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故事中并未直接展开讲述杨将军如何使得当地“水利大通”，但其中的意思却有了：民 众通过修建庙宇来酬答神，而神随后以某种方式回应民众的祈求。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陕南地区的杨从义崇拜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神杨泗将军之间有 何瓜葛。那么，这位因在对金作战中屡建功勋，并在水利灌溉中卓有功绩而成为地方神的 杨从义将军，在陕南地区是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转变为受“操舟楫者击牲献醴，竭悃输忱， 感王之庇”的水神杨泗将军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杨泗将军信仰 本身，试图从那里找到突破口。四、 耦合：杨从义崇拜与杨泗将军信仰
在清及民国时期修撰的一些陕南地方志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版本的杨泗将军传说， 这就是杨泗将军为杨家将中的杨四郎的故事。如光绪《白河县志》中所云：
按《续府志》云：四将军姓杨讳辉，宋令公杨继宗第四子，七月七日诞辰。太祖初下河东收 归入汴，阵前蒙萧太后之难，精忠烈烈。迨明文皇时，敕灵河上，褒封大将军，实为都水使 者。常考渎神有四：一灵源、一清源、一广源、一长源，各有专司。将军独兼四渎而总之， 与《旧志》不同，附载于此。
光绪《洋县志》中的记载大略相同：“《郡志》谓神为杨业之四子，死于王事，因为水神。 ”［4］卷6《艺文志》前面我们引用过的民国《紫阳县志》中也提到了这一传说：“ 按杨泗将 军庙，又称泗王庙，……甚至以泗为四，如明徐云达《神滩庙记》谓为杨继业第四子，名辉 文。”［3］卷2《祠祀》
不过，修志者们普遍对这一传说取不信任态度，认为“事迹本诸村伶杂剧，尤为荒谬” ［ 3］卷2《祠祀》。这也难怪，杨家将为抗辽英雄，他们的活动地域远离陕南，与水更是毫 无干 系。将其中的杨四郎认定为水神杨泗将军，除了姓氏与排行之外，提不出任何有质量的证据 。可是，尽管修志者们认为杨四郎即杨泗将军荒诞不经，却又无法给出被乡民们“祷之甚虔 ”的杨泗将军一个恰当的来源或出身。象沔县知县莫增奎那样径自将家乡的传说强加于当地 的事件，毕竟属于特例。显然，对于陕南士人来讲，要想解决杨泗将军的身世问题，只能另 辟蹊径。
在光绪《洋县志》中，我们发现了一篇洋县乡绅董诏撰写的“募修东四王庙疏”。文中反映 了这位陕南士人煞费苦心为本地杨泗将军庙寻找神主的故事。全文大略如下：
顾沿汉上下，祠宇相望，而奉俎豆者，皆以杨四将军之神尸之。《郡志》谓神为杨业之四子 ，死于王事，因为水神。其说殊为无稽。及余旁搜古迹，参订金石，然后知将军盖宋总管知 洋州、封安康郡开国侯杨公，讳从义者也。……后遂相沿以杨四将军为汉水之神而祀之，意 者英爽余烈克戢泛滥，蒿昭明如或见之而致然与？抑又闻俗祀神必以六月六日， 谓将军疏导水以灌城、洋二邑之田，迄今洋县西郊犹庙祀之。然后知泗将军之即公无疑 也 。兴安既公旧封，兼复舟楫之利，咸蒙灵佑，其祀公固宜。……余谓先王之制祀典也，以劳 定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杨四将军忠于所事，惠及无穷，生而封侯，没而庙食，二者 盖兼之矣。且堤以卫民，神以护堤，内安千室之封，外靖万里之浪。所谓以妥以侑，而后神 降之祥。理固有不爽者，非其他淫祀无福之所可比也。［4］卷6《艺文志》
中略者为讲述杨从义生平事迹，与前引其他史志无大异。在这段文字中，尽管董诏言之凿凿 地认为“然后知四将军之即公（杨从义）无疑也”，但实际上他手上并没有过硬的证据。不 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面他提到了两点：一是“谓将军疏导水以灌城、洋 二邑 之田，迄今洋县西郊犹庙祀之”；二是“兴安既公旧封，兼复舟楫之利，感蒙灵佑，其祀公 固宜”。而这两点可谓正中杨从义崇拜与杨泗将军信仰之间关系的要害。
按照祀典，生前对地方事务有过贡献的人士，死后方可进入地方信仰体系。因而，在地方传 说中为当地水利兴修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杨从义将军，在其殁后受到地方祭祀时理所当然地成 为与水利有关的神，灵应也就主要表现在水利方面。随着明清时期陕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 展，水运在经济中地位凸显，杨从义的身份很容易从水利神转变为兼及航运的水神。更为重 要的是，陕南是杨从义建功封侯之地，在此处受到祭祀符合中国士人的传统观念。当然，最 后一个纯属巧合但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即当地乡民所祀的水神名为杨泗将军，不仅与杨从义 同姓，而且灵应同样表现在与水有关的方面。因此，杨泗将军必然就是杨从义，杨从义当然 也就是杨泗将军——这正是董诏将杨泗将军附会为杨从义的逻辑所在。在这里，董诏显然有 意识忽略了杨从义的灵应在于水利、杨泗将军的神通表现为庇护水运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 只是强调他们都与水相关这一共同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文中董诏特别强调了“俗祀神必以六月六日，谓将军疏导水以灌 城 、洋二邑之田”。也就是说，在这里董诏将陕南当地以大阴之日六月六日祀神，拿来作为支 撑杨泗将军就是杨从义的论断的重要证据，而且还言之凿凿：人们之所以在这一日祭祀杨泗 将军，就是因为杨从义曾经疏导水灌溉城固、洋县等地的田地。这样的解说似乎让董诏以 为杨从义是杨泗将军的论断无懈可击。
