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崇奉藏传佛教的。即位初，官员疏请“屏逐法王、番僧”，武宗“不听”（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其后，他自封为大庆法王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注：[日]佐藤长：《明廷にぉ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一文罗列正德年间封授的法王共七位，遗漏了领占班丹，且未引用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无法标出诸法王名号。）：1.著肖藏卜，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八月升为法王（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亥。）。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觉法王（注：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79页。）；2.那卜坚参，五年四月升为法王；3.札巴藏播，五年四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那卜坚参、札巴藏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戊戌。）；4.乳奴领占，五年六月升为法王；5.舍剌札，五年六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乳奴领占、舍剌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悟法王；6.领占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庆法王；7.绰吉我些儿，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德法王（注：亦见于《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8.星吉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善法王。其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武宗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先是，黑帽系编造神话说，武宗为其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的转生（详见后文）。藏僧又宣传说，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以十年为期”，“乘传往迎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按，《明武宗实录》及《明史》记载该藏僧为“西域胡僧”，“土人谓之活佛”，未言其名。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该僧即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大宝法王弥觉多吉。）。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弥觉多吉与刘允相见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注：参阅[日]佐藤长《明代チベツ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ぃこ》（上），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刘允部下乃与藏人发生冲突，死伤大半，刘允逃回成都，时武宗已经去世。
第二，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
宫中番经厂等地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正统至天顺年间，番经厂法事掌坛和教习者是智光的徒弟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正统年间，“命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禅牒室哩受命“教中贵百余西天坛场，与受灌顶诸戒”（注：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99页。）。三曼答室哩于正统初年“督启各色坛场，念诵真乘”。天顺二年，三曼答室哩又受命“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百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42页。）。宪宗即位初，就召请藏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主上崇异教》。）。其后，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孝宗时，宫中藏传佛教法事一直没有停息，“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六，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新盖清宁宫成，孝宗“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去世，武宗令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及班丹罗竹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荐扬，数入乾清宫几筵前”，“滥设斋醮”（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番经厂破损，武宗“给修盖经厂工价银四千两，与司礼监自行修造”（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酉。）。
在京中各寺，诸帝也令藏僧频繁举办法事。前述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掌坛”、“督启”的各色坛场，可能有很大部分是在宫外各寺举办的。景泰年间，“在京各寺、观，既有斋粮以饭僧，复有灯油以供佛。一月之间，修斋几度，旬日之内，设醮数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景帝“逐日修斋设醮，轻用钱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景泰五年十二月乙巳。）。孝宗时，“启建禳荣斋醮，动经旬月，所费不赀”（注：《明孝宗实录》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癸酉。）。
宪宗尤其迷恋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札巴坚参、札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计”（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中。
第三，为藏僧建寺造塔，违制给赐印章、土地、佃户等。
明代中期以后，虽然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但诸帝仍不断地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成化前期，“京师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即大隆善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二月，宪宗又命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成化二十一年建兴教寺，“以居大兴法王结斡领占”（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遇崇信的藏僧死亡，宪宗多为造塔。如，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死，宪宗“命工部建塔葬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甲辰。）。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例葬之”。为了造塔，宪宗“命拨官军四千供役”（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子。）。孝宗时，当崇信的藏僧死，常赐葬费。如，西天佛子著癿领占死，赐葬（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灌顶国师班丹远丹死，“命如著癿领占赐葬例，减半给予工价”（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武宗为藏僧修建寺院，如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十一月，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许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九四，正德七年十一月戊戌。）；次年四月，大慈恩寺藏僧乳奴领占“奏修本寺方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己酉。）。造塔、营葬如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命工部造塔葬之”，“且令遂著为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八年十月丁酉。）；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五，正德十年五月辛亥。）。
