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末战争，中原大乱，为南越立国创造了机遇。西汉前期，虚弱贫困，内忧外患，无力灭南越，对南越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为南越的生存和发展再一次创造了机遇。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西汉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社会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南越却日渐衰微。消灭南越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汉朝的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汉武帝时，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精彩描写，“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与汉初的经济形势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进攻南越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王国问题基本解决，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朔二年（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说上曰：“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0]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由嫡长子継承，其他诸子都在王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11]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12]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又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虽存，但只“衣食租税”，不问封国政事，封土而不治民，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同时，汉武帝还打击地方豪强，限制相权，颁行新的选官制度，加强军队和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总之，削弱了分裂割据力量，增强了军事力量，增加了财政收入，提高了综合国力，为进攻南越准备了条件。
第三，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掀起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共打了十几仗，其中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第三次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领10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此役，大败匈奴，使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大举南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3]。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八九十年的致命威胁，从此，西汉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倾国南下，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去攻打南越了。
第四，西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景时，王国威胁中央，豪强兼并农民，匈奴不断侵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已不能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了。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向有为、由道家向儒家转变的趋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其核心是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15]的贤良。建元六年（前135年），田蚡为相，一律罢黜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延揽儒生数百人，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汉武帝彻底抛弃了汉初的“无为”思想，不断“有为”，内削王侯，外击匈奴，出使西域，平定西南夷，伺机消灭阳奉阴违的南越。这一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它解放了思想，使统治者利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开始奋发有为。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为消灭南越、统一南方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五，南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导致政局动荡不安。赵佗死后，継位者平庸无能，根本无力对抗强盛的汉朝，对西汉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令南越王赵兴和太后入朝，太后是邯郸人，入越前曾与汉使私通，所以，年轻的太后和年幼的赵兴愿意“内属”。但代表越人贵族势力的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内属”，史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16]在太后和汉使的胁迫下，吕嘉起兵叛汉，杀赵兴、太后和汉使，立赵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乘机发兵，派路博德、杨仆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灭南越，将南越分设为九郡。从此，岭南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
总之，南越的兴亡，是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的。成败兴衰各有因，分离聚合岂无凭。历史的奥秘就在于此。
注释：
[1][16]《史记·南越列传》
[2][3][4][5]《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6]《汉书·诸侯王表》
[7]《史记·吴王濞列传》
[8]《汉书·艺文志》
[9]《汉书·萧何曹参传》
[10]《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1][15]《汉书·武帝纪》
[1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3]《汉书·匈奴传》
[14]《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文献：
①《史记》，司马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②《汉书》，班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资治通鉴》，司马光，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④《中国史纲要》，翦伯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中国通史》，范文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中国古代史》，徐高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