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打击后，英美等国都片面地认为：经济利益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国家政策的重心应是尽快恢复国家原有的繁荣，提升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种思想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催生了各国狭隘的经济利益观。英美等国过分注重利己的短时经济利益，与法西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壮大了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
在欧洲，英德贸易并未因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而下降，反而愈加密切。1936年英国对德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英国外贸的3.9％和4.5％[17] (P287-288)，此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38年德国超过美国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五大进口贸易国[18] (P213)。即便在战争的数月前，英国仍继续加强同德国的经贸关系。1938年10月，英国贸易部的官员与德国驻英使馆官员秘密会晤。11月9日，英国提出新的英德贸易计划，即“英国及自治领—巴尔干国家—德国”三边“以货易货”计划，共同开发中欧市场。甚至在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区后的1938年12月，英国工业联合会还与德国工业联合会举行预备会议，德国财政部长沙赫特也同时赴伦敦与英国当局就加强两国经贸关系进行非正式磋商。
在远东地区，英国为了保住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出卖中国关税主权及停止对华出口贷款的方式，从经济上绥靖日本。从1938年2月起，英国就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本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税收的谈判。双方于同年5月签订《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指出：所有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海关，税收均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37年9月暂时被中国政府存入汇丰银行的缓付的对日庚子赔款应交给日本政府[19] (P14)。
同样，美国也因为与法西斯国家存在经济利益关系而采取了绥靖政策。以1935年为例，美国全球投资总额为702550万美元，德国占据了当中的82860万美元[20] (P655)。在美国的各大企业中，“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美德煤油公司6300万股本中550万马克，还控制着德国汽油公司股本的25％和德国真空油公司股本的100％”，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占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股本的25—30％”[21] (P961)。诸如此类的投资关系说明美国在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将使其失去这些利益。
在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对意月平均出口从原来的2.5万美元猛增至53.8万美元[22] (P368)。在德国法西斯的发展中，美国非但没有以经济制裁扼制其发展，反而与其大做生意以谋取一己之经济利益。仅在1938年美国就卖给德国1.67亿美元的物资，此外还向德国大量出售诸如化学制品、药品、石油等关键性产品。1934年美国石油界将价值1200万美元的石油售与德国，此后每年都有增加，到1938年超过3400万美元[23] (P131-132)。美国的一系列对德贸易，支援了法西斯的武力扩张政策，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丧失了根本的国家安全。
在对日关系中，美国即便是在法西斯入侵中国东北后，也没有断绝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商品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直接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在美国国内，反对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高涨，与日本有直接经济关系的美国企业界的主流主张政府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24] (P81)许多国会议员也认为：“美国对中国一年的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25] (P41)，而与日本发生冲突更意味着将损失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1931年，美国将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近600万美元的工业装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和1600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在1933年到1937年7月期间，日本所需的90％的废钢铁、65％的石油和石油产品、90％的铜、45％的铅以及70％的军事工业机床均从美国进口[26] (P333)。而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美国对日出口的军事物资占总出口量的比例更是不断上升。1937年为58％1938年增至67％[27] (P85)，到1939年美国更是向日本提供了其所需石油的90％[28] (P224)。美国的经济绥靖，虽然满足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但在物质上壮大了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实力，在精神上助长了其扩张的野心。
总体看来，美英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绥靖，根源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观。面对危及世界集体安全的军国主义扩张，英美仍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国家政策，没有充分认识到法西斯扩张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国际社会集体安全的威胁。这种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政策行为客观上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四
必须指出，二战的最终爆发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仅以经济因素为焦点，揭示出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国家经济利益观是诱发二战的重要原因。对此加以分析，能有益地指导我们在世界整体性不断加强的今天，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正确地进行国家对外经济决策，建立符合国际社会集体利益的、有序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相关机制，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第一，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经济利益及其与国际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反对极端的经济利己主义思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认识到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无法在决策时平衡本国经济利益与它国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国家间因经济利益矛盾而引发冲突和对立，最终走向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各国更需要处理好经济利益的国家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交往中，减少关税壁垒和市场、配额的限制，充分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通过国家间经济的“双嬴与共嬴”实现本国的国家经济利益。
第二，充分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和矛盾的调处作用。二战前，国家间的经济冲突不断升级并引发战争，突现出国联协调机制的僵化和国际组织的无力。有鉴于此，在当今的国际活动中，树立联合国的权威，完善以此为核心的国家间矛盾和国际危机的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建立和巩固一系列各国认同的国际行为规范和准则，以此作为协调国家间利益矛盾的“法律准绳”，将有效抑制国际社会无政府状况的危害。
第三，注重发挥大国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的关键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美英等国在极端民族经济利益观的驱使下所执行的经济绥靖政策，对世界和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教训是深刻的，代价是惨重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加明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国际金融稳定的大局为重，实行有别于有些国家利己主义的金融政策，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对于各国顺利度过这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良好形象。
第四，正确分析并处理好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起初英美等国在面对法西斯扩张时，过分注重国家经济利益，忽视了国家安全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最终两者尽失。有此前车之鉴，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努力平衡两者的关系，不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利益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第五，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南北平衡，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防止因此而产生的国际社会的分裂。某些发达国家过分强调本国的经济利益，以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等手段，牺牲弱国的利益换取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日益拉大和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南北经济协调和平衡，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十分必要的。
二战缘起的历史为戒，科学、客观地对待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扼制因此而起的国际冲突，人类社会才会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