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各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他们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前辈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曾做过一些研究，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显不足（注：关于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龙池清《明代北京に於ける喇嘛教团》（载日本《佛教研究》1941年第4卷第6号）、佐藤长《明廷にお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二文。中国学者尚无专文，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载《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论》（《文史》2004年第3辑）等对之有所涉及。这些论著，主要采用《明实录》史料，而对北京等地的碑刻资料、藏文史料利用较少；主要考察明代皇帝在京师封授和供养藏僧的情况，而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其他表现则多未论述，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影响也缺少探讨。）。本文以《明实录》为基础，参考碑刻资料以及藏文史料等，试图较系统地论述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分析其原因，探讨其影响。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按其具体表现，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洪武至宣德时期
    洪武至宣德年间，各朝皇帝多英明勤政。他们崇奉藏传佛教，但比较有节制。
    明朝从太祖开始，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针对当地政教合一的现实，“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扶持藏传佛教，建立朝贡贸易和茶马互市，设置卫所和驿站，确立了中央和藏区地方的领属关系，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不过，基于“多封众建”政策在藏区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即明王朝通过在当地封授藏僧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其中寓含的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色彩还较少。
    《明史》称：“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77页。） 按《明史》的记述，似乎明代皇帝至成祖才崇奉藏传佛教。当代著名的中国佛教学僧印顺法师也说，“明太祖逐元而还我河山，严禁秘密教之流行，中国佛教及社会，赖以清净，可谓真能护国护教者”（注：释印顺：《佛教史地考论》，正闻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实际上，明太祖也崇奉藏传佛教。史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太祖授先后来朝的印度僧班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均为全国最高僧官，“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注：《明太祖实录》卷九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授善世禅师诏》，明文书局1980年版。）。撒哈咱失里“习通五明经律论之学”，“复精修禅定”（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是一位印度高僧。我们知道，印度佛教自八九世纪以后主要是密教及其末流，后弘期的藏传佛教正是继承印度密教及融合西藏苯教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肯定撒哈咱失里是一位密教僧人。明太祖对他十分崇信，命于钟山创庵居之，每“驾幸钟山，必造师室，咨问法要”（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第17页。）。和林在元代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明初为元朝残余势力屯聚的政治中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无疑是藏传佛教僧人。太祖授二人为全国最高僧官，统辖以汉传佛教、汉僧为主体的中国内地佛教，也反映了他对藏传佛教及密教的认可。南京鸡鸣山下有万人坑，明初建国子监其上。但据说其地阴魂不散，妖气出没，“人有触之者，则昏迷僵仆，甚至殒命亡躯”。太祖“思以神道治之”，“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得惺吉坚藏等七僧，来结坛场，做法事七昼夜，“妖气始灭”。太祖“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日命光禄寺厚馈饮馔”（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
    前引《明史》称，成祖对藏传佛教“兼崇其教”，在藏区封授了大批藏僧。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封授政治色彩浓厚。而成祖召请藏僧来京、讨问法要、接受灌顶及任用藏僧举行法事等“崇其教”的真正表现，汉文史籍中记载很少，兹据藏文史料补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明太宗实录》作“哈立麻”）“道行卓异”，成祖为燕王时已知其名，即位后派人往征，希望他“来此中土，以弘扬世尊教法”（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噶玛巴应召到南京后，“日日为皇帝次第说法”，“又译经呈上”，并被“延请进宫，建立坛城，为皇帝授无量灌顶”（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001—1011页。转引自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他还受命在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明太祖、马皇后，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刚去世的徐皇后（注：《明太宗实录》卷六四，永乐五年二月庚寅；《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七月癸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成祖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萨迦派故元帝师后裔贡噶扎西（《明太宗实录》作“昆泽思巴”）“有道术”，成祖也派人往征。永乐十一年二月，贡噶扎西应召到达南京，为成祖“讲授诸多佛法”，“传给吉祥喜金刚坛城深奥成熟灌顶、大黑天护法神加持等诸多深奥之法，使其如愿以偿”（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8页。）。五月，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其后，贡噶扎西又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诫、随许等诸多佛法”（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9页。）。成祖仰慕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先后两次召请。但宗喀巴因格鲁派初创，且身体不好，婉拒征召，由弟子释迦也失代替入朝。永乐十三年四月，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三，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据说，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注：参阅杨贵明、马吉祥《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为成祖所崇信。释迦也失归藏后，二十二年成祖再次召请，但没等他到达明朝新都北京，成祖已逝于亲征漠北途中。藏僧班丹扎释“早传秘密”，“芳誉四驰，达于朝野”，成祖征至，“馆留京寺，对扬称旨”（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9页。）。
成祖迁都北京后，还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厂中“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注：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番经”，就是藏传佛教经典，所谓“番经来自乌斯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注：张居正：《番经厂记》，见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九《皇城·番经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番经厂作为宫中的准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会（称“做好事”），届时“悬挂幡榜”，宦官们则打扮成藏僧模样，“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番经厂最初的教师，是出生于印度而又从学于僧智光的桑渴巴辣。他“教授内臣千余员，学习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凡遇朝廷修设秘密斋筵”，桑渴巴辣等“或得掌坛，或辅弘宣”（注：释道深：《敕赐崇恩寺西天大剌麻桑渴巴辣实行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0页。）。新盖宫殿，成祖也令藏僧设坛作“庆赞”（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宫殿新成”，令藏僧举行“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此外，成祖还派人取来奈塘版藏文藏经甘珠尔加以翻刻，计一百零八函，这就是明代初刻“番本”大藏经（注：参阅《中国佛教》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崇奉藏传佛教的记载较少，但也非无踪可寻。