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国的纽伦堡审判起诉德国甲级战犯21人，处死12人；东京审判起诉日本甲级战犯25人（而对战争负主要责任的裕仁天皇被免于起诉），处死7人。盟国仅在西德就起诉大小战犯230多万人，定罪人数逾15万，而且仅第一次公审的5 025人中，就有806人被判处死刑，486人被立即执行；而盟国在亚洲共起诉日本战犯5 423人，其中定罪4 226人，判处死刑941人，除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极少数战犯外，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其中包括一些已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战犯）很快都被提前释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虽然同是盟国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 但却因其惩罚战犯力度上的天壤之别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意义。法国代表弗朗索瓦·德芒东曾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致辞说：“这次审判工作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前途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个庄严的法庭对纳粹德国进行的判决是对该民族的第一次启迪，并表现为对重新教育及重新增长率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的最可靠的起点。在未来的岁月中，这种重新教育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巨大关怀。”（注：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284页、302页。）纽伦堡法庭上的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也指出：“纽伦堡审判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注：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284页、302页。）而受冷战影响草草收场的东京审判，其教育意义则大打折扣。1995年8月16日的法国《世界日报》曾载文指出：“与关心日本的民主化相比更关心使日本成为其反共政策枢纽的美国人宽恕了日本天皇并释放了战犯，从而鼓励了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注：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284页、302页。）换句话说，战后初期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的美国有意保留天皇制和释放全部战犯，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和军国主义复活种下了祸根。与此同时，与欧洲遭受过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从未放弃对德战争索赔和追捕漏网战犯不同，亚洲大多数受害国不仅宽恕了日本战犯，而且基本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正因为战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尝到过经济破产的滋味，这就使得日本政要失去了历史负罪感，并公然用否认侵略历史来回报“以德报怨”的亚洲各国人民。
6、两国的政权基础不同
德国战败后，盟国吸取了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向战败国一味掠夺却不去铲除军国主义祸根，致使德国再度为祸世界的沉痛教训，认识到在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个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都不值得信任，于是盟国占领当局担负起彻底清算德国纳粹残余势力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历史性工作。在1945年至1949年苏美英法分区占领期间，不仅解除了德国武装、取缔了德国全部纳粹党团，而且彻底打碎了德国原中央政府机构，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中央政府职能。此间，尽管德国的一些旧的地方行政机关还在工作，但其原地方官多已出逃，所剩无几。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7日和10月7日分别成立了崭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论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其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原抵抗运动成员、流亡民主人士等“历史清白者”和“政治上无负担者”，绝无旧纳粹官僚置身其中，实现了新旧政权的一刀两断。这无疑有助于置身新政府中的德国新政要客观审视和彻底反省前纳粹政权的战争责任及其罪行。
反观日本，战后政府与战时政府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初步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在内的对日政策。但随着冷战开始，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武装和释放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1）二战罪魁祸首裕仁天皇和战争祸根天皇制被保留；（2）战犯重返政坛、军界掌控国家大权；（3）战时的多数政权机关战后未经裁撤和改造继续统治着日本。这样一来， 与旧政权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战后日本政府，必然因其统治核心、多数官僚和多数政权机关依旧而对战时政府的战争责任及其罪行的反省受到极大的限制。
7、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
战后，德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对德国政要正确对待侵略历史具有积极的影响。表现在：（1）地处欧陆中心这一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波兰、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深受纳粹侵略之害的邻国因长期抱有“恐德心理”而一直在警惕地注视并不断敲打着德国，使德国领导人深知：欲使自己在欧洲站稳脚跟，前提必须消除邻国的“恐德心理”；而解除邻国恐惧心理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对本国的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真诚忏悔，以表明德国不重走历史老路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2）盟国分区占领和钳制的影响。战后初期，德国被苏美英法分割占领， 国家命运操诸于四大国手中；冷战开始后，尽管美英的对德政策有所改变，但无论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还是美国试图将德国重新武装成为“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的战略构想，都无法改变蒙受过亡国耻辱的法国和饱受德国法西斯侵略之害的苏联削弱德国的决心和政策。正因为夙敌法国和冷战一极苏联的对德削弱、分割政策，使德国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3）冷战格局的影响。冷战时期处于势不两立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夹缝中的德国，被一幅厚重的“铁幕”一分为二长达40余年。两大集团若一旦开启战端，两德势必首当其冲。尤其联邦德国，其国土东西长不过453公里，南北宽只有83公里，几无纵深可言。德国在战后所面临的这般国际政治环境，使其领导人凡事特别是在涉及邻国民族感情的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得不谨慎处之；使之认识到惟有如此，德国才能维持民族生存并最终实现国家统一。
战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德国迥然不同：（1）相对孤立的岛国地理环境造成部分日本人视野狭窄和以日本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他们只看到原子弹轰炸给日本民族造成的伤害和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310万人，却视而不见其侵略战争给别国特别是中国带来的创深痛剧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岛国地理环境的间接影响。（2）周边不存在真正构成威胁的强国，客观上为日本政要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从盟国方面来看，战后的日本由美国独占，而不像德国那样被多国分割占领。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 一方面在扶蒋失败后转而扶植日本，对日本政要歪曲侵略历史的言行置若罔闻，甚至默许和鼓励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另一方面，美日安保体制的建立，又使日本政要由于有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而敢于在历史问题上忘乎所以、大肆“翻案”。从日本的周边国家来看，亚洲多数国家虽然对日本的侵略深恶痛绝，但由于他们正忙于内战或民族独立斗争而大大降低了自己在对日问题上的发言权，因而处于不得不接受世界霸主——美国政府的意志之被动地位，根本无法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换言之，在远东存在着使冷战一极的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得到不折不扣贯彻的国际环境，这与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意图和政策备受欧洲强国牵制的情形迥然不同；与此相关联，与德国首当其冲成为美苏冷战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截然相反，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国冷战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周边无强国特别是几乎不存在强烈要求惩罚战败国日本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一方面使日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经济的“天佑良机”，同时也深远地影响了日本政要对本国侵略历史的自觉反省。
当然，在以上七个方面的因素中，盟国对两国的战后处理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特别是美国人为地保留天皇制、释放日本战犯、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是导致日本迄今不能像德国那样正确对待侵略历史最主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