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宗室成员众多，司马懿及其兄弟共8人，第二世27人，第三、四世各近70人。这些人身分尊贵，从政能力普遍较强，因此要推行宗王出镇制，不乏可用的宗室成员。而在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的儿子都很小，最大的司马衷才7岁。在宗室成员众多的情况下，显然没有必要让如此年幼的皇子出镇，为他们设置辅佐也就无从谈起。但刘宋建立者刘裕的情况却很不一样，他只有两个同父异母弟，即刘道怜和刘道规，他本人直到义熙二年(公元406年)42岁才有子，陆续生了7子。因此，刘裕要和西晋一样用血缘关系来控制方镇，除了让幼子出镇外，别无选择。这些幼子没有从政能力，自然要为他们设置辅佐， “行事”制度也由此产生。刘裕以后的南朝各代皇帝仍然推行宗王出镇制，也经常出现登位后皇子年幼的情况，继续设置“行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南朝各代正史，笔者对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明帝、梁武帝、陈文帝、陈宣帝这10位皇帝之子最初出镇的年龄作了统计，共收集可考者72人，其中4～15岁61人，约占85％；16～22岁9人，约占12％；30岁以上2人，约占3％。由此可见，南朝最初出镇的皇子中，15岁以下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从政能力，出镇主要起权力象征的作用，政务的处理必须依赖于“行事”。如宋文帝时，庾登之任衡阳王义季征虏府长史，“义季年少，未亲政，众事一以委之”(卷53，庾登之传)。梁武帝时，寻阳王大心为郢州刺史，“时年十三，太宗(萧纲)以其幼，恐未达民情，戒之日：t事无大小，悉委行事，纤毫不须措怀。’”(卷44，寻阳王大心传)陈宣帝时，晋安王伯恭为南豫州刺史，萧允任长史，“时王尚少，未亲民务，故委允行府州事”(卷21，萧允传)。因为不用处理政务，有的幼王最初虽然担任刺史、太守，但实际上仍留在京师。如宋南平王铄初为湘州刺史，“不之镇”(卷72，南平王铄传)，在此期间，陆徽曾任司马，“行湘州府事”(卷92，陆徽传)。
出镇幼王虽然主要充当权力的象征，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年长后是要亲自处理政务的，所以在位皇帝往往要求他们以“行事”为师，史书中也不乏出镇幼王适度参政的事例。如梁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到溉为长史、行事，梁武帝敕湘东王“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卷40，到溉传)。晋安王纲多次出镇，孔休源曾任长史、行事，梁武帝敕晋安王“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晋安王则“深相倚仗，军民机务，动止询谋”(卷36，孔休源传)，“自年十一，便能亲庶务，历试蕃政，所在有称”口幻(卷4，简文帝纪)。前引寻阳王大心“虽不亲州务，发言每合于理，众皆惊服”(卷44，寻阳王大心传)。又如陈晋安王伯恭“年十余岁，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卷28，晋安王伯恭传)。始兴王叔陵16岁都督江州，时孔奂任“行事”，但叔陵“政自己出，僚佐莫预焉”(卷36，始兴王叔陵传)。
“行事”主要在幼王出镇时设置，随府主年龄的增长，能力的增强，一般会撤除“行事”，由府主亲自处理府州事务。早在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出镇荆州，长史刘湛行府州事，“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长，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太祖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义恭具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卷69，刘湛传)，最后文帝召回了刘湛。但各代府主亲政的具体年龄难以查考，史书记载较明确的有：宋江夏王义恭19岁亲政、彭城王义康18岁“始亲庶务,~LSJ(卷52，谢述传)、齐随郡王子隆18岁“亲府州事”(卷40，随郡王子隆传)、晋安王子懋20岁“亲府州事”(卷40，晋安王子懋传)、番阳王锵23岁“始亲府州事”(卷35，鄱阳王锵传)、武陵王晔约25岁“得自亲政”(卷35，武陵王晔传)。据此推测，南朝宗王亲政的年龄约在18～25岁之间。
