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地图的重要政治功能就是能够直观深刻地表现地理空间的军事价值和作用。这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在明代方志的相关陈述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表达。如崇祯《吴县志》修志编例云：“志必有图，盖古人左图右史之为学尚矣。说者谓张华能记千门万户，武平一能记三桓七穆，皆图学得之。今山川险要城郭桥梁道路并有绘图，似可于几案间阅历四境。方今昔对比，南北多警，修炼储备谨慎。故形胜、城池、仓储、兵防诸类特加详核，而于图与说尤相为表里，考据无患不确。”又嘉靖《青州府志》凡例云：“诸莒图矣。图所何？严兵防也。颜神镇、塘头寨类也。图沂山何？表名镇也。”又李汛后序云：“自昔方舆有图有志，所以资政治也，非但备遣忘，广见闻……夫据形胜，饬兵防，以备四方之警，举可按图而知。然则志之系于治体不亦重且大哉。”从上述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陈述主要侧重于稳固王朝内部统治的军事目的，即对内的政治控制功能，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它与地方行政并行。
第三，地图高度概括的表现形式和巨大的信息承载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在有关地图的陈述中，陈述者正是依据地图的这种特性而赋予其更多的地方统治功能。方志中府、州、县地图的绘制具有的重要政治功能之一，就是使地方官熟知其管辖区域的历史与地理形势。这些地图被看作是地方官的施政参考图。在明代的士大夫看来，欲有效地治理地方，必须习知地方的历史，其中包括地方政区的历史沿革。因为这是理解地方事物和政治渊源的基础。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有着渊源流长的传统，是理想的政治时期周代所确立的统治准则，它是驾驭政务的首要工作。嘉靖《淄川县志》《图考》所作表述即秉承了这一旨趣：
图考者何，尚象也。盖志以记事，图以模形。志之所不能言者，不先之以图则罔以考方辨域。故《周礼·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用此道也。惟淄川旧属青齐，秦汉而下沿革非一，而封疆变更亦因之。兹据皇朝疆域及历代图经，证以诸家纪传，作为图考。俾阅之者披图则可以知一邑之概。图其可以已乎？政之首务莫斯为要。
对于地方政府官吏而言，周知地方地理形势、民情风俗与地方物产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形象地认知地方的地理形势，以便按地施治。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封域志》对地图的陈述即以此为重：
叙曰：地重夫志，志重夫图。神农白皋受书，圣禹括地成象，即小形大，可不出户庭因迩知遥，但取诸指掌。辨方经袤，兹务惟先。广平郡延抵二百里，袤抵百四十耳。然左接山东，右邻南河，要冲扼塞亦系咽喉矣。乃上稽乾文，下列坤势，中画民邦。俗俾狄之而星土昭，近之而城邑各，旁之而形势存。仰观俯察，矩合三才，受土界民，制联九县，于是乎图封域。
而嘉靖《归州全志》《图考》同样注重于地图对了解地方地理形势和民情风俗的作用：
马缓聚米为山谷，遂成服远之功。张贵画地作城池，卒定安邦之策。然轸盖辅轮之广，山川为之限隔，风气为之不通，而民生其间亦各异俗，不可以一人理而一日周也。君子之于列国，夫岂能一一预履其地。粤瞻归郡宁无纪耶。是用作图考志。
嘉靖《宁州志》之《舆地图》中的陈述认为舆地图的功能在了然地形物产之外，还在于理解其厚德载物的生民之道：
按《修水备考》首先舆地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亦《周礼》属司险之遗意欤。夫抟厚载物，地之道也，资生之功与乾为匹。是故治于人而食人，治人而食于人，皆惟其地以有生焉。此宁四境之治所以裕民也。
上述对地方志舆图的陈述，虽然都强调了地图有助于地方统治与治理的功能，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地理知识的传统和施政旨趣却有着一定的差异。就上述相关陈述而言，其地理知识的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周礼》为源流， 主要侧重于政治地理的空间认知。上引嘉靖《淄川县志》与嘉靖《宁州志》的相关陈述皆追述了《周礼》的传统。2、以《禹贡》为源流， 主要侧重于所属空间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认知。上引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封域志》对地图的陈述似可看作这一传统的表现。3、以历史实践为源流， 这是一种相对比较朴素的地理认知传统，其侧重点也在于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认知。上引嘉靖《归州全志》以马缓张贵事功之典故为论述之凭证，即是以史为鉴这一传统资治思想和实践的表现。4、在上述陈述中，同时还反映了《易》的思想影响：所谓坤之道，乃厚德载物，有资生之功；仰观俯察，矩合三才，强调天、地、人的自然性。其施政旨趣大致的差异表现为：在勤政的基础上，或强调治民，注重形胜，以控制为上；或注重天、地、人的自然性，虽然也是为了便于更好的统治，但是带有一定的富民思想。这些施政思想虽然并不与各自所陈述的知识传统绝然相关，但是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二者之间还是有着细微的关联的。
以上有关方志地图的陈述还只是笼统地表达地图所具有的统治功效，在明代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有关方志地图所具有的具体政治功能的陈述，并且对地方志中不同类型的地图赋予其各自相应的政治功能和用途，使其理论显得系统而完善。嘉靖《太仓州志》（崇祯刻本）之《图考》就全面、详细地陈述了志中所绘各图的原因和各图应有的政治作用，堪为代表：
