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以后，君臣痛定思痛，将靖康之难的罪责归之于王安石，指其得罪名教。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罢安石配享，宰相赵鼎实主之。士大夫皆反安石新经，转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学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科举之文也稍稍用程颐之说。但到秦桧独相、与金约和之后，又开始反程学，诋之为专门曲说，举子有用二程说者必黜之。每届贡举，秦桧皆荐其亲信为知贡举，桧的姻戚族属应贡举者皆得高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秦桧之孙埙应试，知贡举魏师逊欲以埙为省元，参详官董德元从誊录所中取到编号而知之，竟然很高兴地面对其他考官说：“吾曹可以富贵矣！”其曲意奉承秦桧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现，士大夫无耻至此已极。殿试的策题是问诸生师友渊源及专门之学，埙对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无节，实繁有徒”之句，考官擢为第一，以媚秦桧。及读策唱名赐第，高宗甚以埙的答策全像秦桧平日之言为不悦，乃升第二名张孝祥为状元。考祥虽未攻诋程氏之学，然其出自汤思退门下，且其对策中也出现：“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难，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这段文字既歌颂高宗，又阿谀秦桧，似亦非有志节高行之士。（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一六六“三月辛酉条”。另参考不著编入《宋史全文》（元刻本）卷二十一同日之记事，其后又引《大事记》云：“秦桧子熺既为举首，又以其孙埙为举首，……进士榜中悉以其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又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学津讨原本）卷六更言“张孝祥为秦桧之馆客”。） 可见在权臣高压之下，读书人不应举则已，若已应举，又思中第，则非谄誉或逢迎权臣不可。幸而次年秦桧死了，形势才有些好转，但先前的十五年，科场的逢迎恶习太严重了。如殿中侍御史汤鹏举所说：“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代笔，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中，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闱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甲科，而知举、考试官皆得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11] (绍兴二十六年正大辛亥年) 秦桧不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着新进士子的前途，皇帝竟成了傀儡。掌贡院者迎合大臣，出题目时常借用经传之言，以谀佞权相，如论伊尹、周公，则以时宰可媲美，全不究历代治乱兴亡，是以后生晚学皆不读史。士风败坏，仁义沦道德丧，以至于此！
孝宗时代政治安定，没有权臣专政，而且学术兴盛，民生亦乐利，帝一直想恢复故土，只缘缺乏良将，士大夫亦不知兵，故难以如愿。乃于淳熙二年（1175）御试后面谕宰相：“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乃于唱名后令新科进士比赛射艺，皆改穿戎服，各给六箭，可以自己衡量选弓，射中者以多寡推赏。[1](卷33，P301) 其意在倡导尚武精神，庶几能开一代新风气。历光宗至宁宗，道学甚盛，因为外戚韩侂胄反对宰相赵汝愚，而汝愚又荐引朱熹为侍讲，为侂胄所嫉恨，遂承袭秦桧之余续，指道学为伪学，强加禁绝。乃在庆元二年（1196）二月省试时贯彻实行。《通考》卷三十二载：“自韩侂胄袭秦桧故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之，上章论列。诏榜朝堂。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至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录语之类并行除毁。既而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也，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1](卷32) 利用科场进行政治斗争，如此严厉执行，一时号为君子者，无不斥逐，此即贻祸无穷的庆元党禁。但助桀为恶的则为无耻的士大夫。刘时举论之说：“韩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权纳贿，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为说以网善类也。而士大夫嗜利无耻、或素为清议所摈者，乃教侂胄，言：凡相与为异者道学人也。……又为言：名道学则何罪？当名曰伪学。盖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洁好修者皆伪学也。于是，壬险狠猥薄无行之徒利其说之便，攘臂奋袂以攻伪干进，而学禁之祸酷矣！”[12](庆元二年正月庚寅条) 如此颠倒是非黑白，实在可怕，那么，如果贪生怕死也是真情，又有谁敢舍生取义呢？
