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如成化年间，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所司祭祀之品，乃逾于王者，造塔之费，将几于山陵。而亲王之薨，大臣之卒，顾不及焉”（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戌。）。正德年间，建造豹房及大慈恩寺僧舍等，“工役并作，商货屡贷，公帑告竭”（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戊午。）。明中期，国家财政收入大减，支出剧增，“倭寇交讧，仍岁河決，国用耗殚”（注：《明史》卷七八《赋役》。）。其时，边军缺饷，赈济乏粮，国库匮乏， 封建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卖官鬻爵、出售度牒（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武宗甚至冒着官逼民反的危险，“加天下赋一百万”（注：《明史》卷一六《武宗纪》。），千方百计地筹集和搜刮钱粮。但即使如此，各朝皇帝仍然大量供养藏僧，频繁举行法会，建寺造塔，耗费了大量物力、财力，无疑加剧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不过，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客观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一，明朝不时利用在京藏僧协助办理藏区事务，并派往蒙古传教，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尽管明代皇帝在京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等行为在政治上的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客观地说，它们对明朝治藏靖边也有一定的补益。明代皇帝在藏区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扶持藏传佛教，与他们在宗教上崇奉藏传佛教，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明初封授的几位在京著名藏僧，均为明朝治藏立下很大功绩。如，僧智光在洪武、永乐年间几次奉命出使西藏、四川及尼泊尔等地，联络当地僧俗首领，并迎请大宝法王噶玛巴，使他们相随来朝（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大宝法王噶玛巴、 大乘法王贡嘎扎西以及西天佛子释迦也失，后来都回到藏区，化导弭患，“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班丹扎释多次奉命往藏区联络，并曾化解了朝廷与前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之间的误会，安定了当地人心和秩序（注：陈楠：《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明代中期，诸帝也常以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政令，处理一些藏区事务。如，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十二月，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静修弘善大国师锁南坚参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驮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武宗“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充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往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昝，以其徒喇嘛十人与俱”（注：《明武宗实录》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乙亥。）。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月，因往封阐化王的藏僧远丹班麻等在中途“肆为骚扰”，世宗下令以后不再委派藏僧，“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六，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癸丑。）。
明代后期，一些京中藏僧受朝廷派遣，前往蒙古传教。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正月，蒙古顺义王俺答“请给金字番经及遣剌麻番僧传习经咒”（注：《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得到明穆宗的同意。其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几次因应俺答等人请求，颁赐“番经”，派京中藏僧札巴、班麻等数往传教（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九、三○、三五、一一一、一一六、二五六，万历元年三月己亥、元年十一月癸未、二年十月甲子、三年二月乙未、九年四月庚申、九年九月庚寅、二十一年正月戊辰。）。“俺答封贡”使蒙古贵族从对朝廷的贡市中得到好处，加上藏传佛教的影响，俺答等“奉佛诵经，忏悔戒杀”（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万历二年十月甲子。），基本停止了对明朝北边的袭扰，“因之边陲晏然”（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
总之，明朝在京藏僧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与前述政治上的消极影响相比，这一积极作用颇为有限。因为无论是藏区的“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还是明代后期蒙古的“边陲晏然”，都主要不是在京藏僧的活动的结果。
第二，明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以及藏地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授徒传戒，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使藏僧人数不断增加。明初僧智光“所度弟子，中外无虑数千人”（注：李贤：《大通法王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31页。）。净戒禅师班丹托思巴“于正统年间，本寺国师、禅师、僧官、都纲、剌麻、僧众、中贵官、大臣、宰辅□□，授戒千余员”（注：释道深：《五台净戒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23页。）。成化时封圆修慈济国师三曼答室哩，“所度徒者百有余，皆能解悟”（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第142页。）。成百上千的藏僧聚居京城，统治者动辄开度数千名藏僧行童，无疑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存留和传播的最有力证据。
其二，藏僧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明朝皇帝在宫中及京中各寺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的情况，前文已多有反映。嘉靖以后，民间也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万历时人记载：“京城向有戒坛之游，中涓以妓舍僧，浮棚满路，前僧未出，后僧倚候。平民偶一闯，群僧棰之且死”（注：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显然是藏传佛教密宗法会（注：参阅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88页。）。
其三，京中出现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前述禁中番经厂、豹房中的护国禅寺，以及京城中的藏僧聚居的大隆善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宝庆寺等，皆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中，雕塑的是藏传佛教佛像。如，大隆善寺，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往游，“观曼殊诸大士变像，蓝面猪手，肥而矬，遍身带人头，有十六足骈生者，所执皆兵刃，形状可骇，僧言乌思藏所供多此像”（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九《崇国寺游记》，崇祯刻本。）。嘉靖年间，京中藏传佛教寺院多数遭到拆毁或圮废（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嘉靖以后，统治者不再禁佛，京师又有藏传佛教寺院兴建。如，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在阜城门外二里沟建西域双林寺，“寺殿所供，折法中三大士，西番变相也。相皆裸而跣，有冠，有裳，有金璎珞，吼、象、狮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夫也，五佛冠。上二，交而杵铃。下二，趺而坐。左右各蓝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顶累二首，乃髻。首三项腰，各周以骷髅，而带以蛇……”（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
其四，在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影响下，不少京城人也信奉藏传佛教。有些民众向藏僧礼拜。如，天顺年间，有藏僧“短发衣虎皮，自称西天活佛弟子，京城男女礼拜者盈衢”（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九，天顺三年正月辛卯。）。有的以土地布施于藏传佛寺。如，宣德年间，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注：《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宣德六年九月辛未。）。当藏僧去世时，他们还送葬哀悼。如，宣德年间，妙济禅师绰巴扎释死后，“奉襄之日，道俗相送者奚啻百千万人，莫不嗟悼尽伤，而复称叹希有”（注：释圆瀞：《妙济塔铭》，第63页。）。适应民众信奉藏传佛教的需要，藏传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畅销，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如，成化年间，有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骷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剌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京师“愚民竞趋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北京之外，藏传佛教也在南京、五台山等地流传。如，洪武、永乐年间，一直有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在当时的都城南京以及五台山等地传教。释迦也失在南京等地“传布黄教，宏扬道法，设斋供众”（注：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4页。）。他又赴五台山作法事，“在五台山建了六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注：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释迦也失被誉为在汉地首建格鲁派（黄教）本宗之人，“五台山等处之黄教派，皆以（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鼻祖”（注：释法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嘉靖初年，世宗开始禁绝佛教， 但藏传佛教并未在内地绝迹。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七月，有官员提出，“诸郡邑名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三，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壬戌。）。可见，还有藏僧在各地传教。而明代后期成书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也描写，在山东清河县城外永福寺禅堂有一“胡僧”，自称是“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酒肉齐行”。西门庆“问他求房术的药儿”，“胡僧”应求施药，称“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非人不度，非人不传，专度有缘”，云云（注：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胡僧现身施药》，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24—327页。）。从该僧精通汉语及中国历史来看，他更像是作者塑造的一位长期在汉地修习传教的藏传佛教僧人的形象。
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对藏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成百上千的各教派藏僧走出闭塞的藏区，来到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居于京师，服务于历朝皇帝。他们不仅自己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许多人在回藏后也必然把汉地先进的文化介绍给藏区，加强了汉藏同胞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如，永乐年间，释迦也失从京师回藏后，以朝廷赏赐物资等建成色拉寺，并将从汉地带回的十六尊者像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等供奉其中，其所携甘珠尔为西藏现存最早的藏文刻版佛经及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注：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这些，无疑对藏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