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越的兴亡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汉初，财力不足，内忧外患，内有诸侯王的威胁和叛乱，外有匈奴的进攻和掠夺，又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虚弱的西汉无力进攻南越，只好对其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使南越获得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汉武帝时，财富充足，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解除了匈奴的威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明显增强，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完全具备了消灭南越的条件。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内乱，西汉乘机消灭了南越。

关键词：南越；西汉；兴亡；强弱

　                                                                                                                                一

　　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粤，在越南被称为赵朝或前赵朝。都城番禺（今广州）。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建立的，自赵佗共传五世九十三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汉灭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虽曾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藩属国。但赵佗表面称臣，背后称帝，南越国实质上是与西汉并立的封建政权。

二

　　秦汉之交，南越为何能够兴起并延续近百年呢？除与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西汉前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赵佗抓住了历史机遇，具有雄才大略。秦二世时，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大乱。此时,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病且死，召其属下赵佗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1]即让赵佗代理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闭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谿关，这是从北方通向岭南的重要关口），诛秦吏，安排自己的亲信党与。秦亡后，他又击并桂林、象郡，管辖整个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除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外，在近七十年的统治中，赵佗还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如“和辑百越”，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提倡汉越两族通婚，正确地处理了汉越之间的民族关系。面对西汉的安抚羁糜政策和经济扼杀政策，时而俯首，时而进攻，机动灵活地处理了同西汉的外交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第二，南越具备立国的条件。从南越的国情来看，它不同于汉朝所分封的其它诸侯国。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岭，南靠大海，政权远离中原，相对封闭而安全。其次,地形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史载，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2]“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泻霍乱之病相随属也。”[3]“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4]“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再次，在秦末的混战中，赵佗没有出兵中原，与豪杰虎争天下。而是采取“绝道”、“闭关”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发展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理，南越政权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三，汉初，社会经济凋敝，财源不足，无力消灭南越。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和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人口锐减，人民普遍厌战，农民大量流亡，不得耕作。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残破的经济形势，对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是一大严重威胁。因此，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稳定统治秩序，成为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消灭南越，既非当务之急，也为财力所限。

　　第四，西汉前期，王国问题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削弱了西汉的综合国力和对外进攻的力量。楚汉战争时，为打败项羽，刘邦曾分封韩信、彭越等人为王，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地域广大，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汉初，刘邦逐步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高祖时，诸王年幼，权力由王国的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刘邦去世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势力日益膨胀，拥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6]“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7]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率领七国叛汉。这次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它足以暴露出王国问题的严重性。王国问题是关系到西汉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延续时间长，威胁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影响了团结和稳定，分散了最高统治者大量的精力，使其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消灭南越。

　　第五，为抗击匈奴，西汉把主要兵力调往北方，很难再抽调重兵进攻南越。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重占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匈奴族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骑兵30余万，虎视眈眈，随时南侵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严重威胁着西汉的安全。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七天七夜才勉强脱险。面对强悍的匈奴，虚弱的西汉被迫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但嫁女求和，收效甚微。文景时，匈奴仍不断南下，烧杀抢掠，几次甚至打到长安附近，长安城警报频传。在汉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间，匈奴始终是西汉的最大敌人和致命威胁。这一严重局面，迫使西汉几乎把所有的国防军事力量调往北部边境，根本无力南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