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进行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中，有关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1953年，童书业指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公社制残余严重一点（注：童书业：《从古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载《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42—49页。）。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过程中，童氏独辟蹊径， 试图借鉴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分期来解决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注：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第17—36页。）此文一经刊发，即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林志纯首先与童书业展开论战，认为把乌尔第三王朝的崩溃与古巴比伦的兴起看作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更替时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注：林志纯：《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页。）。后来，孙道天也加入到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中，认为古巴比伦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注：孙道天：《与童书业先生论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载1956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童书业积极应战，仍坚持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注：童书业：《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兼答孙道天、日知二先生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第46—54页和第6期第69—75页。）。林志纯认为，在掌握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材料不多的情况下，讨论古巴比伦社会性质是不现实的（注：林志纯：《敬答童书业先生》，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童书业的上述两篇文章，加上讨论一篇古巴比伦家族形态的文章，以及一篇讨论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社会性质的文章，编成《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此书出版后，李永采再次对童书业的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社会早期阶段的观点（注：李永采：《对童书业先生有关巴比伦社会制度论著的几点意见》，载《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59年第1期，第19—36页。）。
   同其他学科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教学与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以俄为师，中国学者的视野被限制在苏联模式提供的体系框架内，中国学者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然而，学习苏联是当时环境中中国学术界惟一的选择。而尤为可贵的是，在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楔形文字原始材料对于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注：林志纯：《敬答童书业先生》，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常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中国亚述学这株本很脆弱的幼芽也几乎被摧折窒息。

    　　　　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的创建与迅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亚述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创建中国亚述学的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1978年，林志纯组织部分世界古代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商讨包括亚述学在内的空白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在林志纯的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购进了一批欧美学者的亚述学专著，还翻译了法国学者拉巴的《阿卡德语碑铭手册》（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nne, Pairs: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6）。1985年，史学前辈周谷城、吴于廑和林志纯联名呼吁：“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苏美尔·阿卡德文字，迈锡尼古代文字以及古典希腊文字等，通过这些古文字基础以掌握有关的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文明”。（注：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第2页；后来此文又用英文发表在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年第1期，第3页。）1979年成立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除了在历次年会上设西亚北非组，专门讨论古代西亚北非史的问题外，还组织了5次专门的西亚北非史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两河流域史的关注。从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欧美各国学习亚述学。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5年，吴宇虹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亚述学硕士学位，后转入伯明翰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6年，拱玉书赴德国格廷根大学，后转入慕尼黑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的毕业生才晓颖，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徐凡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
    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拨专款购买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图书杂志；每年聘请3—4位欧美国家专家，讲授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招收国内重点大学高年级学生，并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以外文出版的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中文名为《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主要发表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的文章，成为我国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和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1987年，我国第一位亚述学博士杨炽及其丈夫杨达悟（加拿大人）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3年，吴宇虹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拱玉书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
    与新中国初期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教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教学方针上，从照搬苏联模式转变为全面借鉴欧美各国的经验。在人才培养方面，从聘请苏联专家举办进修班，转变为创办研究所、聘请欧美专家进行正规的亚述学教学与优秀学生赴欧美各国深造并重。在教学方法上，从利用二手资料，转变学习楔形文字，利用一手材料。到目前为止，中国拥有亚述学专业图书近3000册，专业杂志达10余种，《芝加哥亚述语字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和《阿卡德语字典》（Akkadisches Handworterbuch）等工具书基本齐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都可以培养亚述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展规范的亚述学研究。至此，中国的亚述学基本建立起来。