然而，董诏的附会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陕南各地地方志中普遍记载着“旧祀宋总管杨从义 ”之说中，就可理会其中暗含的信息。事实上，不少修志者都认同这一说法，如雍正《陕西 通志》中就十分明确的记载着：“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 义”。但是，毕竟杨泗将军信仰与杨从义崇拜原本是两种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信仰习俗， 故将杨从义等同于杨泗将军的附会必然会有疏漏之处，就像民国《紫阳县志》中所质疑的那 样：
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旧以为祀宋统知（制）杨从义。考从义与子大勋同时尽节，何 以庙貌为白皙少年？其为水神，亦无据。
显然，无论肯定此说者如何强调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其间的差异是无法回避的。这里的 庙貌只是其中最表层的区别。可是，令人尴尬的是，提出疑问者也无法给出杨泗将军的确切 来历，所以最终质疑者只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补一句“旧以为祀宋总管杨从义 ”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陕南地区水神杨泗将军信仰中的地方特色——杨从 义崇拜的痕迹。五、 转型：移民信仰与土著信仰
尽管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已基本弄清楚了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与两湖地区共同 的少年庙貌与水神神通，独具陕南地方特色的杨从义崇拜。也就是说，陕南杨泗将军信仰是 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民间信仰。可是问题也随之出现：陕南杨泗将军信仰是在何时以 及什么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一信仰的形成与陕南地方社会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指示意义？
如上所述，自南宋始陕南地区就开始有杨从义崇拜的出现，但毫无疑问当时只是对“以劳定 国则祀之”原则的实施而已。历经元明，杨从义信仰史志无载，我们不能清晰地把握其中的 变化，而从地方志中的记载来看，杨从义转变为“能捍大患则祀之”的水神杨泗将军大致是 在清代中期。这一点可以杨泗将军庙的修建为证。除洋县、城固和安康等少数地方的杨泗将军庙直接承自杨从义庙之外，陕南各地杨泗将军庙 的修建时间，几无例外都是在清代康熙之后。如光绪《定远厅志》载：“杨泗将军庙：在刘 猛将军庙右。共六间，前为官厅，道光十六年同知谢长年建。”而石泉更明确称是在乾隆年 间道光《石泉县志》卷1《祠祀志》载：“汉江龙神庙：在南门内，即四王庙。乾隆 戊子年建，其女像，神无考，或以为火神云。”。雍正《陕西通志》中也有关于杨泗将军庙修建时间的记载：
紫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治东南一里，康熙四十五年修。
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雍正二年重修。
白河县杨泗将军庙最初修建的时间虽不明确，但雍正二年（1724）的重修或许是将原有的杨 从义庙改建为杨泗将军庙。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应该证明了这一时期当地杨泗将军崇拜较为 兴盛的事实。
熟悉陕南地方史的学者们都知道，清代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正是移民大量拥入陕南的时期 。这一时期陕南的移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尤其是以两湖地区的移民最为集中［14］ 。大量且集中进入的移民，使当地“风俗丕变”，以致“四方商旅聚而成俗，其间冠婚丧祭 之仪， 有沿客习而变者”［15］。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形成应恰在其时，这不仅可以从陕南 地区杨泗 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与两湖地区相似得到证明，而且陕南杨泗将军信仰分布区域与移民分布 区域一致的状况，也表明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非同一般：前述商南县普渡河一带每年定期举行 盛大的杨泗将军庙会，而王昶乾隆年间巡视商州地区时，曾称商州普谷（渡）河一带，“河 崖二百余家，多楚豫及皖人”［16］。可见，移民与陕南杨泗将军信仰之间的关系比 我们想象 的更为密切：移民使陕南与长江中游地区建立起了联系，成为区域神杨泗将军信仰分布区 的一个部分。
美国学者韩森在对南宋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中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开始发生一些 变化：即从十二世纪初由本地人氏组成的地方诸神体系，向十三世纪末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神 与地方诸神相结合转变［13］7。对于何为地方神与区域性神，她还给出了一 些基本的 特征：地方神是那些或生前为本地人氏，或到过受奉祀的地区的神，而区域性神则是 灵应区域不再局限于本地的神。她进一步指出，南宋时期民间信仰发生变化的区域，基本 上控制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并且即使在这一地区，整个十二、十三世纪离弃仕途的 精英家族与未受到商业革命影响的农夫中，地方神仍然受到崇拜。但是，对于那些未受到 商业革命深刻影响的内地区域情况如何，韩森却没有给出答案。另外，如果像她一开始指出 的那样，民间信仰的转型是因为受到区域经济变迁的刺激，那么，直到近世仍长期以农业生 产为主的汉江上游地区，民间信仰如果发生类似的转型，是否也与地方经济的变迁有关？对 于这些疑问，以往的研究都没有进行相关的思考。显然，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必须要进行一 番认真的考量。
