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的改变不能不引起俄国社会的激烈冲突。因为20世纪初俄国革命没有解决现代化问题，那么革命所带来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俄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生的、尖锐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在30年代布尔什维克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增大了，但没有转变为第二次国内战争，而是进行大规模镇压。镇压又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就相当于革命的继续。
人们通常认为，斯大林的镇压是党内斗争和他个人性格的特点决定的。在某种程度是这样的，但是必须更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很显然，进行斗争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阐述，而且是为了非阶级的、匆忙的苏联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引起潜在的国内革命。由于农民和部分工人(来自于乡村)坚持农村的生活方式而遭到迫害，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和部分军人认为现代化破坏了俄国许多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他们由于反对现代化的野蛮方式也受到处罚，而某些官僚受到惩治是由于他们在实施对别人的惩罚措施时不力或者过分。实质上，这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国内战争，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斗争的流血悲剧。
三
20世纪的下半期俄国也是在现代化的旗帜下度过的，但却是新阶段的现代化，它的规模和速度不仅取决于国内局势，而且取决于国际局势。国家面临着两种任务，这两种任务的复杂程度和历史重要程度不一。前者与国内问题有关，而后者与国外问题有关。
解决俄国国内问题一方面要求技术进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其赶上世界技术先进水平，竭力避免自己落伍；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补偿战前时期所欠下的社会债务，因为战后的社会政治局势(食品、生活必需品、住房严重短缺，医疗设施严重不足，受到工业化、集体化、大规模肃反和国内战争的损失后，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翘首以待)迫切要求这么做。第二项任务也由两方面组成：保证军事战略方面和美国并驾齐驱以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军事—经济合作。这是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新任务。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有不同的态度，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历史使俄国陷入这样的处境，而俄国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摆脱这种处境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俄国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新跃进。就像在战前现代化进程中克服经济落后一样，依靠一代人的力量完全解决这么巨大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更何况在原有的动员模式框架中，对现存体制的信任度大为降低。要想纠正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必须把劳动密集型工艺改成劳动集约型工艺。大量资金消耗在国防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在这种极端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与以往相比，新阶段的现代化也同样具有成效，并且更具有公益性，对于国内人民而言也更有益处。尽管与战前相比，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仍然是稳定的，是日新月异的。20世纪50—60年代的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10％(考虑到潜在的商品涨价因素，则是6％—8％)，这明显超过同期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指标。[13]
根据Г. 哈宁——当年一篇十分轰动的文章《魔鬼数字》的作者的论断，50年代的苏联经济经历了真正的繁荣，80％国内总产值的增长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远远高于英国和美国，苏联居民的基本食品消费和寿命都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预算开支增长了1倍，苏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军事、科学和经济领域的超级大国。[14] 这些年，科学技术进步取得巨大成就，在原子能、宇宙飞船技术、电力、机器制造和其他经济领域，苏联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成就。现代读者对这些成就十分熟悉，无须一一例举。与美国一起，苏联成为了世界上能生产任何一种工业产品(当年人们所能生产出来的)的国家。同时，苏联与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愈益缩小。在80年代中期，苏联进入世界工业大国行列，在工业进步的许多指标上都居先进行列。到1985年以前，它的工业产值大约是美国的85％。
在现代化的影响下，社会人口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0年，苏联城市和农村人口数量较为稳定。20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相比，从事农业经济的居民数量由占人口的80％缩减到20％，生活质量上了新台阶。50—60年代期间，人均消费品增长了2倍，达到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标准，食物结构愈益合理。在战前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工业产品增长4倍的情况下，人均肉和奶的消费分别相应降低了24％和14％，人均摄取的卡路里低于1913年的水平，医疗也得不到保障。而在50—60年代期间，人均食品消费(肉、牛奶、鱼)几乎增长了1倍，可以充分保证人的生理需求。大规模住房建设基本解决了住房紧张的问题，城市居民基本上由地下室和简易宿舍搬进了独门独户的单元房。在1951—1960年间8460万人获得新住房(41％)，在1916—1970年间1.95亿人获得新住房(46％)。[8] 食品、住房条件、医疗的改善使人们的寿命得到大幅度延长。在50年代，平均寿命每年增长1岁，在60年代初达到了70岁，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而20世纪初的平均寿命只有32岁。这些年间苏联的福利模式的目标是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基础上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收入和支出差异很小，社会服务主要依靠国家。根据苏联的标准，这是良好的指标，但是，这些指标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西方国家早就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因过度的军费开支，苏联经济中的困难逐渐增长，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发生变化并进一步深化了它的消极性质，首先就是苏联农村的破产。遭到集体化毁灭的农村，失去了发展的自然动因，尽管有几百万卢布的注入，仍然无济于事。1946—1948年的某些资料表明，苏联大约有两百万人死于饥饿和饥饿引起的疾病。俄国农村由于工业的过度发展而衰落，这实际上使现代化的成绩大打折扣，并使国家的食品安全处于危机之中。