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皇帝为何多崇奉藏传佛教？我们结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持特点，试作如下分析。
    第一，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是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的后弘期，有许多教派。尽管他们在传承与修持方法上有所差别，但“信仰的教义内容则是一致的，都属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大乘空宗（显宗）的教义，大体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创教学说， 如四圣谛说、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无我说等，与汉传佛教基本一致。藏传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其教义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本无差别。众生根据宗教导师（喇嘛）的秘密传授，通过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种种仪式，严格依法修行，身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意观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佛与众生三密相应，融和无间，此身即可成佛。与显宗（除禅宗以外）的须经三大阿僧祗劫、修六度万行始得证佛果相比，密宗的仅修三密妙行即可现生成佛更为简易快速（注：参阅《佛光大辞典》（新版、电子版），“密宗”、“三密加持”条。）。这也是藏传佛教吸引民众信仰、崇奉的重要原因。明代皇帝多皈依、崇信藏僧，接受灌顶，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无不反映他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接受，对即身成佛观念的信持。
    第二，藏传佛教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记载缺乏，明代居京藏僧所属的宗派大多不很清楚。不过，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是藏传佛教密宗各派的共同特点，这对明代最高统治者来说，不仅神秘而且新奇，颇具吸引力。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过“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注：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广作法事，据说可以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而一些藏僧“熟悉魔术，擅长咒语和诳话”（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133页。），作法多著“灵验”。明太祖请来惺吉坚藏等结坛作法，“广施济度”，据说有“天雨宝花”、黑气聚散开合等异象，“似此者七昼夜，妖气始灭，不复作矣”（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明代在宫中举行的“跳步叱”（藏语称为跳“恰穆”，蒙语称为跳“布扎”），就是藏传佛教的跳神仪式，藏地一般在年终举行，“表示除去旧岁的鬼崇和不祥，迎接新年，平安如意”（注：弘学：《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明代皇帝之所以多崇奉藏传佛教，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据说能够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
    另外，藏传佛教中掺杂有大量的医占历算知识，藏僧往往精通医占历算，可能也是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如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为成祖所崇信，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宫廷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之风也对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产生一定影响。如前所述，明代从成祖开始，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作为准藏传佛教寺院，宦官接受专门培训者成百上千，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也是供奉藏传佛教佛像、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再如大善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世宗评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可知它们也是藏传佛教佛像法物。甚至乾清宫梁栱之间也“遍雕佛像，以累百计”（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第81页。）。从小在宫廷中成长的太子、皇子，耳闻目睹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佛像及频繁举行的藏传佛教法事，不时接触入宫藏僧，并与为数众多的受过藏传佛教法事训练的宦官朝夕相处，不能不受影响。一旦他们继位为帝，便会像其父、祖一样，迅速走上崇奉藏传佛教的老路。
    第四，藏传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宝，是明朝皇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宣扬喇嘛是救度众生的宗教导师，众生不依喇嘛的引导，不会知有佛教；不从喇嘛的教诲传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后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宝。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宝的全部”，“积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传佛教提倡皈依喇嘛，并对喇嘛僧团也绝对皈依崇拜，“须竭尽一切的财物来供奉喇嘛”（注：释圣严：《西藏佛教史》，第125—129页。）。明朝皇帝不能不受此影响，因此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也就毫不足奇。

    　　　　三

    明朝统治集团中，崇奉藏传佛教者主要限于皇帝个人，而不像元朝那样包括皇帝、后妃乃至廷臣等整个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上层；明朝皇帝不再封授帝师，在京法王等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藏僧在内地没有干预政治的权力；宫中、京中虽然不断举行法事，但规模、次数都大大逊于元朝；明帝虽为藏僧修建寺院等，但数量及耗费钱财也与元朝无法相比；明朝统治者基本上不再对内地藏僧、寺院大量赏赐土地、佃户等，这与元代也大相径庭。但是，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
    首先看其消极影响。
    第一，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多昏庸怠政，宦官间或专权，大臣不断争斗攻讦，明朝政治日益黑暗腐朽。而各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又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
大量封授藏传佛教僧人，严重破坏了官员的选拔和升用制度，造就了庞大的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官员队伍。我们知道，明代选官，主要有科举、荐举、学校等几个途径。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幸得官，与上述几途无涉，这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在京藏僧有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目，其中灌顶国师为二品，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注：《明宣宗实录》卷一四、一五，宣德元年二月戊寅、三月庚子。），法王、西天佛子的官品则更高。封建官吏的职责是辅君治民，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基本上“与乌斯藏本土关系不大”，“不具政治内容”（注：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无补于国计民生。成化年间，即有官员说，“当今号佛子、法王、真人者，无片善寸长可采”（注：《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巳。），“在京番僧既无化导番人之功”，“实滥恩典”（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六，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藏僧的升授，按制由吏部题奏、皇帝批准。但明代中期，皇帝往往直接派宦官传奉圣旨，封授藏僧等。吏部官员得旨后，“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到成化年间，“僧、道官传奉寖盛”，吏部尚书尹旻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最后连传旨宦官也嫌烦，“谕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大量封授藏僧，“幸门大开”，“滥误名器”（注：《明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明朝皇帝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而对上朝听政、出席经筵日讲等却多持消极态度。如，宪宗“颇留意佛事”，经常召藏僧入内。他迷恋“秘密教”，即房中术，荒淫废政，“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上下否隔，朝政日非”（注：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孝宗日从事于“烧炼斋醮”，“视朝渐晏”，章奏“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注：《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武宗以藏僧自居，时与藏僧混处狎昵，“异言日沃，忠言日远”，“用舍之颠倒，举措之乖方，政务之废弛，岂不宜哉”（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朝政更加黑暗腐朽。
    一些藏僧利用皇帝的崇信，横行恣肆于内地。如，成祖时，有西宁藏僧张答里麻，为僧录司左觉义，“恩宠日厚”，“遂骄蹇放恣”，甚至“招纳逋逃为僧，交通西番，侵夺各寺院山园田地”（注：《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十七年三月辛酉。）。正统年间，崇国寺杨禅师“视君上如弟子，轻公侯如行童”（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宪宗时，藏僧“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武宗时，藏僧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回藏，“辎重相属于道，所过烦费，行道避之，无贵贱，皆称两人国师云”（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武宗遣藏僧领占、札巴等往西藏封阐化王，他们“科索无厌，州县驿递俱被陵轹。至吕梁，群殴管洪主事李瑜濒死。其纵恣如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
    第二，明代皇帝大量征召、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
    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为他们提供丰厚的酒肉饭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宣德年间，京中藏僧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景帝时，对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成化年间，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后因官员们要求驱遣藏僧，宪宗下令“供给俱省其半”（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不仅如此，在京藏僧还有相应的人夫供役使。如，正统年间，京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会同馆夫二百一十三人，以至外国及边境少数民族使至，会同馆“乏人供应，不得已而雇觅市人代之”（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成化年间，京中供养藏僧达一千二百余人，“光禄寺日供应下程并月米，及随从馆夫、军校动以千计”（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以至“廪饩、膳夫供应不足”（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而武宗为迎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耗费物力、人力更是不可胜计。据实录记载：“（刘允等）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府黄金为之一匮……又所经略，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允未发，导引相续。已，至临清，运船为之阻截。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觏舻，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旁取近城数十驿供之。又给入番物料，估值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千人俱西。逾两月，入其地……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