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因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并创办过阳明书院，故世称阳明先生。又以其封新建伯，故又称王新建。其家世为望族，乃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辛丑科状元。虽然读书治学为阳明必做之事，但在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中进士踏入仕途之前，他和书院似乎没有发生过联系。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其习历经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五溺”而“始归于圣贤之学”的王阳明，刚获与湛若水“定交讲学”之乐不久，即忤官刘瑾而遭贬谪贵州龙场驿之灾。从此，他开始了其二十余年的书院实践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

    　　　　一　学变于书院：王阳明的书院实践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前往贵州途中，王阳明到长沙，游岳麓书院，赋长诗《游岳麓书事》以纪之，内有“殿堂释菜礼从宜，下拜朱张息游地”之句，（注：王守仁《外集一》，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第6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表达了对朱熹、张栻两位讲学于书院的学术大师的崇敬。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到达龙场驿，当地民众为其创建龙冈书院，他作《龙冈新构》诗以纪之，诗序称：“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日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第697页．下引五诗，皆出于此，分见第697,699,700,702,713页．） 在这里，他留下了诸多诗作，《诸生来》讲“门生颇群集，樽斝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腼”；《诸生夜坐》记“分席夜坐堂，绛蜡清樽浮。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之乐；《诸生》则称：“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龙冈漫兴五首》则“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说：“闲来聊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帘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龙冈书院师生的多彩生活，王阳明的追求与志向，由此可见一斑。“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注：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974页．） 这就是有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是为龙冈书院学规，是王阳明长时间书院教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龙场不仅仅是王阳明第一次从事书院教学实践的地方，也是他的悟道之所。据《年谱》记载，他“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格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忆说》”。（注：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8页．） 龙场悟道，是王学成立的标志，龙冈讲学，是王学传播的开始。王氏高足钱德洪曾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于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注：钱德洪《刻文集序说》，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页．） 由此可知，王阳明之学历经三变而最终定于龙场悟道，是为学术史上“王学”的真正成立，而王学的传播则开始于龙冈书院的讲学，其教习方法则是刚刚发明的“知行合一”之说。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阳明在龙冈书院宣讲其知行合一的新学说，声名传到贵阳城主管贵州一省学政的提学副使席书处，于是就有往复问辨之后的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注：王守仁贵阳讲学之地，为文明书院，而不是《年谱》所记之贵阳书院，今人多有辨证，然学者仍有沿用《年谱》而不察其误者，谨再予申说，祈能引起注意．） 关于这次讲学，《王阳明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知行合一）。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9页．）
    文明书院为省城贵阳的著名书院，创建于元皇庆年间，元末毁于兵。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提学副使毛科重修，有文会堂及颜乐、曾唯、思忧、孟辨四斋，“选聪俊幼生及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择五经教读六人，分斋教诲”（注：徐节《文明书院记》，转引自谭佛《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载《王学之思》第298—300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可见，这是一所规模很大、规制严密、分专业、分年龄层次进行教学的书院。初到其地讲学，王阳明比较低调，有诗为证，其称：
    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
    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
    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度仍烦避讲堂。
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注：王守仁《答毛拙庵见招书院》，《王阳明全集》卷十九，第703页．）