年长的出镇宗王有事、病亡或品质太差，也往往会设“行事”。如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讨伐刘劭，“府缺上佐，(谘议参军刘延孙)转补长史、寻阳太守，行留府事”(卷78，刘延孙传)。晋平王休祐为南徐州刺史，宋明帝“以休裙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卷72，晋平王休祐传)。梁庐陵王续为荆州刺史，王冲为长史，“王薨，行州府事”(卷17，王冲传)。异姓也有设“行事”的例子，原因类似。如“(宋)益州刺史刘亮卒，(长史沈)仲玉行府州事”(卷100，自序)。梁初，“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笃，(长史沈)璃行府州事”(卷53，沈瑀传)。以上情况并不普遍，可视为“行事”辅佐幼王这一主要职能的扩充。
2 “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即出镇宗王身分尊贵，位高权重，设置“行事”和“典签”能防范他们骄纵不法，尤其是凌驾于皇权之上。南朝对方镇的监察主要依靠“典签”，“行事”的主要职责是辅佐出镇的幼王，但也有防范的责任。
刘宋初期，宗室内部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在宋文帝元嘉年问，开始出现权力之争。宋孝武帝上台后，矛盾就很尖锐了，南郡王义宣、竟陵王诞先后起兵叛乱，武昌王浑也自号楚王，“备置百官，以为戏笑”(卷79，武昌王浑传)，最后都被孝武帝诛杀。为限制宗王，孝武帝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分割强藩、贬抑诸王的车服制度等。这时，“行事”的防范作用也有明显的体现。如海陵王休茂出任雍州刺史，“时司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专，深之及主帅每禁之，常怀忿怒”(卷79，海陵王休茂传)，最后竟将“行事”和“典签”杀死。宋明帝在位时，将孝武帝十余子及文帝数子全部诛杀，“唯休范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卷79，桂阳王休范传)，设置“行事”就无从谈起了。
齐高帝萧道成吸取刘宋灭亡的教训，临终前告诫齐武帝：“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卷25，长沙王晃传)齐武帝在位期间，虽然没有滥杀宗室，但限制很严，“诸王行事多相裁割”(卷46，蔡约传)。而且，有的宗王设置行事的时间很长，如武陵王晔15岁出镇，因“无宠于世祖”，约25岁“始不复置行事，得自亲政”(卷35，武陵王晔传)。齐明帝登台后，大肆屠杀高、武子孙，出镇的主要是其本系成员，但他也注意防范。如江夏王宝玄出任郢州刺史，刘暄为“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马何用看。’妃索煮肫，帐下谘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卷42，江柘传)其限制已及于幼王的日常生活。
梁陈二代对出镇宗王的控制相对较松，但还不至于放纵。如武陵王纪任东扬州刺史，长史臧盾行府州国事，“(武陵王)颇自骄纵，上召(江)革面敕日：‘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辞。……府王惮之，遂雅相钦重”(卷36，江革传)。陈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陆)琼长史，行江州府国事”(卷30，陆琼传)，陆琼虽然没有成行，但从中可以看出陈宣帝利用“行事”限制出镇宗王的意图。
3 “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即出镇宗王的权力被“行事”和“典签”架空，无法起到维护皇权的作用。萧子显所论指的是“行事”和“典签”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二者的影响都有两面性，不能一概而论。就“行事”而言，其影响在南朝的几次政局变动中有充分的体现。
