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有其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背景。近代以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惨烈的战祸兵燹造成大量缺衣乏食、无家可归的灾黎难民,迫切需要慈善事业进行急赈与其他形式的救济。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都市工商业的繁荣又为慈善事业的善款提供了经济来源。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则进一步催生了近代新型慈善组织的产生。
关键词:近代;慈善事业;灾荒;兵燹;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可远溯汉魏南北朝,中经唐宋,至明清时已相当发达。“迨雍乾而后,治洽隆平,金革之事不兴,四民之居益适,不以菀显而遗枯晦,不因私谊而废公情。于是士不吝财,人能宏道,慈善事业之兴办久而弥光”。由于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积极参与,入清以来从京师到各府州县无不广立善堂,普施义举,即一乡一镇之间亦莫不结善会以行善举,或育婴,或养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药,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剧烈变革,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也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由是日趋式微,社会影响日渐消退。到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社会,中国慈善事业已面临着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各种因素、背景却不甚明晰,鲜有著述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作一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
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主要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年间,邓云特在其专著《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因素交相作用,晚清及民国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不仅灾区广,而且灾情重。
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一旦发生,往往直接导致财物毁坏、人口伤亡、灾民流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有甚者,灾荒还将危及社会秩序,酿成社会动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深的一种。中国的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淮海、永定河等流域,珠江、闽江及江浙海塘也常因风潮侵袭,时有溃决泛滥而成灾。民谚有云:“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晚清时期,河工废弛,黄河更是洪涛肆虐,屡屡漫决,其中以1855年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危害最烈。“黄水漫溢,直注东省,穿过运河,漫人大清河归海,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他如东平等十数州县,亦被波及,遍野哀鸿”,“灾民待赈孔殷”。至于长江,虽水患程度要轻于黄河,但在近代也多次发生洪灾。“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浮田舍,浸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灾黎嗷嗷待哺,亟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祲。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蹱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20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1894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基本宗旨、权利义务及救护方法各方面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我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但后因戊戌年间政治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失败,遂使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放缓了进程。不过,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爆发,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9年春,上海绅士汪炳等人,经苏松太道批准,初创中国施医局,拟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军士与贫民。翌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为了救护伤兵,赈济难民,江浙绅商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以上救护团体还具有旧式善堂的性质,但其做法已是完全仿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运作,救护对象不分中外,从事战地救护,促成了近代新型慈善机构的产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烽火仓皇,田庐灰烬,匪徒肆掠于先,盗骑追袭于后,身家性命之不知,父母妻子之罔顾,青白骨,心惊鹤唳之声,雪窖冰天,肠断哀鸿之响”。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善士“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义愤满怀,遂决定联络同志,于3月3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其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又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也为更多的慈善团体参与社会救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癸丑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淞沪会战等数十次重大战事中,伤员救护与平民遣移,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参与。1918年4~5月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醴陵展开激烈交战。“五月七日,北军进据醴陵,饱掠数日,临行纵火,全城烬焉”。民房顿成瓦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食可充。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上海济生会等慈善机构闻讯后,即“派员下县散赈,四城建筑难民所”,为罹遇兵燹的无辜平民提供及时的慈善救济。这样,兵灾匪患也成了近代慈善事业崛起与存在的一个因由。
三、工商业的繁荣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自然经济的解体。这种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瓦解,剪断了耕织结合的纽带,造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传统的善堂善会原本就依靠普通商民的捐资挹注,这时遂面临善源枯竭的窘境。更为甚者,因农村经济的凋敝,贫民日增、失业日众的情况出现了。这样,他们当中不少人由原来的慈善捐献者也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使慈善救济更有必要成为近代慈善事业产生、存在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