或问于寅（按：该志篡修张寅）曰：子为太仓志而冠以六图者其义何（邑）（耶）？寅曰：夫图也者志之纲也，政之方也。是故先之以州境者，则南襟娄江，北带茆蒲，沧溟缭其东，工峰枕其西，地里至到，幅员延袤，山川险易之（处），（封）疆扼塞之故，皆可经略之矣。先王封遂之职，（守）（国）之制，斯其义也。次之以州城者，则雉堞相望，启（闭）从时，公署诸司，兵农杂处。建制虽出于僭伪，保（守）永赖于承平。关隘以扼其（），坼冲以御其侮，（亦）（海）滨之巨防矣。王公设险守国，以逸待劳，（斯）（其）（义）（也）。次之以州治者，则都图之割据，丘圩之分列，贡赋转输，川陆所至，村社连络，鸡犬相闻，风气之淳厌，民情之勤惰，皆可鼓动之矣。古者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沟洫，卢中有伍之类，斯其义也。次之以昆山、常熟、嘉定分界者，则远近之相距，多寡之相扼，蜿蜒之相形，犬牙之相制，豪强不得以兼并，贪暴不得以多取，逋逃不得以遁匿，追捕不得以侵扰，慎其疆埸之事，严为瓯脱之防，则先王建邦启土，疆理天下，此其大端也。是故以率民物，以同（民）利，政教施为之（所），道化转移之机，有不疾而速之神，有不行而至之妙。知者观其图而玩其义，则思过半矣。是图也，其有裨于政也夫！作图考。
然而无论是形象地认知地方的地理形势，还是了解地方民情风俗，以地生民，其表达的都是按图施治的主观意向，其陈述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努力服务于王朝统治的地方官吏。
第四，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者认为，地图的编绘不仅有利于直接的地方统治这一有形政治活动，而且在无形的意识形态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首《如皋县志图志》云（注：此处篇题为笔者据文所加，这段文字附于原志舆图后，无文题。）：
作《周易》者必冠之先天，而作《易通》者亦首之以太极，是书之贵有图也，尚矣。皋诚小邑，要亦有江山之秀丽，而江海之茫洋载在斯乘也。苟不图之于编首其何使人开卷而了然耶。然非直以江海为观美已也。按县治图者可以使治民不入郑侠安上门图，按学校图者可以使校士多入仲淹百官图矣。则是图也，宁不其所阙者大乎噫。此萧相国所以不取金帛而必收图籍也。志如皋县志图。
这段序文认为，地方志中的舆图不仅可以使人开卷有益，了解地方自然景观之美，其重要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县治图可以达到使人安分守己的风教效果，而学校图（儒学）则可以达到引导士风的作用。当然这只是明代士人对地图风教作用的一种陈述。“他们”对于地图的政治教化作用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有着一定的差异。
就政治教化的对象而言，上引《如皋县志图志》表达的是对治民、生徒的政治风教意向。一定程度上把普通百姓和学校儒生看作陈述的阅读对象。这种陈述在明代方志中虽然并不多见，尤其是把“治民”，即老百姓看作其陈述的阅读对象更为少见，不论其具体的实效，单就其陈述的意图来说，所表明的已经是一种不同的意识取向，值得我们体会。而嘉靖《漳平县志》卷首《漳平县图说》则陈述了通过地方舆图来启迪地方父母官仁爱勤政思想的主观意图。该文的作者用问答的表达形式来突出这一主题：
或曰：敢问所以刻图者如何？余曰：孔子之重民，则于负版者而必式之。子朱子谓君子之于禽兽，施恩于见闻所及，则是图也，非吾民之所寓止者乎，非鸟兽草木之所附丽者乎？故阅是图者不独知固城池，谨山隘，熟邑之形胜而已。盖举目而漳之民物莫不悉于是具焉，则其仁爱之心岂不油然生乎。推而至于人民，育鸟兽若草木裕。实此图启之也。君子曰图方寸而得一邑之故为智，究图而使漳之民物各得其所为仁。仁、智县而治道毕矣。图信不可以不刻。
第五，明代方志编绘者往往从地方政治的角度规定地方舆图编绘的图幅和次序，并对这种主观意向作了相应的陈述。明代方志中编绘的舆图数量和各种舆图在方志中的位置并没有固定的和统一的标准。就现存明代方志的舆图数量而言，目前还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据。依据对明代方志阅读的感性认识，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明代地方志没有绘制舆图。而在编绘舆图的方志中，其数量的差异相当大：从一、二幅到数十幅不等，甚至有多至百余幅者。但是方志中最基本的县志的舆图数量有相当一部分是按一定的程式编绘的，主要包括县境（疆域）、县治（县城）、官署、儒学这几类图，有些还包括地方景致图（一般是八景）。这种程式化的舆图编绘模式不仅表现在舆图的图幅数量和类型上，而且还表现在舆图所具体表述的内容和图例上。对于后者，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做了诠释。他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所涂抹，所以我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们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LFanmer）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舆图编绘所表达的主观意图并不止此。这种千篇一律的地方舆图，给我们的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志地图编绘只是应景之作，它所体现的似乎是地方政治的因循守旧与敷衍了事。这些近乎一致的方志地图编绘体例所暗示的是一种有关政治意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陈述契约。但是我们在看到明代方志编撰者们对舆图编绘的图幅数量和次序的认识的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的同时，更要看到“他们”的陈述在具体的观点和理解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如果说其内在的政治意识、权力与文化更多的是“我们”的阅读的话，那么对于其差异的关注，则更多的可以体现出“他们”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