这种情况在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当时消费的粮食，国内生产的仅有5600万吨，而从国外进口量达到了4400万吨。[13] (P653)由于担心重复出现赫鲁晓夫时期新切尔卡斯地区发生的粮食暴动，由政府规定粮价(在市场改革前，几乎未改变过)，并花费大量外汇购买粮食以充分保证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在1974—1984年间，仅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换取的1760亿美元外汇，此外，每年还要加上出售200吨黄金的收入购买粮食。[15] (P394)在美国里根政府急剧降低了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后，苏联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不得不贷款买粮食。结果，国家不仅成为了债务人，还成为了西方资金的人质。由于资金上越来越依赖西方，戈尔巴乔夫被迫不断对其做出政治让步，结果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当然，苏联解体也有其他原因，但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工业结构失衡是苏联现代化和不断遇到困难的另一个消极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威胁。在20世纪下半期，威胁首先来自于美国及其盟友。两个超级大国的历史矛盾催生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恰恰是这种军备竞赛吞噬了现代化成就的精华。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耗费了国民总产值的20％—25％，其核心是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直接为军事需要服务的采矿和加工业耗费了国民总产值的1/3。[2] (P63)按可比价格计算，1950—1970年国防开支由162亿卢布增加到了513亿卢布。1946—1965年从事军工行业的人数由113.5万人增加到285.5万人。[8] 由于这种紧张争夺，苏联取得了和美国的战略平衡。1945年，美国拥有6枚原子弹，苏联一枚也没有，而到了1978年，苏联拥有了25393枚核弹头及相应的运载工具，而美国只有24424枚。[16] (P167)原则上讲，战略平衡是很重要的，但是，它的重要程度有那么高吗？想必任何一方只用自己1/10的核弹头就足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这种军备竞赛导致了苏联经济瘫痪，美国估计到了这一点。
不同的政治家和学者对苏联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俄国只能依靠20世纪下半期的大规模现代化跃进才能取得成就。在那种条件下，这是被迫的也是必须的措施，它保证了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尽管有所缓和，尽管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实行新的政治思维，但对我们的国家而言，世界上的地缘政治局势并没有改善。
在苏联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现代化既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民用工业诸部门进步幅度趋缓，难以追上西方的技术进步的脚步，在高科技领域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放缓。1966—1970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3％，1971—1975年间，增长了21％，1976—1980年间，仅增长了14％，投入产出比急剧下降。[17] (P109，P125)当苏联经济介入到和西方的消费竞赛时，因现代化而提高的人民的福利因时间推移而难以继续支撑。对于苏联来说，无力应付军备和大众消费同时与西方竞赛。积累数世纪现代化经验的西方将脆弱的苏联经济逼进了死胡同。
90年代自由主义的改革没有改变这种局面，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变，而是导致了国家的分裂，许多基本指标都出现了滑坡。后工业化社会的打快拳方针占据了上风，这就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倒退，致使国家损失一半的工业潜力。结果，在90年代中期，俄国的工业经济尚不及美国工业经济的20％。[18] (P268)同时，世界的发展经验证明，为了推动大型企业向后工业发展模式转变，必须实现技术现代化。然而，自然经济回潮和公民个人副业抬头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1996年，自然经济和个人副业分别占土豆、蔬菜、水果、猪肉、羊肉和牛奶产量的90％、77％、79％、66％、74％和45％。[7] (P238)鉴于这种情况，俄国或早或晚都必须解决这个双重复杂的问题——同时实现后工业现代化和完成后工业化的过渡。
四
通过对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20世纪俄国历史的关键问题不是革命，不是其他的政治冲突，也不是国家“领袖”的善良与否，而是以现代化形式出现的文明严重断层，这种现代化使国家根本改观。城市工业社会替代了宗法—农村社会，这就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实现了，而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现代化使国家跻身于世界主要的工业强国之列，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但是，苏联未能及时吸取西方工业危机的教训，未能及时地消化现代化模式，苏联政权内部不攻自破，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苏联的垮台。因为苏联未完成后工业现代化，所以它难以转入后工业社会轨道，这就使其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俄国在摆脱传统社会的同时，却未能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由此一部分人继续按以往的原则生活，另一部分人对未来无所适从，蕴涵着社会大动乱的隐患。
国家围绕现代化道路选择时展开了尖锐的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成为这种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国家领导人的治国能力决定了现代化进程的兴衰。列宁的忠实追随者进行世界革命的宏愿被斯大林的现代化实用主义所打断，赫鲁晓夫长期在国民经济中工业和农业孰轻孰重问题上举棋不定最后终结其政治生涯，勃列日涅夫政治地位稳定得益于其善于最大限度地平衡工农业比重，而戈尔巴乔夫败在财政窘迫之上，为保证国家农产品的供应而有求于西方，最后在政治上屈从于西方。以上情况表明，苏联的全部政治生活以社会主义旗帜相号召，以现代化目标为奋斗方向。
那么，在20世纪俄国能否走“自下而上”的另类现代化道路呢？几乎没有这种可能。因为，第一，俄国没有这么做的时间，当俄国长期滞留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之时，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如果不加快发展，就不能消除这种阶段性的落后。如果不加快发展，国家就会在争夺资源的角逐中，成为强大对手的战利品。第二，在20世纪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瓜分世界战争(20世纪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原料与能源)使现代化的传统道路走不通。战争引起了带有极端激进色彩的革命，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其不可能平心静气地进行现代化。因此，必须按其本来面目理解20世纪俄国的现代化，对其既不能夸大也不能贬低，因为其他国家类似的进程也有自己的民族色彩，俄国也不例外。对于俄国来说，20世纪令人不快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们错误地拒绝与现代化相关的世界基本趋势引起的。
本文的某些观点可能有些人会欣然接受，另一些人会疑窦丛生。作者不敢奢望文章极具独特性和毫无争议，然而，作者相信，理解20世纪俄国历史的关键在于文明层面，而不在于传统的政治和史学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