    尽管大师低调谦虚，但其新学说开人心智，“士类感德，翕然向风”，借助院中200余生徒，迅速在黔省传播，并且深入人心。以至到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王门弟子王杏到贵州任监察御史时，“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因而感叹“师教入人之深若此”，乃应贵阳龙冈、文明两书院门人数十人之请，创建王公祠以为纪念。（注：《年谱附录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1330—1331页．）
    结束龙场谪贬生活之后，王阳明历任庐陵县、滁州等地方官，及南京刑部、鸿胪寺、太仆寺、北京吏部等两京京官。其间虽然也是到处讲学，但不以书院为讲坛。直至正德十二、三年，他以巡抚身份在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镇压农民起义，进行所谓“破山中贼”之时，感到有必要建书院讲学，以“破心中贼”。于是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在赣州，他建复六所书院，其中新建的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书院为社学性质，以教民化俗为主，修复的濂溪书院则以传播其心学为要。在南昌，他派门人冀元亨到宁王朱宸濠的阳春书院，试图讲正学而规止其反叛之心。在庐山，他先是乘刻印全面解构程朱理学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之勇，将其手书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千里而致之”白鹿洞书院，“是欲求证于文公也”，（注：郑廷鹄《白鹿洞志》卷六，见《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开始对这一程朱理学的大本营进行实质性颠覆。十五年正月、十六年五月，他自己又两次来到白鹿洞书院，集门人讲学其中，留诗题字，遣金置田，“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注：《年谱二》，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第1280页．） 多有建树。从此，王门弟子出入其间，昔日的理学圣地俨然变而成为心学的大本营。
    正德十六年八月到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因建剿平宁王叛乱这一奇伟之功而遭谤诽，其学被指为伪学，由江西返家，在余姚、绍兴等地专事讲学，日与门人讲明其“致良知”之说，其间，他自己撰写《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万松书院记》，阐述其“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的基本主张，门人则为他建复稽山、阳明二书院作为宣传、倡大其学的大本营。
    稽山书院在浙江山阴卧龙山西岗（今属绍兴），南宋时为纪念朱熹而建为书院，元代办学。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因信奉阳明之学，“以座主称门生”，乃增大其规模，有明德堂、尊经阁、瑞泉精舍等，“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当时讲学，盛况空前，“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多为王门干将。其中，“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宝铠、黄梦星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年龄最大的是时年六十八岁且“以能诗闻于江湖”的海宁人董澐。先生临之讲学，“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290页．）
    阳明书院在绍兴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十月，由门人集资创建。这座创建于“伪学”谤诽声中而堂皇以“阳明”为名的书院，被认为是阳明学派走向成熟的一个客观标志，它表明阳明弟子不仅茁壮成长，而且有志于以此为基地开拓未来。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闲居讲学六年之久的王阳明再度被取用，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务身份，赴广西镇压田州、思恩岑孟之乱。赴任途中，他经瞿州、常山、南昌、吉安、肇庆各地，一路讲学不辍，大会士友三百余人于螺川，并曾致书浙中的钱德洪、王畿，要他们团结“绍兴书院中同志”，严“会讲之约”，“振作接引”，对家乡书院可谓是念念不忘。在广西军旅之中，“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09页、1321页） 平乱的同时，他在当地举乡约、重礼教、兴学校，“日与各学师生朝夕开讲”，“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以挽救日益陷溺之人心士风。嘉靖七年六月，他在南宁创建敷文书院，聘其门人季本主讲。八月，发布《经理书院事宜》，（注：《王阳明全集》卷十八，《别集十》，第638页．） 要求书院“法立事行”，进行制度化建设。九月， 又批复苍梧道梧州府，“照依南宁书院规制，鼎建书院一所”，“以淑人心”。（注：王守仁《批苍梧道创建敷文书院呈》，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第1123页．） 十月，与钱德洪、王畿、何胜之通信时称：近来“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23页．） 希望“早鼓钱塘之舵”，“一还阳明洞”，与浙中书院诸友聚会。这些说明，晚年的王阳明书院情节日深。十一月，他不幸病逝于归家途中。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二月，王阳明丧柩回到绍兴家中，“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有自初丧至卒葬不归者。书院及诸寺院聚会如师存。是时，朝中有异议，爵荫赠谥诸典不行，且下诏禁伪学”。但这些阻止不了各地门人对其老师的悼念。十一月下葬，“门人会葬者千余人，麻衣哀屦，扶柩而哭。四方来观者莫不交涕”。（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27页．） 呜呼！阳明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幕和数百年前的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相比，是何其相似：先生魂归书院，门人不顾伪学之禁，毅然聚会书院，哭送自己敬爱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