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森豪威尔时期，帮助日本开拓国外市场以实现经济复兴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既是美国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遏制战略实施的必然结果，也与朝鲜战争临近尾声时日本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密切相关。这一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美国先把重点放在促使日本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之上，旋即改变战略，面向西方市场，全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种双管齐下的贸易政策既有效地帮助了日本的经济复兴，也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美日同盟，但其负面影响则是为其后美日严重的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

　　[关键词]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日本；经济复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帮助日本实现经济复兴成为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核心。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首先，随着以对华遏制为中心的东亚遏制战略的确立，美国新的东亚战略优先秩序开始形成：扶植日本，与其结成密切的盟国关系上升为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最高优先者。然而，一个贫困和缺乏信心的日本不可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盟友，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便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中之重。其次，随着朝鲜战争走向尾声，日本经济出现严重危机，这一形势使得日本的经济兴衰影响到美国东亚遏制的整体战略而显得尤为关键。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于贸易政策，虽然在不同阶段重点不同，但其核心都在于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及西方开拓市场。这一政策的实施为日本经济战后的起飞创造了必要条件，并且也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美日同盟。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冷战色彩和以安全利益牺牲经济利益的特点，这一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也直接为之后的美日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
　　
　　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被视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国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向亚洲其它反共国家提供经援的主要合作者。正如杜勒斯所说：“日本是远东形势中的心脏和灵魂。如果日本不站在我们一边，整个远东地区就将是不可防守的”。在美国已经确定了的东亚遏制战略中，对日政策是决定遏制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其中，日本经济复兴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因为日本是东亚地区唯一重要的工业化经济和技术性劳动力资源，被认为应该对东亚经济发展负主要责任。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充分认识到日本经济安全对美国自身军事安全的重要性，认为日本是远东“未来政治局面的关键”。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将“决定哪些国家留在自由世界，而哪些国家掉进共产主义的轨道”[2](Boxl)。然而，作为一个资源匮乏，战后丧失所有海外领土和殖民地且对外经济关系完全陷于瘫痪状态的国家，毋庸置疑，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保证是日本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有关这一点，道奇早在1949年就已有过详细论证。问题是，往什么方向去寻求和开拓市场?
　　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通过日美经济合作及旧金山和约中战争赔偿条款的规定，通过对中日贸易关系的限制，就已经将东南亚设计为日本在东亚发展经济关系的唯一可行对象。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这一设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月至6月接连发表NSC125/3号、NSC125/4号、NSCl25/5号、NSC125/6号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详细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赖中国市场的问题。认为日本有两个主要的贸易方向：一个是南亚与东南亚，另一个就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切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必须帮助日本从东南亚寻找新的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替代中国的地位，建议采取“引导”和“阻截”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极力促使日本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投资和贸易的方式，参与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进而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开辟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则利用日本在经济和防卫等问题上仍十分依赖美国的现状，要求日本对中国实施严格的禁运政策。同时鼓励日本成为有效、负责任和积极合作的伙伴，保持美日联盟关系，在经济上使日本成为美国向亚洲自由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的基地，在军事上使日本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有所贡献。
　　在1953年3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1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主要阁僚们明确肯定了东南亚第一的政策思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勒指出，为了克服日本糟糕的贸易赤字，“应当提供各种机会增加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对外合作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也说，“一个非常有利于日本发展的前景是，日本人至少应当成功地返回到英镑区(主要是东南亚)”。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指出，为了解决日本的美元短缺问题，美国应当鼓励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
　　政策一经制定，行动随之而来。在整个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力促日本解决赔偿问题以改善同东南亚的关系，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以实现地区经济合作。
　　1953年，美国驻日大使馆建议，共和党政府应制订“长期在日本采购的计划”，并采取切实有利的措施，促使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由美国为这种合作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1955年2月14日，美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关于亚洲经济开发的“劝告书”，其中写道：“日本应通过物资及技术的供给，对亚洲后进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中心作用”，并且“日本不应谋求对东南亚产业的支配。东南亚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自然而然地对日本有益。但是，重要的是，日本应给予东南亚大量的援助。日本在地理上与东南亚接近，可以生产其容易接受的商品，提供比其他工业国的技术更加适合这一地区的技术。”
　　1955年3月18日，杜勒斯访问日本。当时日本正准备利用战争赔偿来打开东南亚市场，同缅甸的赔偿协议已经签署，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赔偿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日本担心东南亚国家严重缺乏资本，有可能使日本的赔偿设施和设备造成极大的浪费。再加上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本来就不愿意与日本发展经济往来，如果日本利用赔偿打开东南亚地区大门的企图破产，那就等于失去了继续与这些国家交往的机会。
　　因此，日本希望美国方面予以帮助，特别是通过世界银行等组织机构，向东南亚提供经济发展资金。这样东南亚国家就可以生产除稻米以外的产品，可供向日本出口，也会有外汇来购买日本的产品。
　　对此，杜勒斯指出，美国的首要经济政策是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这将比世界银行贷款的数额要大。他建议要认真研究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可与日本赔偿项目联合起来，以形成真正的生产规模和效益。此外，杜勒斯特别强调，帮助日本开发东南亚市场是美国对日的基本政策之一，这是确保日本不至于倒向或依赖中国和苏联的重要方法，故请日本方面放心。
　　在第二天，即3月19日的杜勒斯与鸠山首相会谈中，鸠山表示，东南亚国家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日本正致力于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紧密联系。日本已经牺牲性地向所有这些国家支付赔偿，当然日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战争赔偿能得以很好地利用。一些由美国资助的发展组织应帮助这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用好这些赔偿。杜勒斯对此表示同意， 并称：“如果战争赔偿不能创造经济繁荣，日本就没有必要做出承诺去支付战争赔偿”。
　　1955年4月9日，NSC5516号文件再次强调，美国应该将日本纳入美国自由亚洲经济发展项目，藉以拓宽日本的贸易范围，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向南亚和东南亚提供援助物品的供应源，并利用提供经济与财政援助的方式使日本对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应该努力发展日本与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的利益共同体，不仅促进共同合作，且使这种合作得以巩固。美国希望在原有的援助水平上，通过现有的经济组织来促进亚洲的地区性经济合作与发展。1955年，美国国会授权建立的“总统亚洲经济发展基金”明显地表现出这方面的意向。国会在授权时声明：“在使用这笔基金时，总统应优先考虑那些明显有助于提高亚洲自由地区整体实力的计划，以及能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合作水平的计划”。
　　
　　二
　　
　　很显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初设想中，是希望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第一市场，然而这一政策很快就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从两个具有连续性的文件的表述中可以看得出来。在1953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的NSC第125/5号文件中，提出了三个旨在解决日本海外市场缺失的问题的行动措施，首要的就是扩大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规模，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日本必需的食品和天然资料，并且是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到了6月29日的NSC第125/6号文件，已经开始突出强调日本进入西方市场的重要性。该文件指出，“一旦得到《互惠贸易协定法》的许可，(美国就应当)努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并与日本就关税减让问题而进行谈判。与此同时，避免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应用其他(关税)壁垒。”政策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调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