套用韩森氏的观点，在未与杨泗将军信仰整合前的杨从义崇拜，显然应该属于地方神。原 因十分简单，杨从义曾经是受奉祀地区的地方官员，并在未受到商业革命影响的陕南地区长 期作为水利神而受到供奉与崇拜，其灵应如响也表现在与商业社会无关的农业方面。然而 ，这一状况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契机就是移 民将杨泗将军信仰带入陕南。从陕南地区的自然条件来看，杨泗将军信仰的进入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件。陕南地区地 处秦巴山地内部，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汉江与丹江的水道运输。但是受到地形的限制，陕南地 区虽然地处北亚热带湿润地区，河道众多，但大多水流湍急、滩多，于航行极为不利。如王 昶曾以诗文的形式，对白河境内的一段汉江水道状况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
津吏忽来言，浊流涨清汉。缘溪数尺高，洄流疾如箭。我时仍发船，滩滩闻 氵贲漩。逆上次蓝滩，悬涡益飚悍，殷空雷霆驱，触石冰雪溅。 远疑鸥翔，近逼蛟蜃战。长年尽呼啸，小史剧奥页 眩。 出险乃斯须，安危竟一线。我生鹜远游，所适骇闻见。清浪暨江门，性命会梦幻。独怜挽船 郎，百丈累鱼贯。冲雨午未餐，力尽泥没骨干王昶“自白河至蓝滩”，载嘉庆《续兴安府志》卷6《艺文志》。
正是因为陕南地区的汉江水道运输较为险恶，所以两湖地区的移民进入陕南后，很自然地同 时将他们原来居住地域内的能够“斩龙护国”，庇佑船民的水神杨泗将军一并带入陕南。当 然，杨泗将军也不负众望，如前文所述，在陕南仍然可以与在家乡一样，在庇护航运方面灵 应如响，因而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尊崇，“邑人祷祀最虔”。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陕南地区本即为水灾频繁之地，加之康乾时期人口的大量迁 入，秦巴山地原始老林的破坏，更加剧了当地水土流失，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生产都造 成了极大的损害［17］。如道光《石泉县志》中称“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 发之际， 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流迁徙，沿（汉）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共常矣。” ［18］卷1《地理志》更有甚者，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通航河道彻底失去了水运价值，如 汉江支流乾河即是一例：“山间树木砍伐日甚，山坡垦地日益加多，于是崩沙走石，冲 入河中，以至河道荒旋，不复通舟。”
显然，明清时期陕南地区水灾的加剧，成就了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中对水神的广泛崇拜。但是 ，水神崇拜的凸显是否还表明这一时期陕南地方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好导致 了水运在地方社会中占据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呢？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正是陕南地区经济开始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多种 经营方向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陕南地区商品生产逐渐兴盛，商业贸易获 得了长足的进步。［19］兴安府城安康凭借位于连接秦楚的交通要道上，加之汉中盆 地腹地广 阔的优势，其商业活动在陕南一带最为繁盛：“城外为水陆通衢，舟骑络绎，城内商贾辐凑 ，百货云屯”［20］。商品经济的勃兴，刺激了陕南地区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每当有 大宗商品粮远贩荆襄时，安康就会出现“帆樯蔽江江水急，西城万户余空鬲 甫”的壮观景象。［21］卷20《艺文志》
显然，在清代中期以后陕南经济转型之际，水路交通开始在地方经济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直接导致了“拯危济险，利涉大川”的水神杨泗将军出现在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之中。在 这一过程中，本为移民信仰习俗的杨泗将军崇拜，为了适应陕南当地社会环境，吸纳了当地 原有的杨从义崇拜，从而将一个原本与农业社会相关的土著地方神整合进庇佑航运的区域性 水神信仰中。也就是说，陕南地方信仰——杨从义崇拜，不仅仅是给区域性神杨泗将军提 供了一个高贵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杨泗将军信仰中的出现，使杨泗将军信仰完成了从移 民信仰到地方信仰的本土化过程。
