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中日双方对于发展海军的重视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上至于天皇，下达于百姓，都对海军的发展和海防十分重视。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天皇睦仁下谕拨出内帑三十万元作为造船费。同时，再向民间征集二百余万元的建舰经费。（24）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25）为了筹措海军军费，日本天皇可谓亲力亲为，以身作则，甚至下谕节省内廷经费以敷海军之用，其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而反观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皇帝，对于海防的重视程度都是很不够的。集中表现在两点：
其一是18世纪70年代的海防塞防之争。其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阿古柏政权已经控制了新疆的大片地区，其后中国南疆（越南）也出现了边疆危机，法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渗入越南北圻，逼近广西、云南。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些清廷要员主张应以塞防为主，而李鸿章等人仍然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海上，尤其是日本。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应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不重塞防，中国将会有再次大片丧失领土之虞。而中国人对于领土向来是十分看重的，所谓“寸土不让”，而对于一望无际的海疆及制海权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尚认识不足，故而认为塞防乃当务之急。因此，也就难怪坚持重塞防的一方为何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使清廷将大量军费用于新疆等地区的战事和加强边疆防务了。
如果说这一争论尚属意见之殊的话，那么北洋海军军费的挪用就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对于海军建设不甚重视的铁证了。过去常认为这些款项主要用于营建颐和园，其实不尽然。总署和户部确定年拨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后，此款便成为众目睽睽的一大财源。每当清政府财政拮据，便从其中大量腾挪。（26）查北洋海防报销折，仅光绪元年至六年，就从中挪用“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等等。（27）光绪十二年，海署又借口经费不足，责请将南北洋经费、东三省饷项，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28）每百两可扣除六两平余，用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八舰薪粮公费。据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定远”等舰经费报销折片统计，八年中平余划抵薪粮的共二十余万两。以上所有各项，虽然在北洋海防报销折内是列入“登除”栏目，但毕竟都是从海防协饷中腾挪抽分的，且总数达170余万两，超过北洋海防经费总收入的7％，所以不能忽视。（29）至于西太后为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款项一事，甚为复杂，可谓众说纷纭，尤其是其挪用的数目，由数百万两至几千万两诸说各异，但是无论如何，修建颐和园对于海军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费紧张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以上数例，中日双方最高领导层对于海军的重视便可窥见一斑了。我们这里再举一例：日本政府在制造舰船，扩张海军的活动中，始终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特别对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感到莫大威胁，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那时不仅在日本海军军人中盛传着“一定要打胜定远”这样一句流行的话。甚至在小学校儿童作游戏时，也把儿童们分成甲乙两组，一组装作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以捕捉“定远”、“镇远”而决定胜负的战斗游戏。目的是对儿童进行以战胜定远、镇远“二巨舰作为日本的战略目标的教育”。（30）在日本海军建设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而相较之下，中国之领导高层尚对于海防和海军建设认识不足，就更不必说中下层民众了。
战略理念之殊
中日双方海军力量的分殊还在于其战略理念的不同。
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稠密，自然资源稀缺，国内市场有限，又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场。因此，日本要扩张势力，谋求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必然需要扩展生存空间，而东亚不是美洲，没有处女地可供拓殖，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然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因此，日本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讲求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31）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进攻性和侵略性。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如果想要入侵其他国家就必须穿过茫茫大海，而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于保障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及其在相关海域的制海权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和军方才把建设近代化海军提到了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可以这样说，基于以上原因，日本的海军战略是一种以动制静，以攻代守的进攻型战略。
而较之于日本，中国的海军战略主要是立足于“防”。从1874年(同治十三年)开始，清政府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步伐。同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购买和制造大型兵舰，择沿海险要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简选精干人员到海军任职。并建议于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沿海防务，设北洋水师提督于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浙江、江苏沿海防务，设东洋水师提督于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沿海防务，设南洋水师提督于南澳。每支水师各设大兵轮六只，小轮船十只。“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32）三只水师（海军）分置天津、吴淞、南澳三地，实行分区防御，同时在海岸各险要之处设立炮台，这种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以静制动，以守为攻，以至于这一思想的影响直至甲午战争开始仍未消弭，北洋海军未能主动寻敌，在经历了黄海一役后就龟缩于港内，避而不战，最终被聚歼于威海卫，这一悲剧的发生与清政府整体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历史已入近代，舰船的机动性能和续航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万里海疆可谓是防不胜防，然而清廷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从过去传统的海防观念中转变过来，把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放在岸炮建设和近岸防御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洋海军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教育制度之殊
从对海军的教育和培养这一方面看，中国方面与日本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来看中国方面：（光绪）二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33）六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34）十一年，曾国荃疏言：“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增设铁舰、快舰、雷艇。嗣后各兵船专事操练巡洋，不得载勇拖船。”与北洋大臣会奏，派第三届学生出洋。（35）十三年，……北京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广东设水师学堂于黄埔。（36）十六年，……八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南洋设水师学堂于南京。（37）十九年，船政制福靖鱼雷快船成。粤督改水师讲堂为水师学堂。（38）由此看，从中国1876年（光绪二年）首次派遣学生前往欧洲诸国学习海军技术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止，清政府先后派遣留洋学生三批，兴建了北京昆明湖、广东黄埔、刘公岛、南京四处水师学堂（由于资料不足可能还有遗漏）应该说海军教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尚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