科举场屋乃是追逐名利之地，读书人有志于功名利禄，本为正常现象。有的读书人心存大孝，应举中第可以“扬名声，显父母”。要知中举中进士只是入仕的开端，而步入仕途后必须有所坚持，那就是心性之喜。君子与小人是不同的，不可能同官于朝。能出污泥而不染者，在任何时代总是有的。宋有天下320年，优宠士人，士之所以思报答者，就在于“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便倡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大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他的影响下，士风为之一变，士大夫间互相砥砺名节，也成就了仁宗庆历之盛。仁宗朝共亲试进士13次，得人最盛，神宗、哲宗时代的名臣，多是仁宗时中进士高第的，其言论行事尚多有所坚持，并不全以富贵显达为心。所以淳厚的士风毕竟是要靠居上位者涵养的。上之人如能以公取士，以诚待士，则士必以仁义相劝勉，各自忠于所事。朱熹的弟子李燔有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有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则功业矣！”[3](卷430，《李燔传》) 此正是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但为良医，良医时时惠及病人，不分贵贱亲疏，也是一项功业。所以叶适论科举之害，将“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列为其中之一。[13] 但科举之吸引士人，为时已久，“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似乎压力很大，但如真能严于义利之辨，不再患得患失，于应举答策问时，一本自己平日所学与终生信念，一一写出，仍会受到重视。如胡安国的例子：“少长入太学，昼夜刻励，同舍有颍昌靳裁之，尝闻程氏之学，与公论经史大义，公以是学益强，识日明。登第时策问，大要恢复熙丰之政，公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平天下之道，词几万言。考官得之，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以策中无诋元祐语，欲降其等，哲宗亲擢为等三。”[14] 哲宗命再读一次，注听称善者数次，乃亲擢为第三。可见哲宗并不全反元祐。此为亲试，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殿试不黜落，安国只是降名次，不会被黜落，如果是应省试，便一定被淘汰。不过也有例外，如朱熹弟子叶味道竟在应宁宗庆元五年（1199）殿试时却被黜，甚违宋朝传统。《宋史》卷四三八《叶味道传》载：“少刻志好古学，师事朱熹。试礼部第一，时伪学禁行，味道对学制策，率本程颐无所避。知举胡纮见而黜之，曰：此必伪徒也。既下第，复从熹于武夷山中。学禁开，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3](卷438，《叶味道传》) 叶味道至嘉定十三年（1220）始中进士第，已晚了21年，虽受一时的委屈，但毕竟能忠于自己所信仰的学术思想，深不愿迎合当权者，在当时确属凤毛麟角，对当时萎靡不振的士风，起了提升的作用。
四、结论
国家开科取士，旨在选拔人才，任以官职，三年一试，新人辈出，名臣贤辅，皆由此选，得人不为不盛。然科举考试只校其文艺之高下，无法知其素行。所以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奏上十事疏，提出精贡举之策首在广兴学校，让士子皆入学，先察德行，后较文艺。考试总是有舞弊的，前文已述及之，凡被人检举或监试人发觉者，都受到惩戒，但仍有人心存侥幸。所以朱熹评之说：“今世有二弊：法弊、时举；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15](卷108) 人人皆有私心、好恶，君主亦然，若此处不能革，只在法制上增添一些防弊之新规定，可说是舍本逐末。时代在变，科举之试题也跟着改变，诗赋固然无益于政治，而时务策虽号为有益，但只喜欢收取迎合谄谀者，亦非本诚心广求贤才之道。由是，士习于奔竞，但求虚名，不务实学，而科场的处分又轻，更助长一些投机者心存侥幸。[16] 因此就有不少人批评“科举之学足以坏人心术”。从表面上看，确是如此，但南宋初年的名儒张九成则认为这是凡人的见识。其论云：“或问：‘科举之学亦足以坏人心术，近来学者唯读时文，事剽窃，更不曾理会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说皆凡子也。学者先论识，若有识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举，时文中议论正当，见得到处，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见识，足矣！科举何尝坏人？’”[17] 北宋的名臣如王曾、寇准、杜衍、韩琦、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都能修身行己，皆是由进士出身，步入仕途，而成就其经世济民之功。其识其量非凡子所能企及。张九成更强调，只要士大夫明礼义、知廉耻，就可以抑止奔竞之风。只是世俗好名趋利之习，总是难以杜绝的，士人生于其时，也难以不受影响，要在自己有所坚持，不随波逐流而已！兹再引朱熹的话以为本文的结束语：“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邪？”[15](卷13) 应举中进士，出仕有俸禄，可以养亲蓄妻子，此不得已之事，要在坚守仁义，能化俗而不为俗化，科举是不会累人的。
