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注：王阳明利用书院实施教化的问题，将作专门讨论．） 等等。以下我们将结合王阳明有关书院的文本来探讨这些问题。
关于书院，王阳明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万松书院记》中，其称：“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在他看来，“国家建学之初意”，就是明人伦。但因为科举的影响，这种建学的本意贯彻不了。“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亦作勉）而复之”，“乃增修书院”，“揭以白鹿洞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期我以古圣贤之学”。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也就是说，书院是在官学“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的情况下，替代官学去讲明伦之学的。此即所谓书院之设，“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为什么要以书院去匡翼官学呢？王阳明用了一个军事上的比喻：“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其号令旌旗，悬逾格之赏以倡勇敢，然后士气可得而振也！”（注：王守仁《万松书院记》，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2—54页．） 非常明显，在王阳明那里，书院和官学同属国家学政队伍中的两支部队，当官学受科举之累而迷失讲求明伦之学的前进目标时，他将其撤下，替换成书院，以便继续朝向讲求明伦的古圣贤之学的目标前进。以书院匡翼学校，就如部队换防。
从以上的叙述可知，王阳明认为国家设学校和地方建书院的本意相同，都是为了讲学明伦，官学不行了，可以用书院去“匡翼”。那么，何谓明伦之学，又该如何去讲求明伦之学呢？在《万松书院记》中，他作了如下论说：
尧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以言其情，则为喜怒哀乐；以言其事，则为中节之和，为三千三百《经曲》之礼；以言其伦，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尽此矣。舜使契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圣愚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备，而假求之以外者也。是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也。孔子之圣，则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霸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后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葺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
既然“明伦之学”下而孩提之童亦无不能，上而圣人有所不能尽及其至，有如此多重性，那么，讲求明伦之学的书院具有高下之分，等级之别，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从王阳明为各级各类书院撰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出端倪。《万松书院记》所讲的杭州万松书院，就是省级书院，它收浙江一省彦俊，而“思有以大成之”。《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4—256页．） 所记之书院为府级，如前所述，它聚绍兴府所属“八邑彦士”。《紫阳书院集序》（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9—240页．） 明确说，徽州府知府熊世芳鼎新紫阳，“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平山书院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第889—890页．） 称， 杨温甫建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诵读其间”，则可知其为家族乡村书院。《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第872—873页．） 乃言，书院为毛氏卜居“归老”之地，意在遂其“退处”之志。《东林书院记》（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第898—899页．） 则说，书院为宋儒杨时“讲学之所”。而王阳明自己在贵阳的龙冈书院、文明书院，则是他发明并传播“知行合一”这一学说的地方。至于赣州城中他所建复的6所书院，就有义泉、正蒙等5所完全是社学性质，濂溪书院则为赣府一府十二州县士人肄业之所。晚年在南宁、梧州兴建的敷文书院，讲圣贤之学而救人心的成份就更大。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王阳明认定书院是有等级差异的，书院讲学也有层次区别，也就是说，书院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自成一系，与官学并行，共同承担着国家所赋予的讲学明伦的责任。
以书院作为宣讲、倡大自己学说的基地，并借讲学颠覆程朱理学，是王阳明书院观的重要内容。王氏之学三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三变而从书院开始的情况，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作过介绍，这里再引他在稽山书院讲学的材料，由此可以明了其操作情形。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王氏门人绍兴府知府南大吉“慨然悼末学之支离”，拓新稽山书院，又建尊经阁，集八邑之士，“将进之以圣贤之道”，遂请王氏“一言以谂多士”。于是，他就发表了其著名的六经为“吾心之记籍”，“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的主张，其称：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平和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急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主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竟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注：王守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4—255页．）
我们从“乱经”、“侮经”、“贼经”的言辞中，可以感知他对于支离末学的猛烈批评的态度，更可以从他希望“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心焉”的迫切中，体味到他借书院传播其学说的急切心情。
