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经济“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键因素”[1]。国家间因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利己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观所引发的国际冲突不断增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国际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此而起。时值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笔者作此文以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追根溯源，首先要认识引发二战的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
    一则，“二战的种子深植于1919—1920年签订的凡尔赛、圣日耳曼和特里亚农条约的条款之中。”[2] (P3)在这些条约中，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英法等国在和约中向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提出了巨额的赔款要求。这一做法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并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而成为他们活动的温床[3] (P97)，为“希特勒的崛起发挥了作用”[4] (P136)。同时在处理赔款问题时，协约国内部也因国家经济利益的迥异而产生了矛盾。法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一贯强硬，希望在经济上击跨德国并谋取经济利益；而英美则主张有限度地索取赔款，不支持在经济上过分削弱德国，以便于其商品在德国市场的销售。这直接导致了战胜国之间同盟关系的破裂。其次，战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通过国际联盟以“委任统治”的名义接管战败国的殖民地，达到了在经济上占有更多的海外市场和资源的目的，却给德奥等国经济在战后的恢复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成为法西斯发动战争又一借口。同时，战胜国之间因“分赃不均”也引发了冲突，日本和意大利对战后国际秩序不满，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5] (P194-196)此外，在远东地区，《九国公约》使中国重新回到了由几个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得更大的经贸利益而冲突不断。对于持“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力保帝国利益的英国和图谋“独占远东”的日本而言，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二则，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在整个二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从宏观上看，一战使以英国为核心以及欧洲居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解体，而新的经济体系却迟迟无法确立。美国虽为一战后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在“孤立主义”传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不愿在以资本主义为主的世界经济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美国的缺席，使国际联盟协调各国间经济利益矛盾的能力大打折扣。在微观上，美欧之间因一战及战后安排，形成了以“赔款和战债偿还”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各相关国家都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先，力争这一问题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
    由此可见，一战后的世界在经济领域的混乱无序，为国际形势的稳定埋下众多的隐患。在这些经济矛盾的作用下，各国的争斗仍在继续，世界孕育着又一次大战的危机。

    　　　　二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由和平向战争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在长达四年的危机中，各国在面对共同的经济困境需要通力合作的情况下，不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损人利己以图自保的极端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这使得危机前就存在的国家间经济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并导致国际社会发生严重的分化，向着战争对抗的方向发展。
    1929年10月，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崩盘为标志，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危机迅速向其他产业部门蔓延，并向欧洲扩散，进而影响全世界。
    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以关税为武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时“试图通过增加出口将经济损失转嫁给其他国家”[6] (P129)。美国参议院于1930年4月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美国商品的进口平均税率达53.2％[7] (P368)。美国的“野蛮的利己主义”[8] (P698)行为引发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5国的立法机构也纷纷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加征报复性关税。英国更是于1932年8月宣布，在英联邦内部施行“帝国特惠制”，成员国之间关税普降，促进联邦内的贸易自由，对非联邦国实行关税歧视政策对其商品加征高额的进口税[9] (P153)。由此，各国家展开了以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经贸利益为核心的关税战[10]。
 关税壁垒导致国际贸易量的严重减缩，每一个国家都在同样的时期做着同样的事，都希望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方式摆脱危机，这样只会使危机愈发严重[11] (P130)。1929年1月全球75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总额为299770万美元，1931年减为183890万美元，1933年1月更跌至99240万美元[12] (P171)。世界贸易总量的下降带来的是各国出口额的下跌。以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美国的出口额在1929年为524100万美元，1932年降为161100万美元[13] (P893)；英国的出口额由1929年的72930万英镑跌至1932年的36500万英镑[14] (P329)；而德国的下降则更为严重，1929年为1348300万马克，到1932年则为416700万马克[15] (P613，615)。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内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大国间贸易量的日益萎缩，使各国均出现了商品严重过剩的现象，这加剧了它们对落后地区市场份额的争夺，其间最为突出的是英日、英美之间的冲突。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实行了对外倾销以扩大海外市场的政策，并首先侵入了长期由英国把持的殖民地市场。在印度，日本棉织品销售量超过英国，而后者则利用宗主国的特权地位加大关税阻止日货的进入，直接导致了两国矛盾冲突的激化。同时，英美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市场争夺，两国在中国和南美等地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在经济危机中，国家间对市场的争夺使各国分裂对立的程度加深，同时在冲突中出现了以某个国家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的趋势。继英国组建了“联邦贸易圈”后，法德等国也组织起类似的集团贸易市场，形成对自身有利的“经贸势力范围”。在国际金融领域，英美日等国纷纷宣布本国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以贸易战中通过降价用“廉价”商品对别国进行“倾销”。彼此间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也如法炮制地组成若干个诸如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以保有自身利益的封闭的货币集团。资本主义大国的这种做法，扩大经济冲突的范围，在以国家为对立主体的同时加入了国家集团对抗的形式。
    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使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分化，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德意日等国，因资源、市场、资金等原因在与美英法等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16] (P442)。它们发展以法西斯体制为中心的高度统制的军事经济，试图通过军需工业，实现充分就业扩大消费市场，以缓解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也随之向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国在关税、贸易和金融汇率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导致了1933年6月召开的，为解决关税和货币问题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这更加深了彼此的对立和分裂。
    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危机后出现上述分裂，根本上是由于利己主义的经济利益观和国家间经济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以国联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失败。在此之下，各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经济矛盾日益演变为政治冲突，世界逐渐逼近战争的边缘。首先，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开始上升为政治矛盾，用经济手段无法获取的利益，只有靠武力来夺取；其次，各法西斯化的国家由于利益和目标的类似而结成威胁和平的军事集团。与此相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内部却因国家间的经济矛盾，而不能形成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合力。可见，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已潜伏了爆发大战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