    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亚述学学者不但在国内外学术杂志物上发表了许多颇有分量的论文，而且在国内外出版了几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楔形文字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重点。拱玉书介绍了美国学者史蔓特—白斯拉特的陶筹变字理论，指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三维的陶筹演变而来（注：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59—66页。）。1993年，拱玉书在德国出版了Studien zur Bildung a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一书（注：拱玉书：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Hamburg: Kavac Verlag, 1993年版。），用中国汉字“六书”理论，解释了楔形文字的造字方法；2000年，拱玉书又在德国出版了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注：拱玉书：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Münster: Ugaric Verlag, 2000年版。）一书，对楔形文字的字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解释各类楔形文字词组的意义。其次，中国亚述学学者在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94年，吴宇虹出版了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马瑞、亚述三国政治史》），运用书信等一手材料，研究了古巴比伦前期古代两河流域三个主要国家历史，指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联盟是其被古巴比伦王国兼并的主要原因。（注：吴宇虹：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马瑞、亚述三国政治史》），长春：《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1994年增刊第2号。）此外，吴宇虹回顾了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发展演变的历史，指出随着王权的增长，长老会的职权逐渐削弱，而沦为国王的陪衬和咨询机构（注：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76—83页。）。再次，中国亚述学学者还参与了国际亚述学界广泛关注的两河流域年代学的讨论。吴宇虹总结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纪年方法和年代确定方法，指出日蚀、月蚀和其他天文现象是循环出现的，只有准确地理解记载天文现象的历史背景，充分地研究文献提供的相对年代数据，才能筛选出一个不容置疑年值（注：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8—136页。）。第四，《汉穆拉比法典》是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东北师范大学亚述学学生的翻译练习，杨炽翻译出版了《汉穆拉比法典》（注：杨炽：《汉穆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于殿利研究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有关条款和有关的原始材料，指出古巴比伦商人不是王室的依附者，而是属于自由民阶级（注：于殿利：《试论〈汉谟拉比法典〉中商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35—42页。）；于殿利还提出《汉穆拉比法典》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原则，不是原始社会的残余，而是体现了立法者对人的尊重（注：于殿利：《巴比伦法的人本观初探——兼与传统的同态复仇原始残余说商榷》，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第67—73页。）。第五，两河流域社会史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吴宇虹与曲天夫利用中国古代“刑牲而盟”的理论，解释了古代两河流域盟誓用牲等级差别（注：吴宇虹、曲天夫：《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3—67页。）；吴宇虹还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狂犬病问题（注：吴宇虹：“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年第121卷第1期，第32—43页。）。最后，中国亚述学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编撰学术色彩较强的普及性论著，向国人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一般知识。例如，于殿利、郑殿华合著的《巴比伦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字、文学、法律和社会生活；拱玉书编著的《苏美尔文明探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介绍了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滚筒印和塔庙等文化成就。
 中国亚述学建立后，中国亚述学研究突破了苏联模式，实现了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飞跃，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中国亚述学研究水平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承认和肯定，一些外国专业学术杂志发表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论文，国外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我国学者的著作。其次，中国亚述学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多次邀请中国亚述学学者出席国际亚述学大会。我国学者先后参加了1986年（法国巴黎）、1989年（比利时根特）、1992年（德国海德堡）、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和2002年（荷兰莱顿）的国际亚述学大会，并宣读论文，在国际亚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中国亚述学学者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1998年，拱玉书获德国洪堡奖学金，赴德国进行楔形文字字名研究。1998—1999年，吴宇虹赴美国，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研究员，参加了《苏美尔字典》（The Sumerian Dictionary）的编撰工作。最后，中国的亚述学教学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中国培养的亚述学学生顺利取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赴国外深造。1996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硕士研究生丁迅，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200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亚述学硕士研究生欧阳晓莉，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亚述学的迅速发展，还吸引了外国的研究生。1998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亚述学硕士研究生Magnus Widell（马格努斯·维德尔），不远万里慕名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深造，经过三年的正规学习，获亚述学博士学位。2003年，维德尔获得全额奖学金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尽管中国亚述学研究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系统完整的研究，而且没有出现热烈的学术讨论；二是仅有个别高校开展了较正规的亚述学教学和研究。同时，中国亚述学也面临着发展契机：随着国家对基础人文学科的重视，政府对亚述学的财力投入将逐渐增加；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楔形文字原始文献在因特网上公开发表使亚述学学者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楔形文字文献，这对资料积累不多的中国亚述学而言，其意义尤为重要。中国的亚述学学者必须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总结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在追踪国际亚述学研究的同时，将其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亚述学在中国学术界乃至文化界的影响，使国人了解亚述学、关心亚述学，为亚述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同时，总结近20年来亚述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在不放松打下较为扎实的亚述学研究基础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神话等学科的课程，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提高中国亚述学学生的整体素质，主动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我们深信，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亚述学必将获得更加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