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一般将注意力着重于地图发展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意义和科学史价值，如王庸《中国地图史纲》（注：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注：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科学出版社，1984年。）、曹宛如等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注：曹宛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明）、（清），文物出版社，1990年，1994年，1997年。） 等。 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其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注：（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内部）版。），与中国古代地理学真正有关的是科学的制图学，并把制图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由此他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所作的论述自然着重于地图学科的科学发展历程和它在科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近年来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姜道章先生在讨论中国传统地图学时，在着重于地图绘制特征的同时，也关注形成这些特征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并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注：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第3期（1998），第262—272页。）。而李孝聪先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流散欧洲的中文古地图（注：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同样的工作，近期有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叶凯蒂先生从社会学角度精彩地剖析了近代上海地图所具有的民族、政治、文化意义（注：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8—121页。）。此外20世纪90年代前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图学史巨著《地图学史》，该书第二卷第二部《东亚和南亚传统制图学》用大量的篇幅，从政治、经济、宗教、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天文学和测量技术等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使用与宗教和战争的关系、地图管理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考据学与制图学、地图中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制图中的视觉艺术、地图体现的宇宙观、西方实测技术对中国制图学的影响等等。该卷还把中国古代地图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地图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阐明地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社会功效（注：朱竞梅：《清代北京城市地图研究的总结与思考》，载《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77—85页。此处引文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一定的改动。由于该著笔者没有亲见，所以不能够做深入的评价。正文所言乃依据朱文提供的内容所做的推测。不当之处，文责自负。有关《地图学史》的出版和分卷情况参阅该文注释24，另参考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7卷第2期（1998年），第169—177页。）。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地图学史研究的社会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
    在有关中国地理学的研究中，李约瑟先生虽把制图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由于他的目标是比较中国古代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自然以主流的科学认识层次上的制图学作为论述的对象，因此在这一巨著里也还没有讨论大量的方志地图。国内有关地方志地图的论述主要关注于地图绘制自身的技术性问题以及文献学意义的讨论，如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注：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74—382页。），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注：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第334—342页。），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注：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载《文献》2003年第3期，第267—284页。）等。国外相关的研究则比较注重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如上述芝加哥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图学史著作《地图学史》，在其第二卷第三部《东亚南亚传统制图学》即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美国明史专家范德（Edward L. Farmer）《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同样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做了诠释。他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所以我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们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宠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 L Farmer）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他的这一视角虽然有助于从帝国整体的文化与权力建构的高度把握明代的方志插图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在试图提供新的历史解释方面，主要局限在国家—文化—权力这一模式之内，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只是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案例和较多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认识，而且无意中概念化了文化的政治权力色彩。从国家、地方、权力与文化角度出发的社会史研究模式往往容易走入这一困境。
地图和图形作为一种地理陈述，与其他地理陈述形式如地理志、地方志、诗文等一样，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多样的主观意向所呈现的不同的地理知识。因为谁要想表述一个地区或者一种现象，就必须象艺术家一样在头脑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象：并且必须象艺术家有能力把他所看到的东西用手表现出来一样，地理学家也必须能够把思想上存在的图象用文字或者用画笔在地图上表述出来（注：（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3页。关于地理学中地理研究工作的表述形式，赫特纳在该书第五编“地图与图片”，第六编“文字表述”有十分详细经典的论述。）。这种地图形式的地理陈述，它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它作为一种陈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注：有关地图叙述与社会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11—113页；《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0—379页。）。它反映了绘图者、编绘者对当时当地的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是地图陈述者的地理空间认知和空间意向的呈现（注：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第140—144页。）。这些主观意向与意图往往集中体现在与地图编绘有关的陈述中，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这一侧面的把握，为进一步理解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新的思路。为此，以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为基础（凡现刊天一阁方志皆不再注明版本），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作一初步的个案分析。

    　　　　一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的政治意向及其认识差异

    明代十分重视地理志的编修。明太祖洪武三年、六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七年分别诏令天下纂修志书（注：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明成祖同样重视纂修地方志书。永乐十年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注：万历《寿昌县志》卷首，万历十二年刻本。），永乐十六年再次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则（注：正德《莘县志》卷首。）。从明中央颁布的相关文献对修志的规定来看，永乐朝与洪武朝相比，对方志的纂修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永乐后相对忽视地图的绘制。洪武年间比较重视地图的绘制，如洪武六年明令各府州“绘上山川险易图”，洪武十一年亦令天下郡县纂修图志。而永乐时似乎较少强调地图的绘制，如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十六则中尚有涉及，而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二十一则则已经不再规定绘制地方地图。可见地图的绘制在永乐朝的官方标准之内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点可能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明代方志地图和明代地图学史。二，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方化，即政治意志对地方的控制。这与明代国家权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建构和推行的步伐是一致的。它具体地体现了国家、地方和权力的网络在文化上的互动。《东亚和南亚传统制图学》与范德的《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都是试图揭示这一关系的具体研究案例，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明确的揭示。
    既然明代方志修撰凡例突出强调了方志的政治功能，那么当时的方志编撰者或方志地图的编绘者又是如何规定并解释地方志地图与政治功能的具体关系的呢？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陈述所规定的地方志舆图的图景果真都是这种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话语？这些我们只有到“他们”的陈述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对广阔的国家疆域的图绘，是政治大一统的形象体现。《大明一统志图叙》所精心构筑的便是这一主观意图权威而标准的官方陈述：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羲农以上疆理之制，世远莫之详矣。其见诸载籍者谓：黄帝……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其地西北虽过于前，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惟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东，曰河南，曰陕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广，曰四川，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徵云。（注：《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