僧智光从学于印僧撒哈咱失里，“传天竺声明记论，遂受心印玄旨”（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6—78页。），是一位“博通显密的大师”（注：邓锐龄：《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仁宗即位后，加封为灌顶广善大国师（注：《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宣宗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释迦也失到京后，长期居留下来，被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对僧智光，宣宗下令建大觉寺以居之，“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注：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明西天国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班丹扎释，加号净觉慈济大国师，“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藏僧绰巴扎释，“凡三藏显密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唯无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至，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注：释圆瀞：《妙济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63页。）。其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他们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宣宗去世后，驱遣京中藏僧，“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有关官员又提出，“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四百五十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二者相加，达一千一百四十一人，而这尚非全部。显然，宣宗在京师封授、供养如此多的藏僧，决不是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以其诵经念咒、举办法事等，以满足宣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需要。可见，至宣宗，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正统至正德时期，诸帝多平庸佞佛，且生活腐化，崇奉藏传佛教日甚。
    第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皈依崇信藏僧。
    英宗即位初，对京师藏僧“多遣斥”，但“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如，僧智光、班丹扎释、哑蒙葛等先后加封为西天佛子（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明英宗实录》卷五五，正统四年五月己巳。）。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三百四十四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当时，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上师”，即喇嘛的意译，为藏传佛教对所谓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轨范者的尊称。可见，英宗遵从藏传佛教的四皈依说，为自己确立了宗教导师。
    景帝封居京藏僧为法王。本来，法王作为藏僧最高名号，都封给藏传佛教领袖或重要人物，使其在藏区化导弭患。但景帝给自己崇信的居京藏僧也封以法王。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十月，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七年七月，又封沙加为大善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此外，他还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国师、禅师，有些藏僧被加上讲经、觉义等僧录司官职。这些藏僧初沿正统旧例供养，寻因官员疏谏，“止给食米柴薪，暂止酒肉供亿”（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但不久，景帝又“命光禄寺照旧日支国师、禅师、僧官、剌麻五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国师加倍”（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景泰二年八月甲申。）。景帝皈依藏僧道坚。道坚，“西域僧也”，景帝“爱之，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天顺初元盛德》，中华书局1959年版。按，这里的“西域”，实际是当时对藏区的误称，《明史》记载藏区史事均列于《西域传》。）。后除僧录司右阐教，住持隆福寺。
    英宗复辟后，“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天顺元年二月癸卯。）。但他仍崇奉藏传佛教，并没有将藏僧遣回，而是复加征召、封授。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八月，他“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赐诰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天顺元年八月戊申。）。六年十二月，英宗“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寅。）。英宗“恩泽”甚至及于已经故去的藏僧。天顺四年二月，追封僧智光为大通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二，天顺四年二月庚申。）。六年六月，追封僧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一，天顺六年六月戊寅。）。僧道坚为景帝所皈依，英宗复辟后谪戍辽东。天顺元年九月，英宗又将其“召还，复其职”（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九月乙丑。），崇信如故。
    宪宗对佛教、道教“俱极崇信”（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僧道异恩》，中华书局1959年版。）。他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注：[日]佐藤长：《明廷にぉ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一文尽列各朝在京中封授的法王，其中成化年间十一位，遗漏了札实藏卜、舍剌星吉。）：1.札巴坚参，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十二月有法王名号，次年四月封为大悟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四九、五三，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四年四月庚戌。）；2.札实巴，成化四年九月“加以法王名号”，九年七月有衔大应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一一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九年七月癸巳。）；3.领占竹，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封为大济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4.札实藏卜，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5.札实坚剉，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6.乳奴班丹，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7.锁南坚参，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8.结斡领占，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按，明宪宗同时封札实藏卜、札实坚剉、乳奴班丹、锁南坚参、结斡领占五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帝京景物略》称其为大兴法王（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9.舍剌星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0.著癿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1.朵儿只巴，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注：按，宪宗同时封舍剌星吉、著癿领占、朵儿只巴三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八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12.端竹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追封为大敏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万历《临洮府志》卷二一《喘（端）竹领占》。）；13.卜剌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至于西天佛子、国师、禅师、喇嘛以及僧录司官等，往往一次封授数人至数十人。据统计，成化年间，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法王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