乘平乱大胜之势，将瓦解朱熹学说的文章千里致送并刊立于白鹿洞书院，集合自己的门人在洞中讲学，其占领程朱理学阵地之意十分明显，可以不论。早在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阳明就借为《紫阳书院集》作序之机，公开批评朱子之学“失之支离琐屑”，大力推销“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主张，在朱子老家，开始了其颠覆紫阳学说的活动。其称：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内，乃大新紫阳书院以明朱子之学，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于是校士程曾氏采摭书院之兴废为集，而弁以白鹿之规，明政教也。来请予言以谂多士。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警劝之道，熊侯之意勤矣；兴废之故，程生之集备矣。又奚以予言为乎？然予闻之：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是故于父，子尽吾心之仁；于君，臣尽吾心之义；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笃敬；惩心忿，窒心欲，迁心善，改心过，处事接物，无所往而非求尽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拥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规，首先以五教之目，次之以为学之方，又次之以处事接物之要，若各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谓“随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几一旦贯通之妙也”欤？然而世之学者，往往遂失之支离琐屑，色庄外驰，而流入于口耳声利之习。岂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诸士之请，而特原其本以相勖。庶几乎操存讲习之有要，亦所以发明朱子未尽之意也。（注：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9—240页．）
非常明显，发明朱子未尽之意是假，推广自己致良知的心学是真。这说明，王阳明已经深谙利用书院传播学术之道。正是利用书院这块阵地，他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于东南各地，及至倾动朝野，取代程朱理学而风行数十百年之久。
王阳明关于书院的教学方法和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教条示龙场诸生》。教条作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虽然是为训诲在龙冈书院学习的“诸夷子弟”，比较浅近，仅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相规”，但它实则揭示出了讲学求道的逻辑理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只是，当时初讲知行合一说，其教初变于书院，相对而言心学特色还不明显而已，此则略而不论。
关顾讲会，致力于讲会制度建设，是王阳明对书院的一大贡献。王门最早的讲会是由王阳明亲自主持的。据《年谱》记载，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九月，“先生归，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为期”，“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为了使讲会走向正规，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以书壁的形式对讲会的日期、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方法等提出了要求，其称：“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花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圯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294页．） 十月，阳明书院落成，讲会移至书院举行。其后，钱德洪、王畿等先生主持其事，讲会坚持数十年不断，成为浙中王门重镇。
次年，刘邦采、刘晓受其影响，在江西安福开惜阴会，间月为会五日，集同志讲学，王阳明为作《惜阴说》，指出：“五日之外，孰非惜阴时乎？离群而索居，志不能无少懈，故五日之会，所以相稽切焉耳。呜呼！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注：王守仁《惜阴说》，见《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7页．） 由惜阴而引至致良知，其意在把握讲会的方向。六年，王阳明在给安福诸同志书中，对惜阴会的运作表示满意，多有激赏：“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03页．） 安福王门子弟没有辜负老师期望，一直坚持惜阴之会，到嘉靖十三年，以复古书院为中心将其衍为五郡大会，对此，《年谱附录一》是这样记录的：“师在越时，刘邦采首创惜阴会于安福，间月为会五日。先生为作《惜阴说》。既后，守益以祭酒致政归，与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兴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惜阴为之倡也。”（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第1330页．） 十五年之后，邹守益又作《惜阴申约说》，造会簿，签会约，提倡相规相勉，立自考、家考、乡考之簿，书德业以示劝，书过失以示戒，用以稽师门传习之绪，进一步完善会中制度，并请钱德洪、王畿到会讲学，使其成为书院讲会制度的典型代表。从此，讲会林立于东南各地，并形成社团书院（讲会式书院），开拓出新的书院讲学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和书院的发展。
三 结论
综上所述，王阳明重视书院建设，将其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其学几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亦传于书院，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可以说，他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书院勃兴。史称：“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注：沈德符《野获篇》卷二十四．） “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其“流风所被，倾动朝野”，势不可挡。这和数百年前南宋书院与程朱理学一体化发展的情况基本一致，它说明，包容文化创造功能的书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人为的抑制都阻止不了其走向再度辉煌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