在京藏僧无地土可辖、政务可理，按制无印章。但诸帝往往违制给赐。至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学士商辂等奏准，“番僧受职，不系本土管事者，不与印信”（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一五五，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十二年七月癸亥。）。但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拟”，然“有旨与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其后，“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此外，宪宗、武宗还曾违制给藏僧赏赐地土、佃户等。成化四年正月，藏僧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宪宗“诏许之，不为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成化四年正月庚寅。）。只是后来由于官员们的反对，以及札实巴所乞土地“皆民间地”，宪宗才下令“追回”（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命为“大庆法王”。藏僧乘机邀利，“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礼部尚书傅圭执奏，“诏勿问，田亦竟止”（注：《明史》卷一八四《傅圭传》。）。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正德八年四月，武宗命宛平、大兴二县再拨佃户二十户（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癸亥。）。
第四，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
由于朝廷厚待藏僧，不少藏人相随来京，为行童居于各寺。而一些内地汉人，或因信奉藏传佛教，或因羡慕藏僧荣宠，或见为藏僧“可以躲避差徭”，也纷纷投入京中各寺，“从学番教”（注：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余子俊《灾异陈言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初度僧，皆针对汉传佛教行童。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四月度僧，规定“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番僧审通场坛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七，正统十四年四月甲戌。）。可见，当时内地度僧考试中已有了藏僧行童（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成化初年，京师的藏僧行童，尤其是内地汉人为藏僧行童者大量增加。二年（公元1466年）度僧，其中开度藏僧行童达到三千四百名（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剌麻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上命礼部遣官督僧录司，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成化四年九月，因京师藏僧过多，“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当礼部准备“清理番僧及中国人冒充者”时，法王札巴坚参“引永乐年间事例陈请”。于是宪宗改令，“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九，成化四年十月庚戌。）。宪宗的姑息纵容，使更多的内地汉人投入藏僧队伍。二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又提出，京师藏僧千余，“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但宪宗仍拒绝清理，只是下令“今后汉人冒为之者，必罪不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由于宪宗一再姑息纵容，礼部也对此习以为常。此年十二月，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宪宗却命“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
武宗“习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当时，“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然竟贮于文华殿，而实未尝用也”（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八年十一月， 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但“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
第五，武宗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
武宗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史称，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以后，武宗“颇习番教”（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为了与藏僧一起诵经演法，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武宗迷恋的实际也是“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西僧行秘密（教）者，夤缘而进居其中”。而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时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注：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页。）。可见，武宗活脱脱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的打扮和做派！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之年，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编造神话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弥觉多吉）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活佛）也。’”（注：转引自佐藤长《明代チベツ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ぃこ》（上）。）当时，藏僧频繁往来于西藏及京师间，因此武宗应知悉黑帽系编造的他是该派转生活佛的神话。于是，正德五年六月，他自封为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并令有司铸金印，“定为天字一号云”（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庚子。）。
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三）嘉靖至崇祯时期
明朝后期，诸帝仍多崇奉藏传佛教，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
鉴于武宗崇佛之弊，世宗即位后，查革、驱遣京中藏僧，“法王以下悉被斥”。世宗尤重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嘉靖初，世宗一度在宫中任使藏僧做法事，“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但在被群臣批评后，世宗“将内（汉、番、道）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注：《明世宗实录》卷七八，嘉靖六年七月己巳。）。世宗在位四十余年，总的来说是禁绝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为明代皇帝中的特例（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
穆宗以后，诸帝又多崇奉藏传佛教。不过，或许是吸取前朝极度崇奉藏传佛教的教训，或许是国事日非、财政日绌，他们很少再大量征召、封授藏僧，以及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而只是经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番、汉二经厂“年久颓圮”，穆宗“命重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番经厂有韩长老，神宗“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遇皇帝生日、元旦等节日，各帝令于番经厂、隆德殿或英华殿“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跳三四个时辰方毕”（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崇祯前期，思宗有意于皈依天主教，拆毁宫中的佛、道神像。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五子病死后，思宗恢复崇奉佛教，令人把以前搬出的佛像搬回，并大作法事。《崇祯宫词》咏曰：“鸣螺叠鼓觉凄凌，今岁盂兰法事增。不是云笼星斗暗，移来金海作河灯”。其注曰：“番经厂内官习西方梵呗，中元节例作法事，放河灯于玉河桥”，“是年（指崇祯十三年），法筵倍盛于旧”（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综上所述，明代皇帝除个别人以外，多崇奉藏传佛教。尤其是明代中期诸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会，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崇奉藏传佛教尤甚。时人所谓“皇明启运，列圣相承，尊奖像教，尤重密乘”（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