而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还”之后，长州、萨摩和土佐三个藩，把所属之全部军队交给明冶政府管辖，以补充正在创建中的天皇军的基本队伍。为了发展海军事业，同年在东京开设了海军学校，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军大学和海军工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聘请英国军官任教。并选派许多学员到英、美各国实习。（39）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40）为了培养海军人员，日本政府分别在吴港、广岛、横须贺等地设立海军兵学校、海军驾驶学校、海军造船工业学校、海军炮术练习所、海军水雷术练习所等等。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决定于东京设立海军大学校，规定“兵学校、水雷部、驾驶学校等毕业之学生可入大学校高等科学习，学期为两年”。（41）此外，在东京和大阪、函馆设商船学校。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颁布了《海军兵学校官制》，其第一条规定：“海军兵学校为教育海军将校的学生之所”，办学宗旨是培养海军军官。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海兵团条例》，在各镇守府设海兵团，负责各海军镇守军港的守卫兵员，军舰水兵的教育训练和新兵征集的工作。（42）关于海军兵学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里有详尽的描述：“兵学校有校长、教师、助教。学舍分三种，一曰幼年，二曰壮年，三曰专业，幼年取十九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在学以五年为期。壮年取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在学以三年为期，专业则不论长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军召募生徒，有愿学者具状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检查之法，筋骨强壮与否、能作书与否……各分其等级，第其浅深而受业焉。……校中分官学生、私学生二类，官学生于入校之始自呈誓文。愿终身从事海军，不营他业，费用皆由官给。……官学生成业后，拔其尤者使留学泰西诸国，亦有别遣士官附居使馆以时考究他国兵制，或遇战争，如近日荷兰亚齐之战，普佛之战，俄土之战，皆特遣官吏俾往观焉。”（43）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海军教育制度兴起较中国早，而且从规模和完善程度来看，也比中国略胜一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体制，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海军输送人才，这一点对于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发展环境之殊
就中日双方海军的发展环境而论，无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共同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威胁。中国经历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日本经历了1853年美国内佩里舰队的叩关。中国和日本都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之后发生的情况确是截然不同的。
“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44）的确，日本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戊辰战争和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变革使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逐步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赢得了主权的独立。“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45）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正与此相反，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断加深。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巨大损失，同时也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为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为1670万两——其中英国850万两，法国820万两）此外，在1851-1864年间中国还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民运动给清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花费了清廷数亿两军费，这样巨额的花费与空前规模的破坏无疑也对于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实力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内部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论，中国处在远东利益和核心地区，时刻处在列强环伺的状态之中，诸列强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日本则不同，其处在远东利益的边缘地区，而且列强之间由于存在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扩张来限制其他势力，因此对于日本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为日本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并非偶然，其有着十分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由于资料不足，本文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理一个大概的思路出来。总而言之，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是体制、经费、重视程度、战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国内外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应该站在一种全面客观的角度上，甲午海战的最终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个人的因素，我以为，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失败实是19世纪后半期的数十年间中日分殊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够左右得了的。
注释：
（1）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3）戚其章，《甲午海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77页
（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61页
（5）戚其章，《甲午海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26-127页
（6）《斐利曼特关于黄海海战的评论》，《海事》第10卷，第1期，第41页
（7）《明史·郑和传》
（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志一百十·兵六·水师
（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1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11）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五·兵志五，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627页
（12）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3）田内丈一郎，《海军辞典》，第3页
（14）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日本东京合同出版社，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上卷，第70页
（15）内田丈一郎，《海军辞典》，第3页
（16）小山弘建、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36页
（17）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1编，第3章，第97页。日本参谋本部：《日清战史》则作第四、五海军区尚无镇守府，暂时合并于佐世保和横须贺两镇守府。
（18）根据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相关资料
（19）（2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21）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2）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五·兵志五，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627页
（23）参考黄遵宪《日本国志》，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等，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等资料综合分析拟定
（24）（25）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6）《清德宗实录》（一），第496、561页
（27）《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六，第21页
（28）《清末海军史料》，第627－628页
（29）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第五期
（30）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1）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88页
（32）《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26页
（33）（34）（35）（36）（37）（3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39）（40）（41）（42）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3）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五·兵志六，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644-646页
（4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83页
（45）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88页
主要参考书目：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戚其章，《甲午海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
《明史·郑和传》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田内丈一郎，《海军辞典》
小山弘建、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
《清德宗实录》（一）
《清末海军史料》
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