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环境变动的话，那么，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客观上则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自1842年开埠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广州、汉口等地，成为全国新的工商业中心，贸易繁华，十倍于昔。光绪问，有商界人士称：“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于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我上海扼全国商业之中枢，尤为五洲商战之争点，试朝步浦江之滨，则帆樯千列；夕游商贾之市，则灯火万家。是可知四方人士之操奇计赢于是土者，盖不可以更什数。”一些新兴的富有阶层，如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即是伴随着这种新经济因素的产生而出现的。除商业之外，洋人亦利用特权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直接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产品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西方近代工业的示范下，中国人也自办了火柴厂、缫丝厂、面粉厂等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由此缓慢起步。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用工厂先后创设。而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也相继兴办。这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而轮船、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恰是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善举所应用的新手段与技术。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罗致下，许多买办、绅商纷纷进入到洋务企业。他们资财雄厚，既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又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有记载称：“叶澄衷，商也；杨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贱失学，叶捐数十万，杨捐十数万，亟亟兴学”。此外，虞洽卿、王槐山等绅商也多有义行善举，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誉。在近代史上，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则有着多重身份：既涉足政治，沉浮宦海，又经营或创设铁路、煤矿、纺织、农垦等多项官办和民营企业，融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同时，他们也热衷公益、关心桑梓，屡屡用其实业所得盈余赞襄慈善事业。这以张謇最为典型。甲午战败，国难方殷，民生日蹙，状元及第的张謇却毅然走上了实业、教育、慈善三结合的救国之路。他于1896年在通州开始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和天生港轮步公司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大生集团。在实业蓬勃发展之时，张謇乃用企业的部分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捐资在南通等地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等十余所慈善教育机构，以及海门溥善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残废院、更俗剧场、博物苑、公园等慈善公益设施。这使得南通的地方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卓尔不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经济因素对于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新经济因素又多产生于近代都市中，城市工商业日益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环境变动最剧烈的城市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而且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
　　绅商及其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善源之一。而19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的义赈活动的兴起，更是依靠江浙一带绅商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李金镛、严佑之、施则敬、李秋坪等人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箧，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他们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为慈善事业吸纳和集聚了新经济体的不少资财。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中心的上海，为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力。此外，澳门、香港、绍兴、宁波、汕头、汉口、烟台、牛庄等商贸较活跃的埠口也设有募捐点，为义赈筹募善款。经过绅商们的倡导，义赈活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初兴、落实，新兴因素遂在义赈中弥散，义赈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募捐机制，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与义赈的互动关系。再如1897年各地发生的灾荒，需款甚多，沪上各商会、行业也广为筹募捐输。进人民国以后，企业同样为慈善机构筹措善款、办理善举所倚重。1919年，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阴雨逾月，“灾情奇重，待赈孔殷”，汉冶萍公司接到劝募函后，便“苏、浙、皖三省赈洋五千元，务祈查明灾区轻重，择尤散放，以慰鸿嗷”。通观各次灾时及其稍后刊印的征信录，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慈善机构所募善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均来自那些殷富的绅商阶层，他们的捐助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除了绅商阶层外，平民百姓的捐赠尽管数额较微，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部分捐输也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而且，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热心善举，涓涓细流，绵绵不绝，使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可靠的社会基础。诚如时人所云：“连年以来，灾荒迭见，赈款浩繁而国库又值支绌之时，苟不藉民间之互相挹注，何以拯彼哀鸿，共登袵席?”晚清及民国社会，正是许多仁慈之士各出其资，络绎相济，才使得义粟仁浆流泽孔长，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源泉。
　　
　　四、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近代慈善组织
　　
　　自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相继东来，近代西方文化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帷幕。但及至清初，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西学东渐一度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发生剧变，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西学东渐之潮复以涌动，由此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受到了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的强劲冲击。中西慈善文化在晚清时期不断遭遇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最后又渐趋融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是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赋有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以及含慈善性质的诊所、医院。《申报》的一则报道反映出这段历史：“自中西通商以来，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将，病愈即行，不费分文。”其他如厦门、北京等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也设立西式医院，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1861年，伦敦会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亦施药救济疾苦贫病者，同样具有慈善医疗性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教会在办理慈善医疗机构的同时，还着力经营着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浦东唐桥墓女孤院等。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内地许多府州县也出现了教会兴办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育婴慈幼机构，对中国传统的惠民药局、接婴局、保婴会及育婴堂等善会善堂构成了强烈冲击。由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在习俗观念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与隔膜，遂使得教会慈善机构(尤其是育婴堂)成了近代繁兴的一个诱因。从这方面来说，教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不能不看到，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重要背景。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在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融合，有关慈善文化与慈善理念亦如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义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传教士的“洋赈”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它既以善堂、善会、会馆、行会等传统组织为依托，又突破了以往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劝募与救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义赈。义赈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西方慈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善堂也都在改弦更张，扩充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和服务范围。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始于《海国图志》。据魏源介绍，欧洲各国信奉基督教甚笃，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教民临终“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除记载西方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善举外，《海国图志》还提到欧美各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机构设置与救助办法等情况。如：在善款来源上，英国即开征特殊税种以专赡“瞽目废疾”；在机构上，法国有救济贫民的“养济院”；英国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美国也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在救助对象与方法上，欧美等国的“贫院”不独供给衣食，还会教给贫民谋生技能，“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瘅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俾其能自食其力。美国还设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教育机构。《海国图志》的刊行及其相关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亦介绍荷兰、瑞典等国的贫儿院等慈善机构。随后，清朝一些放洋的官员和外交使臣在其著述中亦对此陆续有所记载，进一步开阔了国人对于西方慈善文化的了解。及至19世纪80年代，西方慈善事业也更为国人所关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就全面介绍了英、法、美、俄等国的慈善机构，认识也更透彻，并称赞说：“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举。……而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他认为这些国家慈善事业之发达，就在于“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这很值得中国借鉴，用以去杜绝传统善堂善会中的贪污侵蚀之弊。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冬两季的课艺也以《西方养济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为题，要求应试者就所见所闻将西方诸国慈善机构的比较完善的章程、筹款办法切实指陈，以备采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冀借此推动与革新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发展近代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各大报刊也为之鼓与呼，对西方慈善事业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并提出应注重取长补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897年，上海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就连续刊发了《安置流民议》、《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和《沪上宜广设义塾》等文。文章称：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慈善事业“亦宜师西法而变通之”；“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而此时，随着西方慈善文化思想的传入，有关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译介文字也屡屡见诸报端，呼吁我国应及早创设红十字会，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与发展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1904年3月10日，由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沪正式创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成立，正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小结
　　
　　揆诸史实，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不仅有客观的自然环境因素，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近代以来，水旱灾害与兵燹战火较以往各时代更为频仍、更为残酷，酿成的灾黎难民数目也更为庞大，动辄以千万计。受灾荒战祸所致，他们缺衣乏食、无家可归，被迫流离失所，迫切需要急赈与其他形式的救济，这就使得慈善事业须臾不可或缺。同时，社会环境的变动，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都市工商业渐趋繁荣，这也为慈善事业的善款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自然而然使近代新型慈善组织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