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娱乐空间的表现形态
1.娱乐空间的扩展。与唐代及其以前的都城相比，东京公共娱乐空间极大地扩展了，这种扩展首先表现在休闲空间要素种类的增多上，除了前代已有的酒肆茶坊、寺院道观、公共园林外，还开设了城市居民自己的文化艺术娱乐天地——瓦子勾栏专设娱乐空间，它的出现表明东京公共娱乐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次还表现在空间要素的结构性增长上，东京酒楼茶坊，不仅数量增多，遍布全城，而且有正店、脚店之分，相互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了合理的层次结构，满足不同阶层顾客的需要，并且服务项目增多，营业时间延长，休闲娱乐功能大为增强。再如皇家苑囿、官私园林，这些在过去专为皇家权贵士大夫阶层享用的娱乐空间，也在一定时段内对居民开放，逐渐具有了公共园林的性质。再次还表现在居民休闲娱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极大延展上，既有节日的狂欢，也有日常瓦子勾栏里的不避风雨寒暑、酒楼茶坊的通宵达旦。因此东京休闲主体的社会化程度、娱乐空间的公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反映了宋代城市居民生活的进步与生活观念上的进一步开放。
2.娱乐空间与商业空间的整合。东京的公共娱乐空间，大多从产生起就与商业有着直接联系，并且即使某些元素本身的商业化特质相对弱一些，但在为大众群体所使用的特定状况下，与商业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关系。比如园林，在某些特定时间为居民所使用时，往往也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发生。瓦子勾栏常常集演艺与集市为一体。寺院兼顾商业运作，经营邸店和开办庙会，既是娱乐空间又是商业空间，两者并行不悖[4](P79—83)。东京娱乐空间逐渐集体育、艺术、娱乐、消闲为一身，向内容多样化、功能多元化方向发展。甚至在东京城还产生了由于某种休闲娱乐空间具有较强的整合功能和强磁引力，带动周边地区随之发达起来，形成具有复合性功能的中心区域。如东京城内鳞次栉比的酒楼茶坊，布局在主要的街道和商业繁华的区域，而这些区域也往往以酒楼茶肆为中心形成繁华的街市；里城城关外既是流动人口集聚处，又是交通节点，形成了以瓦子为中心的综合性商业娱乐业功能区；此外还有以大型寺庙为中心形成的复合功能区。
（二）娱乐空间地域结构
在娱乐空间要素地理分布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娱乐空间要素积聚程度的高低、承载娱乐活动人口数量的多少、娱乐空间规模的大小、娱乐空间核心要素对周围空间整合能力的强弱等指标来考察，把东京娱乐空间分为1个中心区和8个次中心区，见表2。
表2 东京休闲娱乐中心区分布、结构一览表
类别 位置 娱乐空间核心要素 其他辅助要素
中心休闲娱乐区 里城潘楼街周围 桑家瓦子、中瓦和次里瓦；潘楼、杨楼、丰乐楼、任店等 都城政治、经济中心
酒店和北山子茶房等
州西休闲娱乐次中心区 大梁门处 州西瓦子、班楼酒店、宜城楼酒店 使馆、药铺、金银铺
新门休闲娱乐次中心 新门处 新门瓦子、杀猪巷妓馆、茶房、东西教坊、会仙正店 食品店
保康门休闲娱乐次中心 保康门处 保康门瓦子、妓馆、李庆家酒楼等 水运码头区，批发行
市、邸店、食店
旧曹门休闲娱乐次中心 旧曹门处 从行里角茶房、朱家桥瓦子、蛮王家、看牛楼酒店、砖筒 药铺等行市相连，夜市
李家、铁屑楼酒店、中山正店、乳酪张家正店、妓馆等 繁闹
旧封丘休闲娱乐次中心 旧封丘门处 八仙楼、时楼、旧封丘门外州北瓦子，茶坊酒店、勾肆 药铺、行市和夜市
饮食
相国寺休闲娱乐次中心 州桥东 长庆楼、万姓交易市场，茶店、妓馆、熙熙楼客店、高阳 行市、书市、综合性批
正店(酒楼)等 发市场
新郑门——万胜门休闲 外城城关处 金明池、琼林苑、酒楼、妓馆亭榭、画舫、私家园林、崔 鱼市、官河东、陕西五
娱乐次中心区 府君庙、寺院、妓馆等 路之别馆
陈州——东水门休闲娱 外城城关及沿 门外“馆园尤多”，距东水门东南七里的汴河虹桥上著 商旅，大宗交易，流动
乐次中心 汴河外至虹桥 名的桥市、酒楼 人口汇聚，都人清明出
城踏青
东京高级综合性娱乐中心分布在都城中心区域，毗邻宫城，由几类娱乐空间要素为核心形成，并与政治和经济中心相融合，成为都城一个极化程度极高的中心区。其他两类是分布在里城外城关处由酒楼、瓦子、茶坊等空间要素为核心并整合周围地域而成的综合性娱乐文化次中心，和分布在外城城关处由园林、酒楼等要素复合形成的次中心。