第一次在宋明帝登位后。孝武帝死后，太子刘子业即位，大肆诛杀，人不自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子业被侍卫杀死，孝武帝之弟刘或登位，是为宋明帝。这次中央政局的突变，在方镇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当时方镇有不少由孝武帝诸子出镇，这些宗王仅10岁左右，府州权力完全由“行事”掌握：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邓琬任“行事”；临海王子顼为荆州刺史，孔道存任“行事”；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何慧文任“行事”；安陆王子绥为郢州刺史，荀卞之任“行事”；寻阳王子房为会稽太守，孔觊任“行事”。宋明帝登位后，邓琬拒不承认，奉子勋为帝，首先起兵反叛，其它方镇，包括“行事”所在的方镇纷纷响应，“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卷57，蔡兴宗传)，形势一时非常严峻。宋明帝最后平定了叛乱，各“行事”的反对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维护了孝武帝的皇权。
第二次在萧道成代宋前。宋明帝死后，太子刘昱即位，时年9岁，由萧道成等人辅政。这时，宋明帝之子刘准、刘燮、刘友、刘跻、刘赞、刘翔等都年仅数岁，尚未出镇。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时夏口阙镇，朝议以居寻阳上流，欲树置腹心，重其兵力”(卷79，桂阳王休范传)，元徽元年(公元473年)，以刘燮为郢州刺史，由长史王奂行府州事。次年，休范起兵反叛，东攻建康，郢州派兵袭取寻阳，休范旋即被杀。此后，荆州刺史沈攸之“密有异志”(卷85，王蕴传)，萧道成的长子萧赜、亲信柳世隆又先后任郢州“行事”，防备沈攸之。升明元年(公元477年)，沈攸之起兵东下，至郢州便被打败。另外，刘准镇扬州、刘友镇江州、刘赞镇荆州、刘翔镇湘州、刘跻镇会稽，权力都由“行事”掌握。在此期间，幼王不过是傀儡，“行事”则成为萧道成控制方镇、取代刘宋的工具。
第三次在齐明帝夺位前。齐武帝死后，太孙萧昭业即位，齐武帝堂弟萧鸾等辅政。不久，萧鸾废昭业，立其弟昭文，控制了中央。这时，宗王出镇的格局为：齐武帝之弟萧鲸镇郢州、萧锐镇湘州、萧铿镇南豫州；之子萧子懋镇江州、萧子敬镇南兖州；之孙萧昭秀镇荆州、萧昭粲镇南徐州。其中萧鲸、萧昭秀、萧昭粲年幼，仍置有“行事”。萧鸾一方面“防制诸蕃，致密旨于上佐”孔琇之传)，另一方面则派兵袭杀，如派裴叔业杀萧锐、派王广之杀萧子懋和萧子敬。这样里应外合，杀出镇诸王如探囊取物。但也有例外，如“明帝遣徐玄庆西上害蕃镇诸王，玄庆至荆州，欲以便宜从事。(行事何)昌寓曰：仆受朝廷意寄，翼辅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须殿下还，当更听后旨。昭秀以此得还京师”(卷43，何昌寓传)。何昌寓所言所为，明显是对齐武帝一系的维护。
第四次在萧衍代齐前。齐明帝死后，太子萧宝卷即位，杀尚书令萧懿，并派兵袭萧懿之弟雍州刺史萧衍，萧衍于是准备起兵。这时，齐明帝之子萧宝义镇扬州、萧宝融镇荆州、宝攸镇江州、宝嵩镇南徐州、宝源镇会稽；之侄宝览镇湘州。他们约十余岁，由“行事”执政。其中荆州是与扬州相对应的西部重镇，萧衍与荆州行事萧颖胄合谋，最终攻人建康，建立了梁朝。另外，荆雍兵东下时，湘州“行事”张宝积“释甲以俟”(卷10，杨公则传)，南徐州“行事”范岫“遣使降，且请兵于高祖”卷22，安成王秀传)，都站到了萧衍这一边。
概言之，“行事”总摄府州，权力很大，能在关键时刻决定方镇对中央的向背。正因为如此，“行事”多“简自帝心”，是在位皇帝所信任者。在政局稳定时，“行事”一般能辅佐幼主，维护皇权；但当政局动荡尤其是皇位更替时，“行事”受政治利益或道德观念的影响，就会体现出两面性，有时能维护皇权，有时则相反。就以上四例而言，第一、三例中“行事”体现了维护皇权的一面，第二、四例中“行事”则成为改朝换代的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尽管“行”这一任职方式在先秦时已经出现，并一直沿袭下来，但“行事”作为一项特殊的任命和一个特定的概念，却仅存于南朝。北朝的“行某州事”很普遍，甚至偶尔有称“行事”者，但与南朝的“行事”在内涵上有根本的不同。南朝的“行事”是在幼王出镇的背景下出现的，由出镇幼王的府佐充当，主要的职责是辅佐幼王处理府州事务，同时对幼王也有防范的责任。幼王出镇，“行事”辅佐，“典签”监察，这是南朝宗王出镇制不同于两晋及北朝宗王出镇制的重要特点，也使南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更复杂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