现在，本节最初提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陕南杨泗将军崇拜的形成是与陕南清代中期两 湖移民的进入同时发生的。而这一事件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一种信仰习俗的流转迁移，更重要 的是它反映了由于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陕南地区民间信仰体系从以地方诸神为主开始向地 方诸神与区域神相结合转变。六、 讨论：政治在民间信仰中的作用与意义
在此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首先，在对陕南地区水神杨泗将军信仰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在民间信仰的神话传说的流传过程中，地方士人及地方官员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 作用。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与行政管理体制的缘故，地方士人与官员往往承担起民间传说 记录者的职能。但是在完成这一任务时，他们经常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 ，从而使得当地民间信仰的神话传说中增添了许多外来成份，客观上对民间信仰的地域传播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沔县知县莫增奎对菜园渡王爷庙内的杨泗将军神像的改造及其 说明，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另外，在紧邻湖北郧阳府的白河县关于杨泗将军的传说记载中也可以窥探到这一痕迹：
按《续府志》云：泗将军姓杨讳辉，宋令公杨继宗第四子，七月七日诞辰。太祖初下河东收 归入汴，阵前蒙萧太后之难，精忠烈烈。迨明文皇时，敕灵河上，褒封大将军，实为都水使 者。常考渎神有四：一灵源、一清源、一广源、一长源，各有专司。将军独兼四渎而总之， 与《旧志》不同，附载于此。［22］卷6《祠祀志》
《续府志》是指嘉庆《续修兴安府志》。在这段文字中，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旧志》的情况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关于杨泗将军的传说，白河县的修志者径自采用了上一级官员所勘 定的府志中的说法。那么，行政对民间信仰的干预在此暴露无遗。
其次，就在沔县王爷庙这一个案中，如果我们不去纠缠具体的杨泗将军传说中的故事情节， 而仅仅就里面那句“邑人祷祀最虔，询及王之事迹，无知之者”进行思考，又出现了第二个 问题：为什么竟然会出现乡人对他们祈求最为虔诚的神灵的事迹茫然无知的情况？即使是莫 知县没有告知当地百姓他的那个杨泗将军传说，仅凭上述我们所引地方志中关于城固、洋县 两地杨泗将军祠的记载，相距不远且同属汉中府的沔县百姓不应该不知道在汉中府广为流传 的杨从义传说。或许是当地百姓并非对他们崇拜的杨泗将军神话毫不知晓，而是他们的故事 可能不仅与杨从义无关，更主要是被地方志编修者视作“事迹本诸村伶杂剧，尤为荒谬”而 不录于志书之中？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的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是另外一副面貌：官府及 地方士绅认可的是“有功于民”的地方神杨从义，并将此记录在地方志中，而当地百姓崇 拜的是区域神杨泗将军，其传说在官方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这就意味着在地方民间信仰 传说中存在着地方官绅与当地百姓的阶层差异。果真如此的话，陕南地区民间信仰的转型就 很有可能比我们从地方志中得出的结论要早很多。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做大量 的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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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国紫阳县志［M］.民国十四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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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沔县志［M］.光绪九年刊本.
［6］ 光绪定远厅志［M］.光绪五年刊本.
［7］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8］ 民国隆德县志［M］.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
［9］ 民国砖坪县志［M］.民国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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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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