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随着朝鲜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对外贸易状况的不断恶化。在朝鲜特需如神风般刮来的利润后面，接踵而至的是通货膨胀，原材料的短缺，生产陷入瓶颈，以及越来越对美国的依赖尤其是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前景的出现，日本的对外贸易状况开始不断恶化，1952年前6个月，日本的出口就已下降了1.4％，而后6个月则猛降了13.7％。到1953年底，日本的贸易赤字高达12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在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短短的7个月内，便由21.4亿美元下跌至6亿美元。
面对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走向尾声时产生的危机，美国决策者忧心忡忡。既然短期内无法指望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那美国就必须为日本寻找新的更加广阔的市场。当务之急就是全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使其有条件进入欧洲及美国市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指出，“日本经济的崩溃，将会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对自由世界将意味着一场灾难。”并且，他认为，“日本在东南亚自然能够找到贸易伙伴的说法是不充分的。”因此，他主张，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将是“最有利的一步，因为它能担保日本的出口获得非歧视的待遇。在这种多边(贸易)的努力中，美国有责任领导其他国家避免日本受到歧视。”前驻日大使、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也赞同这一意见。1954年5月20日，美国驻东京大使艾利逊向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甚至强调日本的经济危机已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致使中立主义势力迅速发展。而中立主义势力的发展有可能使日本向“红色中国”靠拢。
事实上，美国帮助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设想早已有之，但进展一直不太顺利。1948年关贸总协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美国代表就提出了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总协定与被占领地区待遇》文件，要使日本在未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情况下能享受最惠国待遇，但被以英国为首的多数成员国否决。1949年关贸总协定第二次全体大会召开时，美国明确将日本人关列入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但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及部分西欧国家的强烈反对下，此次议案及之后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上类似议案均被否决。1951年10月，在美国策划下，日本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关贸总协定第六次会议，并于1953年7月正式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
对于日本的这次申请，美国反应非常积极。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列克斯·詹森向国务卿杜勒斯建议，“美国不应当在日本提出的暂定成员资格上令其沮丧”，否则，“将在诸如防务措施及出口安全管制等重要方面危及获取日本合作的能力”。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美国提出日本先非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方案，并且以2/3多数票顺利通过。根据该方案，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分为两段进行：首先允许日本出席全体会议及有关附属机构的会议，但没有表决权；在此期间，各缔约国可在自愿的基础上，按总协定条款与日本签订双边协定，待时机成熟后，通过全面多边谈判，接纳日本为正式缔约国。
1954年8月，在一次详细讨论日本贸易问题的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尽快完成与日本的双边关税谈判，为日本商品开放美国的市场。此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一步指示，美日关税谈判具有高度优先性，因为它“对美国的整体利益太重要了”。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也认为，“美国压倒一切的利益就是通过采取关键的措施将日本束缚在自由世界中，从而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这个“关键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完成“与日本的关税谈判”。这说明美国已经将日本人关列为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最主要目标。
1955年2月21日，美国与日本的关税谈判拉开帷幕，艾森豪威尔总统为此次谈判设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政府的立场决定了日本将是这次谈判的最大赢家。例如，美国在棉布、棉绒裤等低价值的物品上，大幅度削减针对日本的关税。对日本开放市场，必然使本国的轻工业遭受到日本产品的猛烈冲击。这一点，美国人很清楚。但为了冷战战略，需要拯救日本经济，美国又必须这样做。
1955年6月8日，美日签订了正式的关税协定，美国除直接给予日本关税上的利益外，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日本与其它国家谈判的间接措施：凡是与日本进行关税谈判并对日本实行实质性降低关税的国家，美国本身将按该国的需要降低关税。美国以降低本国关税为条件，应该说这是美国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一种强有力的援助和支持。意大利、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加拿大等六国参与了这种三角谈判，美国以本国关税降低为代价，使得日本顺利地完成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税谈判。
对于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来说，为了防止日本商品进入英联邦国家市场并防止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重新建立霸权，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地反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频频施压，四处游说，最终使得以英国为首的14个国家同意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暂不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到1955年9月10日，日本终于正式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正式成员。
三
综上所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帮助日本经济复兴的措施主要在于贸易计划。无论是促成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还是不遗余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其政策的着眼点都是帮助日本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就实施效果而言，这些政策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日同盟也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这一政策本身由于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及经济利益服从安全利益的特点，也为美日新一轮经济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开拓东南亚市场方面，1952年11月24日吉田茂在第四次组阁之后的演讲中说：“政府准备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以发展贸易.D03(第181页)，这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循着美国的思路，以美国对东南亚政策作为本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依归，将战争赔偿与开拓市场、发展贸易联系起来。经过谈判，到1959年，日本基本解决了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问题。战争赔偿非但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负担，相反，为日本占领东南亚市场扫清了道路。例如，在日本开始对菲律宾支付赔偿的1957年，日本对菲出口比上一年猛增了60％。同样，日本开始对印尼支付赔偿的1958年，日本对印尼出口比上一年猛增了48％，到1960年更比1958年猛增126％。1964年日本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五国的贸易总额，为1954年贸易总额的2.8倍。
在成功开拓东南亚市场的同时，随着关贸总协定的签订，日本成功打开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市场大门。在1954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只有2.79亿美元，但是到1960年，在短短的几年内，日本对美出口增加至11.49亿美元。这使得日本对美贸易严重逆差的状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1959年，日本对美贸易逆差额仅为5 000万美元，而其余年份一般都在2.5亿美元以上。日本国际收支状况的好转，为它战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良好的金融保障。日本的轻工业制品像潮水般地涌向美国市场。1955年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工业制品数额占其总进口额的7.6％，到1960年，该百分比上升至15.4％。
从入关后的第二年，即1956年开始，日本接连出现了几次经济“景气”现象，从而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巨头，到1968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同时，日美同盟关系得以巩固的发展。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一直紧紧追随美国，在冷战中牢牢站在美国一边，并成为美国的忠实盟友。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也是有代价的。美国一旦向日本打开了市场的大门，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轻工业制品越来越多，终于在1965年美国对日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现象。而且，自1965年以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额愈来愈大。随之，美国国内要求对日本产品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愈来愈高，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也愈来愈强大，以至于在美日之间爆发经济贸易战成为家常便饭。
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在于美国政策制定者思维中强烈的冷战色彩及安全利益压倒经济利益的特点。在冷战时期，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支配着美国对外政策，国家安全政策成为多数美国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学者曾经明确地指出：“整个50年代与60年代都是十分显著前后一致的，不论那个党当政，外交政策的基石确实都是遏制共产主义。”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做法，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严重被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利益所制约。这也为后来美日六、七十年代的严重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