籴考•常平义仓租税》；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又参见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原刊《 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第154-155页 。。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来京师，唐玄宗向他征询解决漕运的办法。裴耀卿提出在整个 漕路上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点，令当地水工，分段转运，在各转运地点，沿水路 设置码头和粮仓，河道水量丰盛时则行舟启运，水浅受阻时则藏粮于仓。他提出的这个办法 ，实际上在隋文帝时已经实行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设仓的想 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旧址重建新仓。当时唐玄宗没有重视裴耀卿的意见。三年之后，裴 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师附近遭受水灾，谷价腾升，唐玄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 次到京都洛阳去“就食”。这时，实在被漕运不济而困扰不堪的唐玄宗才又想到了裴耀卿 提出的建议。于是，裴耀卿得到机会又一次向唐玄宗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这次玄宗皇 帝龙颜大悦，当即擢拔裴耀卿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转运使”，统筹实施他的漕运方案。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节级转运。渭河口上的永丰仓，本来也就是隋代节 级转运的产物，再向远追溯，西汉设在这里的京师仓，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因此，若是仅 仅对于渭河水运来说，裴耀卿的方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运方案中 意义最大、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在三门峡附近开辟了18里山路，并在这条道路的东、西 两端，沿河设置粮仓，使河运避开动辄覆舟的三门峡险段，改用陆运转输。裴耀卿这一方案 ，施行三年，共漕运到关中700万石粮食，即平均每年漕运230多万石，主要也是因为 较好地解决了河运中的这个卡脖子地段的问题。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师东渭桥仓的运输，并没 有改善任何航运条件，只不过是让船工们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人 们当时用“斗钱运斗米”来形容运输的巨大耗费和艰难情形［6］卷53《食货志三》 。
裴耀卿罢任之后，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仍维持在100万至180万石之间，比起唐初20 万石的数额来说，已经增加了许多［6］卷53《食货志三》。对于这样的高额运输量 ，渭河航运是很难长久承负的。于是，天宝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韦坚开挖漕渠，试图用漕渠 替代渭河水运，以缓解粮食运输的困难局面。
韦坚开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旧道，东端渠道尾闾汇入渭河的地方，仍然 可以和隋代一样，在永丰仓下设置码头，以便转输漕粮。河西岸的广运潭，是漕渠最大的 码头，在漕渠开通的庆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这里［5］卷105《韦坚传》 。接近广运潭的苑墙光泰 门外，唐代有一个村庄叫米仓村［13］77。按照它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村庄就应当 在广运潭边。 顾名思义，应当是漕渠畅通时在广运潭边设置了粮仓，才会产生米仓村这个名字。此外，禁 苑西北角的北太仓，仍然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去粮食。这一般应当是从广运潭启航，沿漕渠西 行，穿行禁苑当中，到汉长安城边时再沿南山漕河向北，运送到禁苑西北边的北太仓［ 13］102。漕渠开通之后，一时也曾产生过较大效益。天宝二年当年，漕运关东粟米400多万石，开创 了隋唐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这个数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为的因素，韦坚为 了取悦于玄宗以邀功，必然会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额暂时增长起来。以后天宝年间的正常运 额是250万石，而且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运输，其中还有部分陆运的份额［10］卷2《 华州华阴县》。由天宝 年间水陆并用这一情况推测，开元年间裴耀卿运入关中以及继此之后由关东西运入关的粮 食当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陆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