以一种或几种娱乐空间要素为核心形成的都城娱乐文化中心，在分布上具有不规则的圈层结构，与都城商业中心地域分布有很大的一致性，凸显了东京休闲娱乐空间与商业空间两者之间互动整合的关系[5](P78)。
四、公共娱乐空间与都城空间形态的关系
城市娱乐空间的扩展，归根结底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居民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追求，实质上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精神物化。北宋东京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城市居民对情感活动与精神娱乐的需要，休闲娱乐空间在城市的层面上广泛设置开来，丰富了都城空间结构形态，形成了一些综合性的功能区域，驱动都城空间结构进行重新组合，使都城空间形态也日趋复杂。娱乐空间形成与扩展对都城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心复合性增强
传统都城都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中心即皇城（或宫城），皇城是都城的政治核心，统治者往往通过一系列的程式达到对这一中心的强化，完成对都城全方位的控制。这一中心对都城经济、文化往往有很强的控制力和辐射力。从古代城市发展史来看，唐代以前都城中心的复合性较弱，中心区的性质较单纯。北宋东京，宫城对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十分明显，城市中最繁华的商业区呈半包围状态紧密环绕着宫城，大众娱乐空间——勾栏瓦子也设立在这一中心区域，经济文化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区域。城市繁荣的商业文化娱乐区表现出由宫城强势力量激发生成的特征，商业经济、娱乐文化与政治更多地表现出相互融合。都城中心由单纯的政治功能性质向与城市生活组织密切联系、辐射范围更为广泛、功能更加多样化的复合性中心发展。
（二）空间形态三维方向的生长
我国古代城市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水平特征，由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都城中除却宫殿、寺观外，少有较高的建筑物。但是到了宋代都城这一水平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东京街道上林立着堂堂皇皇的酒楼，如宣和间修的丰乐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以第一层下视禁中”[2](卷2《酒楼》)。这些酒楼的起立，大大丰富了城市的立体空间形态，导致了宋以前传统都城中心皇家宫殿在立体空间形态上的统帅地位被打破，城市立体空间形态更趋复杂。娱乐空间的发展还带来了边缘形态的拓展，那些向居民开放的皇家苑囿、私家园林别墅以及优美的风景区主要分布在外城城垣外，娱乐空间突破城垣限制，在外城城关处衍生出以娱乐功能为主的集赏游、商贸为一体的综合性形态区，使都城的平面形态也得到了扩展。
（三）整合了都城社会空间结构
公共娱乐空间的产生和拓展，是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商业经济繁荣，市民生存权力的一种体现。宋代城市经济充分发展，一方面为市民的娱乐消遣提供了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市民在繁忙的商品交易活动中，没有文化娱乐的精神调剂是不可想像的，休闲娱乐空间成为市民们抒发感情，释放自我的场所，对城市社会协调发展起着调节器的作用。同时，公共娱乐活动增强了市民的认同感和团结精神，加强了居民的凝聚力，使城市趋于形成比较一致的文化结构，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达到对市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性整合的目的[6](P67)。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休闲娱乐是东京城市社会的润滑剂和加油站，对社会深层结构协调有着重要意义，具有重要的都城社会空间结构整合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