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两国虽然同是二战的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战争史观教育，一个处心积虑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一个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一个百般抵赖、拒不赔偿。这主要是由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1、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
    德国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特殊国度：一个培育了歌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文坛巨匠和思想巨子的伟大民族，却一再挑起世界大战、为祸人类。这完全是由战前德国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政治现实相脱节所致。当这个国家强盛之时，其思想精神总是遭受摧残和涂炭；当这个国家濒临衰亡之际，其思想精神又总是大放光芒，并数度引领本民族爬出灾难的深渊。换言之，因为德国是一个有着厚重文化思想底蕴的国家，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于思想、善于思辨的伟大民族，德国知识分子又较之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更能深刻地剖析本民族的劣根性和冷静而审慎地反思本民族的心路历程及国家的行进轨迹，因此这个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动了整个人类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民族，也一定能够对给本民族和整个人类创下巨祸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发的侵略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在一次演说中深刻指出：“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的过程，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注：潘俊峰等：《是总结，还是翻案——兼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他希望德国人既要勇于正视痛苦的过去，更要正确把握民族的未来。
    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然而，在自古积淀于大和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的久远影响下，在近代以降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下，在当年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这一“利益”误区的驱动下，日本民族对战争是非的鉴别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束缚，致使日本政要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非常短视，缺乏应有的政治远见。这是导致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态度迥异的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

    　　　　2、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
    德国人90％以上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认为人生来就有可能犯罪，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来“赎罪”。
    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和主张。换言之，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造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没有什么错误和悔罪可言，所以日本人普遍视“认罪”、“谢罪”为耻辱。正因如此，战时的部分日本国民曾盲从、协助了侵略战争，并以能够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而倍感“无比荣幸”；（注：大岛孝一：《战争中的青年》，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118页。）同样因为如此，日本战败投降时不但有很多军人为没能打赢“圣战”而纷纷剖腹自杀，以此向天皇谢罪，而且部分日本国民无论在战争中蒙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牺牲，都拒绝批评“祖国”和天皇。这样，战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国家和民族道歉、谢罪、赔偿，也就不十分令人费解了。

    　　　　3、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
    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四处扩张、疯狂侵略，其结果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战争利益，反而把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的边缘（国家分裂、支付巨额赔款、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一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战后德国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纳粹统治的极端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做法是代价极其昂贵的，而应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挑起了那么多次对外冲突和发动了那么多次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其他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一方面，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曾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即使最后一次战争失败了，日本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得充分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从未吃过战败苦头的部分日本政要，很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战时曾遭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而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一跪泯恩仇”的勃兰特总理，战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即在德国，当年的法西斯战犯已几乎都被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然而，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战争根源天皇制被保留和几乎所有的战犯被提前释放，而且很多战犯竟重返政坛、军界执掌了国家大权。像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岸信介、战时铁道总务局长佐藤荣作、战时内务省特高课课长奥野诚亮等军国遗臣当上战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而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战争史观所以也大成问题，同样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这些人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过侵略战争，但孩提或少年时代“举国一致”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狂热气氛和“军国青年”决心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的“感人情景”，不能不对他们的幼小心灵产生强烈而恒久的震撼，不能不久远而深刻地影响其未来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加之战后又没有受过全面、正确的历史教育，其战争史观又怎能不成问题呢？1996年7月29日， 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公职”参拜靖国神社后“不无深情地”对记者说道：“不能说当了总理大臣就让我忘记了那些事。……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时代时，站在欢送出征人士的队伍里。当初人们是高呼着‘光荣回到靖国神社’的口号把他们送上了战场的。今天我的参拜，仅仅是兑现孩提时代对那些英灵的承诺。”（注：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战后部分日本政要本身就是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受过正确历史教育的新生代政治家，靠他们怎能真正反省侵略历史呢？

    　　　　4、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
    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战争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但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计，1979年时明确认为当年的纳粹政权是一个犯罪政权的人占国民总数的71％。在反法西斯集会上，群众高呼口号“我们不要战争，永远不让法西斯主义复活！”“外籍工人留下来，驱逐新法西斯主义”。德国人民这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新纳粹势力的不懈斗争，就使得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侵略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日本，早在战时，部分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就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此，我们仅从侵华老兵东史郎日记中的一段记述便可略见一斑：“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注：王奕红等译：《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正是由于战时的军国主义毒素远未彻底肃清和战后学校教育的人为误导，不仅当年盲从侵华战争的部分日本国民远未走向觉醒，而且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要么对过去的侵略历史知之甚少，要么不肯为父辈参加的那场战争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有的甚至产生了可怕的复仇心理。例如，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和理解，反而在自己的作文中情不自禁地恨恨写道：“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注：岩崎昶著，钟理译：《日本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以致使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东史郎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政府的冷遇和右翼势力的威胁，而且还要经常忍受来自周围不觉悟的民众类似“卖国贼”的一些谩骂和讽刺。军国主义思想潜存于部分民众意识的底层和部分日本国民错误的战争史观，是日本政要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