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无海军，安政二年六月，和兰人始献蒸汽船，德川将军家定遣矢田崛景、藏胜麟太郎等于长崎就和兰人学操汽船术，复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兰国习海军法，又购观光舰于和兰。……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11）
·1872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1月28日，根据“全国皆兵主义”，颁布《征兵告谕》，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用普遍义务兵役制，来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告谕中规定：“全国四民男子年达二十岁者，悉宜编入兵籍，以备缓急”。同时，设海陆军。兵役制的改革是明治政府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对外扩张的重要措施之一。表明日本向军国主义道路的迈进。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但当时日本海军力量仍很薄弱，总共大小舰船不过十七艘。（12）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失败，使明治政府“痛感舰船之不足，向英国定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舰”（13）“这是海军省设立后向外国购置新舰的开始”（14）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过十五年的大力扩充和苦心经营，到了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日本已拥有“舰船十二艘，兵员八千九百九十五人”（15）的一支海军力量。
·日本政府制定了从1883年(光绪九年、明冶十六年)开始的八年造舰计划。
·明治政府决定从1886年(光绪十二年，明治十九年)发行海军公债
·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冶二十一年)，西乡从道又提出《第二期军备扩张案》，这是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海防舰以下四十六艘的五年计划。
·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海军拥有完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计二十五艘。合计五万余吨（16）
·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向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
·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并决定扩大原计划之军舰制造费。计划在七年中，以一千八百万元的巨款，建造铁甲战斗舰二艘、巡洋舰一艘、通报舰一艘。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以军港为中心，将全国海岸划成五个海军区。每一海军区设一海军镇守府。计：第一海军区：横须贺；第二海军区：吴第三海军区：佐世保；第四海军区：舞鹤；第五海军区：室兰(未定)（17）
·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海军舰船的编制是，以松岛为旗舰，合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编为常备舰队。其他舰艇则分属于各镇守府。
综合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我们选取1888年这个时间点作为参照，不难看出，此时中国海军较之于日本海军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如下：
表二：1888 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对照表（18）
由此可见，至1887年时，中国仅一支北洋海军就足以与整个日本海军相抗。而且在二等战舰、铁甲舰、快船等主要指标上还领先于日本海军，如果再加上南洋海军的实力（福建海军已于之前的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自然远出于在日本之上。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光绪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19）当时，“以英人郎威理司海军训练”。（20）在这个时候，中国尚可耀兵与日本，所谓“至日本而还”，可见当时的日本海军势力可谓甚不足观，其时，郎威理曾建议借此时机一举歼灭日本海军主力，后来这一建议虽然被否决，但由此大抵可以看出中日海军力量这时尚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当局，也加快了其扩军备战的步伐。但即便如此，至1888年，从中日海军实力对比来看，优势仍然在中国一方。
然而仅仅六年之后的1894年，中国的北洋海军却大败于日本海军之手。从第一部分列举的黄海海战中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中，我们惊奇的发现，短短六年之后，日本海军在诸多方面的实力已经远远高于北洋海军之上，尤其是在速射炮、舰船航速和新锐舰的数量上，中日两国可谓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此，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就似乎不可避免了。那么产生这种激变的原因何在呢？
三、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
要推究这种激变的内在原因，就必须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一综合的分析。总结概括起来，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巨大分殊。正是这种分殊导致了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变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体制之殊、经费之殊、重视程度之殊、战略理念之殊、教育制度之殊、发展环境之殊。
体制之殊
若论中日海军体制之殊，首先需明确中日海军的体制是什么。
就中国来看，海军最开始并没有独立的机构，而是水师的辅助。整个体制也仍然沿袭了水师军制而无所变化。在海军的管理上，最早是由中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管理，在李——阿舰队被遣散以后，遂改由地方督抚和北洋通商大臣等办理，但始终未成立一专门机构。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13日，清政府发布设立海军衙门的决定。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任帮办。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清政府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1）
而日本方面海军管理体制的近代化就早了许多了。“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明治元年戊辰二月，改为军防事务局，闰四月复改为军务官，二年七月，又改为兵部省，皆以海军隶其中，而别设海军大将、中将、少将等官。四年四月，复置大、中、少佐，大、中、少尉等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22）
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日本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就已经将陆海军分置二省，相当于部级单位。而中国迟至1885年才建立海军衙门这一专门机构，时间较日本晚了14年，从级别上来说，仍然是隶属于兵部之下的一个机构。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很大不同，日本有专门的海军省管辖，而中国只有一个海军衙门，而这一海军衙门又无多少实权，海军管理权实际上掌握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及各地方督抚手中，权力分散而且较为混乱、不利于集中管理和指挥，从而影响了海军的战斗力的发挥和相互间的配合。这一体制上的重大缺陷在中国海军发展的早期，问题尚未充分暴露，但到了19世纪末叶，其弊病就暴露无遗了。而日本海军制度上的优越性在19世纪后期却逐渐发挥出来，为日军海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经费之殊
从中日海军军费的投入来看，也可以窥见19世纪后半期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下面以仅有的材料就中日双方海军军费的投入作一对比
表三：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军费对照表（23）
由此可见，自 1875年以后，日本对于海军的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并且在1876-1890年间始终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91年后，每年的平均投入更是达到738万两白银，远远高于清朝对于北洋海军的投入。总的来看，1875-1894年中，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理论投入应为4000万两（按南北分解计算，每年北洋海军可得银200万两），据姜鸣的研究成果认为实际到位的只有2300万两，而日本方面则高达6516万两以上（1881年6月至1882年资料缺）。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日经费投入的巨大悬殊，没有投入，何尝会有收获，故而中日海军力量为何会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激变也就不难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